反腐斗争现状及形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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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志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如何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要在干部和群众中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她保持自身廉洁、反对腐败的必然性。我们党80年的历史，是前赴后继的奋斗史，也是反腐倡廉的斗争史。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度，惩办了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贪官污吏。这一方面是反腐倡廉取得的重大成果，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反腐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实事求是看现状

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但“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任务还相当艰巨和繁重”，这是中纪委五次全会的评价。一方面成绩很大，一方面问题很多，这就是现阶段反腐败的现状。

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好的，成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性党风教育不断深化，廉政建设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我们党成功地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得到增强，从政行为逐步得到规范。在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党的十四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制定了2500多项制度和法规，其中，中纪委、监察部就制定了100多项。二是大案要案查处力度持续加大。突破了陈希同、王宝森、许运鸿、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职级高、金额大、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清除了腐败分子，纯洁了干部队伍，振奋了党心民心，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坚决依纪依法惩治腐败的决心。三是从改革入手，逐步加大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力度。四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群众监督方面取得了新成果。全国已有86％的乡（镇）政权机关实行了政务公开制度，80％的国有集体企业以及国有和集体控股企业实行了厂务公开制度，90％以上的村实行了以财务公开为重点的村务公开制度。五是我们党探索出一条符合现阶段国情的反腐败路子。现阶段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依法有序进行的，不断取得的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为维护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提供了必要条件。这充分证明，党中央确定的关于反腐败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反腐败斗争取得成功的保证。

在充分肯定反腐败工作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有些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些领域中的腐败问题还相当严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一是违纪违法案件的数量仍呈上升趋势，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二是腐败向团伙型方向发展，涉案人员多，有的达数百人，并以团体组织的形式出现，有的向半隐蔽、半公开方向发展。三是干部人事上的腐败案件增加，从跑官要官发展到买官卖官，甚至出现骗官杀官的个案。四是“灰色收入”问题在一些地区和单位比较突出，有的是借婚丧嫁娶之机收受的礼金礼品，有的反映为所谓“奖金”、“润笔费”等等。群众说干部腐败，很多指的就是这种行为。五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还未得到根治，如农民负担、企业负担、中小学乱收费等等。巩固已有的阶段性成果，难度还相当大。

实事求是看现状，既要看到成绩和主流，又不可掩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党向来是光明磊落的。现状是客观的，问题究竟怎么看？我认为正确看形势首先要解决一个理论问题，即弄清现阶段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

综合分析找原因

同志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谈到：“腐败现象为什么会在党内和社会上顽固地存在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也一直是我深深思考的问题。”七年前，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对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过全面论述。去年，尉健行同志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报告中，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原因也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是我们分析反腐败形势的指南。

从体制转轨上分析。沿用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缝隙和漏洞，为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空间。在现实生活中，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曾有的腐败现象发生了，将来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后不易有的腐败现象也发生了。因此，当前这个历史阶段是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期。

从经济结构上分析。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向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结构、投资和外贸结构、人口流动和就业分布，以及城市和乡村的格局都会发生整体性变革。在现代化国家中，非农业人口一般占70％左右。在资本主义初期，人口的转移是通过“火与血”的痛苦来实现的，像英国因“圈地运动”而出现的“羊吃人”等等。我国则是通过结构调整等改革的手段，逐步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在这个转换中，数千万下岗职工和“民工潮”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不足为怪的。从转换的时间上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不过20多年。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目标，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算起来也只有三四十年时间。由于时间短、进程快，各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腐败现象也容易在这个时期滋生蔓延。再从一些国家的发展进程看，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激烈变革的阶段，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中叶的新加坡，都出现过腐败高发的情况。

从经济基础的变化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给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应该承认，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腐败现象产生的客观因素增加了。

从现行政策的利弊分析。我们在改革中出台的一些政策带有过渡性，有的利大于弊，有的利弊交叉，有的在经济建设上是正效应，而在廉政建设上是负效应。例如，高关税对保护民族工业是正效应，但利益的驱动使走私现象屡禁不止。

总之，我们对现阶段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政治上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只有理论上清醒了，才能解疑释惑，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反腐败的形势。

辩证思维谈方法

不同的群体看待反腐败形势有不同的角度。领导机关习惯于从上往下看，从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谈起；老百姓习惯从下往上看，从村长、乡长的不廉洁推测省长、部长的不廉洁。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可见，怎样判断反腐败形势，有一个观察方法和角度的问题。这里，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要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概念不能泛化，二是评价标准不能理想化。反腐败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与全局工作相互协调、整体推进。工作标准的定位应该放在“适应”上，看它是否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通过反腐败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是否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要量化分析。对反腐败工作的估价虽然不能像经济工作那样量化，但也不能凭主观感受。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一个测评体系，从不同角度对腐败现状和反腐败工作进行量化测评。

要历史地看。近年来，我们对党员干部的处分率为2‰左右，一些领域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率仍然在上升。由此，有些同志感叹世风日下，今不如昔。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把今天的案发率移到20世纪50年代会怎么样？后果当然不堪设想。但今天社会是稳定的，经济是发展的。这说明我们不能以计划经济时代的腐败发生率作为参照物，也不能离开历史背景简单地与20世纪50年代进行对比。

要多视角地看。对反腐败形势要多视角、全方位地观察。既要看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又要看到反腐败工作的良好走势正在从侧重遏制转到标本兼治、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上来；既要看到危险性，又要看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为反腐败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看到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还要把握一个基本估价，即党风的主流是好的，党员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腐败分子毕竟是极少数。

要辩证地看。腐败案件不同于刑事案件，前者是隐性的，后者是显性的。我们只能统计每年查处了多少腐败案件，却无法统计每年发生了多少腐败问题。因此，在看到查处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腐败黑数是很大的，不能躺在成绩上沾沾自喜。但是也要注意另一种倾向：纪检、监察机关下力气越大，查处的案件就越多，媒体公布的数量也会增多。由此，有人推断“越反越腐败”，这种论断是简单轻率的。如果这些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是按照中央的路数开展反腐败斗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程度将比现在要严重得多。但是，期望我们采取几次大的行动就能彻底解决问题，这种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

怎样看待反腐败形势，不仅是一个工作评估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开展的。西方敌对势力把我们的干部队伍说得一无是处，攻击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其目的就是妄图动摇干部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动摇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因此，我们要在干部和群众中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