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文化在建筑设计中表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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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徽商形成的原因，分析了徽商文化的基本特征，重点论述在徽商私宅建筑与装饰的几种典型设计形式中体现出徽商文化影响的痕迹，并指出徽商中“贾而好儒”的思想是形成徽州建筑与装饰设计中典型形式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徽商文化建筑装饰

1.徽商形成与文化特征

1.1徽商的形成徽商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商帮之一，这个商帮曾经风云一时，势力最大时，几乎操纵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商形成“徽帮”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徽商应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至清代乾隆年间达到顶峰，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600余年，称雄300年。徽商有四大行业，主要是盐商、典当商、茶商和木商[1]。

1.2徽商的文化特征由于徽州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徽商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贾儒结合”。“正因为徽州人儒而不轻贾，贾儒并重，右儒亦右贾，由此造就的徽州商人也就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贾而好儒”促进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对商业经营产生过积极影响，使徽商称雄于明清两朝[2]。由此决定了徽商的诸多特色，在竞争中有诸多优势。这些特色和优势是徽商得以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奥秘。

1.2.1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极高的商业信誉儒家思想从来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讲究仁、义、礼、智、信等。徽商作为当时的一代儒商，运用和体现儒家的道德思想、伦理规范，多是自觉的、有深刻体认的，由之直接决定了他们在经营中的特色[3]。

1.2.2较好的文化素质和高明的经营艺术徽商作为儒商，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如绩溪商人章传仁、祁门商人陈大道等都是“太学士”；婺源商人王宜桂是“太学生”，潘光余是“国学生”等等。同时，饱读诗书又是徽商保持高明经营艺术的基础。

1.2.3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极大的无形资产徽商贾而好儒，在当时均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如胡雪岩就是朝中二品。同时好儒又给徽商带来了很好的名誉，这种名誉对徽商来说更是一种丰厚的无形资产。

2.徽商文化在建筑装饰中的体现

徽商在外闯荡成功后回家省亲或者养老，用自己赚来的钱安享余年，自然会大兴土木，建设自己的安乐之所，徽州建筑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发展、兴盛起来，并逐渐形成独特的具有徽商文化特征的建筑装饰风格。

2.1对水的独特认识徽州人历来对水有着独特的要求和认识。如徽州村落在选址时，注重水川，要求“水要抱”，即村前有溪流环绕形如“腰带水”。还注重选好水源、水质两要素。徽州村落选址故有“未看山、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的说法。靠近水可利水运交通，方便生活、灌溉用水。古村落故多位于溪流附近，谓之“居无绝溪”[4]。可以说：水，改变了徽州村落的结构。

在建筑装饰中，徽州人对水的钟爱则表现为天井中的“四水归堂”这一建筑形式。天井除了采光、通风、排水、承接的功能之外，还是对室内空间的补充，与室内空间相互融汇渗透。徽州古民居的天井，具有采光和通风的良好的物理性能，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尽情地拥有自然采光；另外，徽州古民居的天井，不仅实用、美观，而且反映了人们“四水归堂”、“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朴素心理[5]，寄托了财源滚滚的美好愿望，在当地还有“家有天井一方，子子孙孙兴旺”之说。这样看来，这小小的天井所承载的寓意就更为深刻了。这种深刻的寓意也充分体现了徽商的文化特征。

2.2对商贾地位的突出从古至明清，士、农、工、商“四民”正是中国传统社会构成的基石，士为首为尊，农次之为本，工商居后为末，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始终是最低下的。可以说，没有徽州商人在外的打拼就没有徽州的繁荣与发达。徽商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极力进行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是消极和无声的，通过建筑的形式表达出来。

既然是徽商的财力支撑起徽州的独特建筑，那么自然而然徽州建筑中会体现浓烈的徽商气息。徽商是非常典型的“儒商”，因此，除了在建筑与建筑装饰中体现儒家的教义之外，就是对“商贾”的突出。如徽州建筑中典型的“商”字门，就是非常典型的突出商贾地位的建筑装饰。“商”字门装饰形式寓意为高人一头，在某种意义上是表达了徽州人对提高地位的一种期盼心理。

另外在徽州建筑装饰中，徽州商人也会把自己的人身经历、理想等等表现在其中。“在徽州，发了财的徽商，当了官的仕人，都要将他们的财势在建筑上表现出来，油漆粉刷，雕梁画栋，无处不表现其精美。”[6]

2.3对防御思想的重视徽州建筑与装饰中体现徽州文化中的防御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灾害的防御和对人为灾害的防御。

2.3.1徽派马头墙与火的防御传统的徽州马头墙式建筑，以其特有的建筑形制和风格著称于世，而产生这种形式的主要原因就是火。可以说，“火”

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徽州特有的建筑形式。据《徽州府志·卷一》记载，徽州经历过几次巨大的火灾。宋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徽州城内失火，烧毁州治官舍19所，计520余间，延烧民房1500多家，3天方熄。宋元两朝，徽州仅府志记载的大火分别达到8次和6次，明朝弘治十四年（1501年）以前，失火次数更是高达12次。频繁的火灾，成了徽州人心中的无奈。

为了预防火灾，徽州人总结出一套相当完备的措施：河流水系、宽街窄巷、高墙、木结构不外露、外墙设防火门窗、以及水塘、水井和太平缸等等，因地制宜，大大提高了村落的防火性能。

徽州人防御火灾最为杰出的成就，就是封火墙的广泛使用。随着人们对封火墙的防火优越性的深入认识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徽商经济的发展，逐渐发展到每家每户独立建造封火墙。封火墙采用砖石结构，以砖砌为主，建筑在房屋的四周，把可燃的木结构包在里面。两端的山墙高出屋面，由于古民居多为两坡顶，山墙随坡面高低起伏，有三封山、五封山、七封山造型，因五封山造型似五座山峰，因此，封火墙有“五岳朝天”之称。封火墙的垛头造型，有“斗式”、“雀尾式”、“喃鸡式”，其形状像昂起的马头，所以，后人又称之为“马头墙”，整座封火墙如同一堵屏风，故又称“屏风墙”。这种封火墙高出屋面，墙面涂以白石灰，上盖黑瓦，装饰性很强，这就是“粉墙黛瓦”，已成为徽州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

2.3.2高墙深院中的妇孺与对人防御在徽州，男子从十六岁开始就随着先辈们踏上从商的道路，离开家乡。当地流传着“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说的是徽州人的早婚——不少人往往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7]。那么，在男子大都外出经商的情况下，家中只剩下妇孺老人了。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家庭的安全以及防盗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人为灾害的防御导致了徽州建筑中的封闭高墙的建筑形式。在建筑的内部装饰上，对防御也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如宏村“承志堂”外墙的里侧，增加了一层木质墙板，既有美观的效果，又具有防盗的功能，一旦深夜盗贼掘墙打洞，触及木板发出声响，提醒家人防备。新晨

2.4对三雕装饰的钟爱唐宋以后，由于徽商的崛起，在徽州的建筑与装饰中出现了徽州的三雕艺术。徽州“三雕”即木雕、砖雕、石雕艺术，其范围之广，遍及徽州旧辖之绩溪、歙县、黟县、婺源、休宁、祁门六邑；其时间之久，自宋迄清直至民国，长达千余年历史。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众多的雕刻能手活跃于徽州辖居的一府六县，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在金石、碑刻、版画、墨模、刻书琢砚、嵌漆、竹刻乃至建筑、雕饰及日用家具各个方面，无不给后人留下珍贵的艺术瑰宝。尤其是木雕、砖雕、石雕这三朵艺术奇葩显得更加辉煌夺目。

封建住宅的等级制度明确规定“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色彩。”富而不贵的徽商，在建筑的形制上受到限制，将财富投向内部的装饰上，通过三雕来显示其富有。徽州三雕由于扎根于异常丰富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是儒学思想渗透的结晶，所以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古徽州文化商儒并重，号称“商贾之乡、诗礼之邦”，因此作品多以弘扬儒家的忠孝节义、智勇廉耻为主要题材。通常出现的内容有教道、忍让、中庸、崇礼、恩荣、忠义、冠礼、读书、及第、诗教、耕织等[8]。

徽州三雕的题材广泛，有人物、山水、花卉、飞禽、走兽、虫鱼、云头、回纹、八宝博古、文字楹联，以及吉祥图案、几何图形等，有写实的、具象的，有写意的、抽象的，可以说无所不包。雕刻匠师们取民族文化与徽商乡绅审美心理相合的题材，加以创造。这些题材大部分都是依托与徽商自身的一些特质，寄托徽商对生意和家庭的主张与理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教育意义，反映出徽州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

3.结论

徽商中“贾而好儒”的思想是形成徽州建筑与装饰设计中典型形式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深厚的儒家文化铸就了徽商的奇迹，殷实的徽商成就了徽州建筑风采，徽商建筑历经风雨沧桑，至今仍伫立在山边水岸，其独特的建筑装饰艺术形式，丰富的设计思想内涵，给我们丰厚的启示与经验，值得我们去思考、发掘和总结。∷

注释[1]徐孟林，于清树：《徽商兴衰对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借鉴意义[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5）：80[2]方春生：《徽商的思变与“贾而好儒”[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33）：418[3]刘伯山：《中国一代儒商——徽商[A]》，徽州文化研究（第一辑）[C]，合肥，黄山书社，2002：97[4]孙静，周锟：《水、火与徽州聚落[J]》，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16）：44[5]程晓玲，顾春华：《浅析徽州传统民居的特色[J]》，美与时代（下半月），2008.5：103[6]楼庆西：《中国建筑文化一瞥（七）徽州建筑[J]》，中国书画，2003.9：100[7]王振忠：《乡土中国——徽州[M]》，北京，三联书社，2000：44[8]潘李仂：《古徽州三雕艺术鉴赏[J]》，艺术与投资，2006.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