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民族建筑的保护及有效运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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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建筑保护是“人居环境”历史延续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民族建筑面临着危险的宿命，与会专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认同。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会长王景慧对民族建筑精华的被破坏表现了极大的痛心：一是许多有价值的民族建筑由于暂时没有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被拆毁；二是文物古迹虽在，而它的历史环境却遭破坏，大大损毁了它的价值；三是大量民居建筑群、民族村落被拆毁、被改造，这在东部发达地区十分普遍，不少地方随着旧城改造或建设新村，传统建筑已荡然无存。

来自英国的加的夫城堡结构测量师约翰·爱德华兹以加的夫城堡为例子，阐明古建筑的保护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他说，在加的夫城堡的保护过程中，由于考虑的问题很多，遇到了许多不同的有挑战性的古建筑保护问题，包括从建筑的结构和装饰的物理保护工作，到游客参观路径、教育、解说、旅游以及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所以古建筑保护是一个比平常所描述的要广泛得多的概念，保护不仅是干预，而且是在现存的条件下(也就是环境条件)为建筑结构和装饰创造更理想的条件。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秘书长肖厚忠博士认为，保护民族建筑实际上是一种“人居环境”的历史延续和保存，保护民族建筑，不仅要保护民族建筑本身的结构，更要注重保护建筑周围的环境、聚落或者街区群体的空间结构和建筑形态，一个典型的教训就是福州“三坊七巷”的保护，最初的规划只是保护其中的名人故居和著名建筑，其他的古建筑均拆除，这种做法非常不对，这样保护的民族建筑将大打折扣。

肖厚忠认为，由于对传统民族建筑的认识不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对民族建筑的保护多局限于单个重点建筑，而不重视整个街区、古城景观的整体保护；二是一味注重经济发展，为经济利益宁可牺牲民族建筑。如1992年以来随着土地转让批租升温，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出现拆迁旧城的热潮，典型的如北京四合院被拆；此外，肆意占用古建筑从事经营活动，导致破坏，典型的如湖北武当山、北京护国寺火灾；三是浮躁的心态扭曲了保护民族建筑的目的，一些地方领导直接把文化遗产视为摇钱树，轻保护重开发，经常出现“杀鸡取卵”式的利用；四是社会对民族建筑的认识水平不够，建筑师对民族建筑的精髓领悟不深，诸如“欧陆风格”的建筑席卷全国，中国传统形式被视为乡土，这是一种媚外心态在作祟。近年来，中国出现较多的仿古建筑，一类是在大楼上加小亭子的“夺风”建筑，另一类是一些打着传统文化旗号的格调低下的庸俗建筑，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当前建筑师对本国民族建筑的精髓体会不够，缺乏应有的传统文化功底，远不如20世纪初的建筑大师。

寻找失落的建筑传统

在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对高句丽古城、东阳明清聚落卢宅、羌族建筑、西藏建筑、闽西客家建筑等中国传统建筑进行了分析，对其价值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肖厚忠总结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民族建筑保护的经验，认为几个国家有几点是共同的：即积极进行立法，建立民族建筑保护性法规体系；政府积极投资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吸引大量的民间资本的进入；提高全社会对传统民族建筑的认识水平；确立保护为主，开发利用为辅的保护传统民族建筑的思路，不能因过度开发，而造成民族建筑毁损。

在肖厚忠看来，民族建筑保护有两层意思，一是直接保护现存的古建筑；另一层就是继承民族建筑的“文脉”。因此他建议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对文化遗产，应发展“可持续的旅游业”而非传统的“大众旅游业”，具体做法如使用当地原有的建筑物作为家庭式旅店，通过小范围的使用传统建筑，既保留原有特色又为居民创造收入来源。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有关古建筑保护的立法和相关规范的制定工作，如针对古建筑的防火，目前只有1984年由公安部、文化部制定的《古建筑消防管理条例》，而这些标准大多数是针对现代建筑而言，在古建筑的适用性上有很大的局限。

肖厚忠认为，中国目前民族建筑保护不力，很大问题源自国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不足，片面追求“现代化”和“西方化”，那种认为把旧建筑拆光，盖起高楼大厦就是现代化的观点仍有很大市场。日本之所以能在20世纪60年代末爆发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市民保护历史街区运动，根本就在于日本国民对民族文化有着极深的感情，因此，培养国民的民族感情，让国民认识到民族建筑是记载我们文化、历史的录影机，让国民热爱我们的民族建筑，才是保护民族建筑的根本之路。

谈到对传统民族建筑的继承，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秦红岭副教授认为，中国建筑师在如何正确继承传统的问题上面临两大难题：第一，如何发掘、提炼并完整叙述传统建筑文化中那些具有现代价值的“看不见的东西”，或者说准确捕捉中国传统建筑的灵魂；第二，在此基础上如何将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用抽象的方法(即不是简单形式上的模仿与符号借用)加以表现，或者说应当用怎样的方法将传统建筑的精华转化为足以支持与指导中国当代建筑实践的文化资源。如果这两大难题解决不好，中国建筑界谈正确继承与创新传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