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建筑学存在生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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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景观建筑学以一种规范化了的知识形式以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为活动中心向外传播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同的环境中，出现过截然不同的或某些特征相重叠的景观建筑学。这些建筑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识别标志。有时候是通过国家与地域的标志来识别，有时候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范围来识别，还有时候是通过文化背景来识别。在一个特定的职业范围包括从业人员和学者这些识别标志与民族的、国际的模式和跨文化交流紧密相联。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中国和那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一个与景观建筑学盛行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学生和专业人员与西方学术机构的接触逐渐增多，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当中国源源不断从西方引入设计理念和手法的时候，中国究竟能承受多少外来文化的交流？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到处充斥着握手和微笑，但文化交流所面临的文化输入和实质性问题却被陈词滥调所掩盖。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和亚太地区成了高速发展的焦点，而我们又该构思一个怎样的跨文化交流的新脚本呢？第二，教育机构、大专院校及其特定的实践已经在敏感而强有力的跨文化接触的期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引入景观建筑学理念的机构，怎样才能引导我们从单向式的文化碰撞走向多元的文化交流呢？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

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

“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

“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新晨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

“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kindred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以时空穿梭的形式对跨文化进行思索，这种穿梭是一种展开的节拍，结尾开敞，贯彻始终，它抗拒着直线性的思索和那种超越经验的、有着权威声明的目的论。这种穿梭是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进行的，而不是在诸如“东方和西方”、“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景观和语言”这类抽象模式的范畴中进行。这种穿梭体现的是循环中的观念的特殊结构；事实上，不可能把它当做一种普遍存在、无限延伸的思维方式，在思维过程中不加限制地反复出现。这种穿梭唤起了一种新的相关性的体验，在景观建筑学中，这种体验被称作“文化的相互性”。它伴随着多样化的资源，在教育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帮助景观建筑学在进入全球化的年代里清楚地表达出对文化的相互性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