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教育中国化教育体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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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校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承担者，大都是一些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文人志士，如蔡元培、张伯苓、经亨颐等。他们怀着热切的教育救国愿望，以开放的心态、世界的眼光，勇于吸取包括先进科技和思想文化在内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同时，他们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优秀内容，针对我国近代化的实际需求，力图使西方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融合，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具体国情的现代教育模式。这些教育家所进行的将外来文化民族化、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可贵财富。从唐文治在交通大学①期间(1907—1920年)的办学实践来看，他当属于上述教育家之列。在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科学教育的同时，将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与现代大学教育相互融合，寓传统文化教育于科学教育之中，追求工科教育的本土化，这是唐文治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鲜明特点。

一、“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江苏太仓人。早年入江阴南菁书院攻读经学，1892年中进士。初派在户部任事，1903年任商部左侍郎。1906年任农工商部署理尚书。他目睹接连发生的甲午战败，戊戌喋血，辛丑之役，痛感国事衰微，而清廷腐败已极，无能挽救危局。遂于1907年以母丧丁忧南下，不再出仕。同年，应邮传部尚书陈璧之邀，接任交通大学校长，选择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师”的弃官从教之路。唐文治深受儒家士子经世思想的浸润，加上外务部、商部等实务部门的任职经历，1901年东渡日本、1902年远赴欧洲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近距离的接触，使他体察到要挽救危亡之局，必须向先进的西方学习，兴办农、工、商诸实业，发展经济民生。而发展近代实业离不开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更离不开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兴办传授科技的学校也就显得十分紧迫。他在任职商部期间，倡导广设实业学堂，以教育振兴实业专才，并亲自主持创建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以为各地兴学之模范。求实学的教育思想在唐文治为官期间就已经开始萌发，真正付诸实践是在他任职交通大学期间。任职初的交大，处在办学方向转变时期。交大前身为1896年盛宣怀奏开的南洋公学，是一所旨在“专学政治家之学”［1］201的法政类学校。1905年改隶商部，校名更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转而培养从事工商实业的专门人才。1906年改属邮传部，办学方向上侧重于交通工程专业，计划增设铁路、航海、电机等专科。然因人事更动频繁，校务处于无序状态，改办工科的计划被束之高阁。唐文治到任后，恪守“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2］的办校宗旨，引进西方先进教育成果，高薪聘定外籍专业教员，集中办理与交通有关的工程专业。1907年底，建成铁路专科，学制3年，是为交大高等工程教育的发端。次年8月设立电机专科，首开我国电机工程教育的先河。1909年办成航海科，是为我国最早的高等海航教育，该科后独立建成吴淞商船学堂。民初，铁路科、电机科分别改为土木科、电气机械科，并参照数年来搜集的欧美大学章程制度，修订完善课程设置与管理办法。1918年初，唐文治为造就铁路、电机管理人才，借鉴欧美少数大学开设企业管理专业的做法，添设铁路管理科，在全国高校中首开工程教育和管理相结合的做法。同年，学制也调整为4年，学生规模、师资队伍、实验设备、校舍建筑也相应得到扩展。到前后，交通大学的人才培养在全国同类学科中占得重要一席。就数量而言，1918年在校专科学生175名，占到同期全国高等工科在校生938名的18.7%。就质量而言，从1916年至1919年的4年间，全国共录取清华官费留美生32名，其中该校考取13名，约占41%。教育部也承认“该学校程度实在高等以上”，社会人士已经认为“本校功课与欧美各大学相亚”。无论从学科学制上，还是从教育资源和质量上，学校已经合乎工科大学所具备的条件。唐文治在自订年谱中写道:“于是专科凡三，初具大学规模矣!”［3］并认为“中国东南各省无大学，于此盖始基之矣”。［4］果不其然，唐文治离校后的第二年即1921年初，交通大学“水到渠成”的改组成立，一所以工为主、工管结合的近代大学终于实现。唐文治因其在我国近代工程教育上的一系列卓有成绩的开创性贡献，而被后世尊称为“工科先驱”。在办学过程中，唐文治主张“求实学，务实业”为主要内容的尚实教育思想。针对清政府授予新学堂毕业生功名及官职的做法，他深恶痛绝，并呈文学部，认为科举既已废停，学校教育自应专重科学，各类学堂要以尚实为宗旨，使人人趋向实学。明确主张教育应进一步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废除给出身、奖实官的科举弊端，要求在办学之中贯彻尚实思想。同时建议对毕业生的名目和任用，都应向西方的教育制度学习，中学堂、高等小学以上毕业者称某学堂毕业生，高等学堂毕业者称某科学士，大学堂毕业者称某科博士。这样，才能与西方学堂一致，而又与尚实之义相符。唐文治要求学生在校生学习期间踏实刻苦地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技能，走上社会以后，仍然要以同样的精神去务实业，去发展民族工业，做些实际的工作。在当年校园内，一首令人激昂向上的校歌时时回荡在学生心田。歌词曰:“醒狮起，搏大地，壮哉吾校旗;愿师生全体明白旗中意，既醒勿睡，既明勿眯，精神常提起;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便是光辉吾校旗。”［5］集中体现了唐文治的尚实办学思想，也成为历代交大人孜孜以求的座右铭。

二、“彼淹贯科学，当世宁无其人”

在筚路蓝缕初创我国近代教育的过程中，引进西方现成的教育模式成为必然甚至于唯一的选项，从教员到教材，从课程到教法，可以说是照搬照套。唐文治在办工科教育时也基本如此。不过，在“拿来”的同时，他却格外保持了一份力避“食洋不化”的清醒。他谆谆告诫师生:“我国科学幼稚，承学之士取资于西国载籍。其间地力民能异势，广谷大川异形，其善于彼者未必适于此，其所以为利者，或所以为患者也。是则更非惯历其间，善于会变不为功。”［6］125为了达到“善于会变”，学校每年暑假组织师生到各路矿工厂、山川河海去实习试验，以求学理适用于国情，而能融汇西方的课本知识。在倾力移植西方教育的清末民初，西方教育这个“舶来品”水土不服的症候尚难显现，也少有人来得及去关注。唐文治的这份清醒和“会变”思想显得格外地难能可贵。然而，唐文治对于工科教育或者说西方教育的中国化、民族化追求，不仅限于此，而更在于融会传统文化资源与近代大学教育、儒家精神与科学教育的深邃思想与执着努力。这位长期执掌实业部门要津的经世之士，怀着实业兴邦、教育救国的憧憬，以求实学、务实业为办学宗旨，对现代科学教育不遗余力，成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先驱。同时，作为精研孔孟之学的国学大家，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也是“中体西用”文化方针的崇信者，极其注重运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躬行道德育人，强调品行学识合一，造就出中西并重而又“体用兼备”之才。在中国文化大变革的清末民初，唐文治以学校为舞台，以学生为载体，致力于传统儒学在科学教育之中的现代生存，秉承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极力渗入道德教育，甚至把道德教育凌驾于科学教育之上。他说:“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彼淹贯科学，当世宁无其人。然或忘身殉利，一旦名誉扫地，譬诸基础未筑，则屋宇垣墉势必为风雨飘摇而不久固，如此则由道德之不明也。”［6］126一句“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7］精辟地道出了他对道德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他认为，无论教授还是管理学生，都要“参酌情形，严定章程，以道德端其模范，以法律束其身心”，［6］125学生才能有志上进，蔚为通才。他再三告诫学生:“凡人求学，所以学人也，若求学者而不修道德，虽博学多能何益。”他认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品行不好，就谈不上学问，即使学贯中西，满腹经纶，对社会国家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只能是为着一己私利的饭碗教育，甚至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还不如不去培养他呢!诚然，道德有新旧之分、虚实之辨，为适应近代社会的要求，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旧道德原封不动地予以继承，把一些流于空谈的玄理当作信条。这点唐文治也是很清楚的。他所要求的是继承优良传统，“以至新之心理，发明至古之道德”。［8］就是说要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树立一代新的道德规范。道德教育、科学教育之间“基础”与“屋宇垣墉”的关系，还集中体现于唐文治关于“一等人才”论述中。1930年，唐文治应邀参加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在致辞中留下了一段关于培养“第一等人才”的精辟阐述:“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9］。进行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并不要求学生做道学先生，并非割裂中西文化，而是在科技精英身上融入道德教育，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结合传统文化教育，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他说:“常人之所谓学问，分学问品行二者也。吾之所谓学问，合品行学问为一者也”，要求学生在“勤研物之质”之外，更加注重“培养性之灵”。［10］唐文治以为在功利思想横行、传统文化失落的近代中国，急需造就德才兼备的“第一等人才”。高尚品行是人才、学问、事业的基础，只有具备高尚品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一等人才”、“领袖人才”。他还鼓励学生求学期间，“科学精益求精，务期加人一等，而于心术品行，更复尽心修养，蔚为救国人才”，集中概括出他对科学教育与道德品行教育相融合的追求。

三、“勤研物之质，更培养性之灵”

以前一说到儒学，好像从古至今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影响的都是封建的、传统的，西方一进来就把传统打败了，知识分子要全部转而走向西方道路才算救国救民，如果守住传统思想就是守旧，不合时代潮流。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唐文治发挥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道德育人的内容相当丰富，着重包括致良知、立诚信、辨是非、养气节四个方面。唐文治推崇宋明理学，对王守仁提出的致良知学说尤有心得，在道德教育中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良知，又以知行合一，使良知转化为行动。他又认为学生在校修业以“立诚”为要，人格的养成亦始于“立诚”，开宗明义地将“诚”作为学生身心修养的根本，“今为我学生开宗明义先讲一诚字，以为身心性命之根本”。［11］辨明是非在唐文治道德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废在于民心，而民心则看是非之心的存亡，如果是非之心不存，天下就会大乱，国家也会消亡。他把区分是非的准则从中国古代如“十三经”中求得。在贫弱不堪、外强入侵的近代中国，唐文治还提倡气节。他要求学生养成如《通书》上所说的气节:“为直，为义，为严毅，为干固”，来作为为人的根本，在进入社会后，屹然特立，不为社会恶劣风气所同化，这样才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在民族危亡之际，他还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家爱民族的气节教育，经常向学生介绍古代志士的爱国言行，特别推崇岳飞、文天祥的诗文和他们的英雄气概。除了上述内容外，唐文治在1912年所著的《学生格》中，还阐述了作为学生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包括有恒、有耻、尚志、爱敬、尊师、公德、勤俭等方面。尽管唐文治充分吸收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精粹部分，并尝试与科学教育结合以求实用，谋求儒家精神的现代生存，但由于受到个人思想和历史时代的局限，唐文治将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封建人伦等道德观念也包含进去，作为对学生进行德育的重要教材，这是有违时代进步要求的。唐文治对学生的科学教育是不遗余力的，而对道德教育更是躬行其事，煞费苦心。他将学校日常教务都交给教务长和各科长去办，自己较多的专注于学生的道德教育。国粹是传承中国数千年优良文化的载体，唐文治通过宣扬国粹作为道德教育的一个主要方式，因而十分注重国学教育。他把国文比作国民之精神:“夫国货者国民之命脉也，国文者国民之精神也;国货滞则命脉塞，国文敝则精神亡，爱国者既爱国货，先当维持国文，此读国文为救世之第二事也。”［1］201针对西学东渐之下教育界强调西学而轻视国学的现象，他非常忧虑，以为将会丧失本国文化，学生品行绝难养成。上任不久即重订学校宗旨，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办学宗旨后面紧跟上一句:“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12］在1909年设置了铁路和电机两个工程专科后，又增设了国文科，专职加强工程专业的国文教学。国文科的增设可以说是开设我国高等工科学校中设立中文系的先河［13］。国文课本都由唐文治和本校国文教师自编，其中由唐文治编写的课本就有《曾子大义》2卷，《论语大义》20卷、《孟子大义》7卷等数十卷，全部不离经学精华，旨在阐发孔孟之学，宣扬儒家大义，陶冶学生性情。单从内容上就可以知道，唐文治极意注重国文的目的明为保存国粹，实际是在渗透道德教育，均可以看做道德教育的范本。学校还从各个环节上、采取多项措施来提高学生国文水平。无论是专科，还是中小学招生时，录取与否首先看考生的国文成绩，批改试卷时，如果国文成绩不好，其他试卷就不再批阅了。国文除了作为一门主课被重视外，唐文治还给学生们开了“小灶”，每星期上午组织了课外的国文教学。唐亲自上台授课，结合道德教育对学生讲授经学，十数年来如一日从不间断。在他主持校务的后期，双目已近失明，但仍然坐镇讲坛，背诵经文一字不差，讲解精微透彻。此外，唐于1908年主持设立国文研究会，组织每年举行一次由大、中学生参加的国文大会(即作文比赛)，至1920年的13年间从未间断。他亲自参与命题，还选印历年国文大会的精华文章，编成《南洋公学新国文》，由商务印书馆代售，成为风行一时的语文课本。除了通过国文教育以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外，唐文治主持严定学校规章，教职员规章的制定主要以“以本身作则”为宗旨，学生规章则专以“敦崇品行”为宗旨。他还亲自制订了“勤、俭、敬、信”的校训，在礼堂悬挂了摘自儒家经典的对联:“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虽愚必明，虽柔必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存者仁，所过者化”，作为学生砥砺道德品质的座右铭。唐文治注重在科技教育的同时融入道德教育，是值得肯定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它为工文并重的教育模式，为工程教育的本土化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为学校赢得了“科学好、中学好”的名声，造就了一批文理兼通的早期中国科技人才，如凌鸿勋、丁西林、杨荫溥、周厚坤、支秉渊、冯简、张廷金等。同时，浓厚的人文教育环境还影响了一些学子成为民主革命家、文化界大家，如无产阶级革命家陆定一、侯绍裘，著名新闻工作者、文化斗士邹韬奋，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戏剧家洪深，画家朱屹瞻，文史专家朱东润，教育家孟宪承、廖世承，等等。

四、结语

唐文治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作为交通大学校长，他注重先进科学技术教育，力图养成“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的科学技术专才，实现富国强民的宏愿;但是作为国学大家，他又极意致力于儒家精神的现代生存，灌输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体用兼备之才。唐文治在近代中国历史新旧制度更替，思想文化逐步多元化的时期兴办工程教育，是时科举初废，新式教育草创，学制尚未真正建立，实业教育风气未开，而学校又存在着设备简陋，师资短缺，经费无保障的境况，他却抱着为国培养“领袖人才”愿望，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既为交大成为全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为科学教育融入优良传统文化做了十数年身体力行的尝试，为探讨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中国化、民族化提供了有益的教育实践。今天，我国教育仍在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和方法，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甚至食洋不化，这是我国教育领域一个基本的病症，也是目前教育改革中所要克服的主要难题。在20世纪早期，唐文治所进行的将西方工程教育中国化的深思与力行，将外来文化教育民族化的理论和探索，应能为我国当代教育发展进步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背景和建设层面，为我国建成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带来些许启示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