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范文

国债是国家公债的简称，是指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发行的以人民币支付的国家公债。它是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和满足其履行公共职能的需要，在有偿条件下筹集财政资金时形成的国家债务。

从财政=税收+费用+利用+债务+其他收入这一等式中可以看出，在收支的总体平衡中，是由支出来决定收入的。因为有了支出的需要，才有了对足以支撑这些支出的收入的要求，因而才产生了财政。这是现代国家“以支定收”的基本财政理念。同时，也可以看出，收入是随着支出的变动而变动的。在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各种收入之间则存在着此增彼减的关系。一个人在自身收入足以满足生产、生活支出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去借债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只有当以税收为主的其他收入不足以满足国家预算的情况下，才需要发行国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债在财政收入中扮演着一种补充性的角色。所以从根本上说，国债只是赤字的伴生物。因此，只有当税收、利润和费用等既定的收入形式不能满足政府的支出需要时，国债才能作为某种调节器在灵活性上使财政收支的公式得以平衡。由此可以得出国债的基本功能就是弥补财政赤字。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需要满足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需要。如此种类繁多、项目庞杂而经济效益又非常隐性的公共物品决定了政府用来满足这类支出的财政收入就必须具有稳定可靠、数额庞大等特征。与国债相比，税收恰好具有这一特性。税收凭借其强制性、固定性与无偿性这三大特性稳居财政收入的第一位，相形之下，国债的特征则是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自愿性是建立在群众自愿承受的基础上的。所以其收入的量不是很稳定可靠。有偿性是任何债务本身都具有的一大特征，借债就必须偿还。灵活性则是指国债的确立是以财政收支之间的差额为依据的，既不具有发行时间的连续性，也不具有发行数额的固定性。

国债在财政收入中所承担的角色就决定了国债应有的规模。从理论上讲，一国在每一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必然客观地存在着某种适度债务规模的数量规定性，也就是说，在这一规模上，国债功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对经济生活的正面积极影响作用最大，相对而言负面的不利作用最小。在现实生活中，决定或影响适度债务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场健全程度，国债的结构状况、筹资成本与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益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对国债总量的把握。

因此，国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如何通过实体、程序上的各种规定以保证、维持国债的发行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熊比特在1918年发表的《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税收国家危机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即在于由于国家职权的过度扩张，导致国家的支出大量扩充，无法由常规的税收收入来支应，最终将导致国家过度举债。如何避免这种危机是国债法的根本任务所在。

国债法是调整在国债发行、使用、偿还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就十分重视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政府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但至今，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国债立法，有关国债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发行一次国债，就对此进行一次的国债立法，在效力层面上也主要集中在法规和规章的层面上。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需要满足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需要。如此种类繁多、项目庞杂而经济效益又非常隐性的公共物品决定了政府用来满足这类支出的财政收入就必须具有稳定可靠、数额庞大等特征。与国债相比，税收恰好具有这一特性。税收凭借其强制性、固定性与无偿性这三大特性稳居财政收入的第一位，相形之下，国债的特征则是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自愿性是建立在群众自愿承受的基础上的。所以其收入的量不是很稳定可靠。有偿性是任何债务本身都具有的一大特征，借债就必须偿还。灵活性则是指国债的确立是以财政收支之间的差额为依据的，既不具有发行时间的连续性，也不具有发行数额的固定性。

国债在财政收入中所承担的角色就决定了国债应有的规模。从理论上讲，一国在每一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必然客观地存在着某种适度债务规模的数量规定性，也就是说，在这一规模上，国债功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对经济生活的正面积极影响作用最大，相对而言负面的不利作用最小。在现实生活中，决定或影响适度债务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场健全程度，国债的结构状况、筹资成本与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益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对国债总量的把握。

因此，国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如何通过实体、程序上的各种规定以保证、维持国债的发行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熊比特在1918年发表的《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税收国家危机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即在于由于国家职权的过度扩张，导致国家的支出大量扩充，无法由常规的税收收入来支应，最终将导致国家过度举债。如何避免这种危机是国债法的根本任务所在。

国债法是调整在国债发行、使用、偿还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就十分重视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政府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但至今，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国债立法，有关国债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发行一次国债，就对此进行一次的国债立法，在效力层面上也主要集中在法规和规章的层面上。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就决定于1950年发行一批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建设公债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债发行的国债立法的开始。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1958年开始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制定《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在，又无外债”的国家，相应的国债立法也就停顿下来。1981年1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当年起恢复发行国债。随后从1982年—1991年，国务院先后又了当年的国库券条例，在此期间国务院、财政部又先后对已发行的国库券进行偿还、付息等的法律规定，以及特种国债等其他国债方面的法律规定。1992年3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从这次的条例规定中，不再象以往那样是针对某一年发行国库券的规定，而是对国库券的有关内容作出了较为统一的规范。

自1994，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已经超过了50%，而且一直呈攀升之势。,在1997年我国整个国家财政有1/4以上的支出、中央财政有近3/5的支出需要靠发行国债来维持。如果说26.8%的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还没有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的话，那么55.6%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大大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15-20%）。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要目标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的一半以上要依赖于发行国债，这不仅与政府活动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照此发展下去，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从财政=税收+费用+利用+债务+其他收入这一等式中可以看出，在收支的总体平衡中，是由支出来决定收入的。因为有了支出的需要，才有了对足以支撑这些支出的收入的要求，因而才产生了财政。这是现代国家“以支定收”的基本财政理念。同时，也可以看出，收入是随着支出的变动而变动的。在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各种收入之间则存在着此增彼减的关系。一个人在自身收入足以满足生产、生活支出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去借债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只有当以税收为主的其他收入不足以满足国家预算的情况下，才需要发行国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债在财政收入中扮演着一种补充性的角色。所以从根本上说，国债只是赤字的伴生物。因此，只有当税收、利润和费用等既定的收入形式不能满足政府的支出需要时，国债才能作为某种调节器在灵活性上使财政收支的公式得以平衡。由此可以得出国债的基本功能就是弥补财政赤字。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需要满足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需要。如此种类繁多、项目庞杂而经济效益又非常隐性的公共物品决定了政府用来满足这类支出的财政收入就必须具有稳定可靠、数额庞大等特征。与国债相比，税收恰好具有这一特性。税收凭借其强制性、固定性与无偿性这三大特性稳居财政收入的第一位，相形之下，国债的特征则是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自愿性是建立在群众自愿承受的基础上的。所以其收入的量不是很稳定可靠。有偿性是任何债务本身都具有的一大特征，借债就必须偿还。灵活性则是指国债的确立是以财政收支之间的差额为依据的，既不具有发行时间的连续性，也不具有发行数额的固定性。

国债在财政收入中所承担的角色就决定了国债应有的规模。从理论上讲，一国在每一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必然客观地存在着某种适度债务规模的数量规定性，也就是说，在这一规模上，国债功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对经济生活的正面积极影响作用最大，相对而言负面的不利作用最小。在现实生活中，决定或影响适度债务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场健全程度，国债的结构状况、筹资成本与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益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对国债总量的把握。

因此，国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如何通过实体、程序上的各种规定以保证、维持国债的发行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熊比特在1918年发表的《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税收国家危机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即在于由于国家职权的过度扩张，导致国家的支出大量扩充，无法由常规的税收收入来支应，最终将导致国家过度举债。如何避免这种危机是国债法的根本任务所在。

国债法是调整在国债发行、使用、偿还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就十分重视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政府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但至今，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国债立法，有关国债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发行一次国债，就对此进行一次的国债立法，在效力层面上也主要集中在法规和规章的层面上。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就决定于1950年发行一批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建设公债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债发行的国债立法的开始。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1958年开始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制定《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在，又无外债”的国家，相应的国债立法也就停顿下来。1981年1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当年起恢复发行国债。随后从1982年—1991年，国务院先后又了当年的国库券条例，在此期间国务院、财政部又先后对已发行的国库券进行偿还、付息等的法律规定，以及特种国债等其他国债方面的法律规定。1992年3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从这次的条例规定中，不再象以往那样是针对某一年发行国库券的规定，而是对国库券的有关内容作出了较为统一的规范。

一、我国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回顾

现代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始于西方发达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起步较晚，50年代初才开始建立，随后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根据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点，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就立即着手在全国建立社会保险法律制度，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标志着我国传统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建立。随后一直到60年代末，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呈现出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时期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期间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整个社会秩序被搅乱，虽然社会保险法律体系仍在，但是由于在实践中得不到执行，社会保险制度已经形同虚设、名存实亡，我国的社会保险体系实际上已经解体。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由于重视不够，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改革未被列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改革措施中，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中期。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对原有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进行了调整，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进人了一个体制创新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呈现出以下特点：覆盖面逐步扩大，打破了职工的身份界限，吸收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个体、私营、外商投资等新的经济成分参加，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也逐渐被纳入到了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确立了三条基本社会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保障了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增加了失业保险险种，结束了我国失业保险法律长期缺失、保险法律体系不完整的历史；保险责任主体多元化，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险责任由个人、企业、政府三方共同承担；保险体系多层次，即国家强制性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式保险相结合的保险体系。

二、启示

回顾这一历程，我们主要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社会保险水平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资源严重不足，我国又是人口大国，而且年龄结构趋于老化，社会保障负担十分沉重，我国又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必须保持较高的积累水平。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社会保险应保持低水平以保证绝大部分人享有必要的社会保险。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应逐步提高我国的社会保险水平，以保持社会保险水平于社会经济水平的动态平衡。实践证明，社会保险水平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内要摘要：政府采购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减少浪费,抑制腐败的有效方式,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法律调整,使政府采购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本文主要就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建立政府采购基本法,二是完善政府采购配套法。

关键词：构建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Inwantstheabstract:Thegovernmentprocurementraisesthefinancialfundsuseefficiency,reducesthewaste,suppressesthecorrupteffectiveway,butthepresentourcountrydidnothavetheunificationlegaladjustment,causesthegovernmentprocurementtolacktheunificationthelegalbasis.Thisarticlemainlyproposedtwoviewsonthegovernmentprocurementlegalregime''''sconstruction:First,establishmentgovernmentprocurementfundamentallaw;second,perfectgovernmentprocurementnecessarymethod.

keyword:Theconstructionestablishesagovernment;Governmentofficepurchase;Legalregime

一、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亟待建立

政府采购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为了开展日常财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手段、方法和程序,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服务和工程的行为。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政府采购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入,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具有相当规模的我国政府采购,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制度规范。近几年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政出多门,没有进行统一的论证和科学的制度设计,条块分割情况十分严重,政府采购仍处于较混乱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一)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需要

在我国不同地区和部门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律文件中,对政府采购的界定、政府采购主体、政府采购包括的内容、管理政府采购的机构等都规定的不尽相同。如对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的规定,财政部规定:“财政部负责全国政府采购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北京市规定:“市财政局负责政府采购工作的管理、监督和指导,市财政局所属北京市政府采购办公室负责政府采购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上海市规定:“上海市政府采购委员会是本市政府采购的领导机构,负责制定政府采购政策、审议政府采购目录、协调政府采购的日常管理工作。采购委员会设立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负责政府采购的日常工作。”在其它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差异,因此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和采购上的不规范。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可以克服上述弊端,统一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摘要：政府采购是政府影响国民经济的一种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建立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我国应从国情出发，按照国际惯例，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推进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

关键词：采购法律制度竞争市场

政府采购是政府影响国民经济的一种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建立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并根据国际惯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采购制度。

一、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亟待建立

政府采购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为了开展日常财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手段、方法和程序，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服务和工程的行为。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政府采购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入，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具有相当规模的我国政府采购，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制度规范。

在我国不同地区和部门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律文件中。对政府采购的界定、政府采购主体、政府采购包括的内容、管理政府采购的机构等都规定的不尽相同。在其它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差异，因此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和采购上的不规范。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可以克服上述弊端，统一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由于缺乏统

一、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自为政，环节多，单价高，采购方式不规范、不透明，导致盲目采购、重复采购等浪费现象依然存在。尽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颁布实施有关规定，但由于其效力低，内容差异大，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一、建立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传统养老模式发生转变

依据养老资源由谁提供,养老模式可分为两类: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在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无力承担养老责任,维护老年人权益的重担完全落到了家庭。“养儿防老”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真实写照,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地域间迁移率的增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代际居住方式的变化,子女人数的减少,使得养老功能出现转移,即从家庭转向社会。

2、人口老龄化的威胁

我国人口老龄问题还具有独特的特点:第一,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西方发达国家从成年型国家过渡到老年型国家要经历35-100年时间,而我国仅用了不足30年时间便完成此过程,速度之快,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二,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3亿,据预测到2015年将达到2亿左右。第三,城乡发展不平衡,城镇老龄化速度远高于农村。综上所述,在国力尚不雄厚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很难承担如此沉重的养老责任,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迫在眉睫。

二、我国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

(1)养老保险制度初创阶段(1951-1966年)。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该条例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条件和待遇最低标准做出了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立。

一、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起源和概况

从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大约每隔20年，世界上就会发生一场大的金融恐慌，造成大批银行破产。在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危机中，仅美国一年就有2000多家银行倒闭。为了应付这种情况，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国家住宅法》，随后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FSLIC），标志着现代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存款保险是指符合条件的银行和各吸收存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将其吸收的存款按一定的保险费率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当投保的存款机构面临危机或者破产而不能支付存款时，由存款保险机构代为支付法定数额的保险金。

存款保险法律制度有以下基本功能：一是提高银行体系的公信力，减少存款人在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的挤兑行为，防止个别金融机构倒闭的传染效应，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二是对存款人的存款提供全额或部分的保险，保护一般存款人的利益；三是建立处理有问题银行的合理程序，以利于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降低银行特别是大银行的道德风险。作为存款保险制度核心的存款保险机构的主要职能除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外，依据不同的情况，许多国家纷纷赋予其金融管理、金融援助和破产管理的职能。在多数西方国家，该制度和银行业审慎监管、最后贷款人制度统称为金融监管的三道防线，构成金融监管的基本制度，形成银行的公共安全网。金融机构倒闭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许多国家建立并完善存款保险法律制度，至1999年全球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推行存款保险法律制度。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金融体系中潜在的风险正在逐步地暴露，先后发生了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海南发展银行以及34家城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由于经营风险巨大而被行政关闭的事件，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和地区金融机构的信用危机和挤兑事件。这些事件表明保护存款者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是否引进存款保险法律制度及如何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等问题上，国内学者的观点不一致，甚至截然对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本文仅就建立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利弊，在整个社会经济、法律制度框架下进行考察。

二、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优势

在现代存款保险法律制度建立之后，1941~1980年间，美国只有242家银行倒闭，每年平均只有6家银行倒闭，银行的倒闭率大大降低了，存款保险法律制度功不可没。但是，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意义决不止于此，在金融和金融监管发展史上，该制度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完善金融公共安全网。英国学者道尔将金融监管的基本制度划分为审慎或预防性监管和保护性监管。审慎监管包括资本充足率要求、流动性要求和一般性银行监督和检查等，保护性措施则包括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审慎监管、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三者在维护金融安全方面的直接目的、方式和效果各不相同，具有不可替代性。（1）审慎监管在银行的安全防范措施中处于核心地位，通过加强对银行市场准入和银行经营风险的监管，控制银行风险的形成、积聚和外化，达到事先预防风险和维护银行系统稳定的功能。但是完善的审慎监管也不能保证风险的完全消除，一旦银行出现危机，审慎监管则无能为力，需要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制度作为补充，作为处理银行危机的手段。（2）由中央银行行使的最后贷款人职能旨在防止银行的暂时性流动性危机向清偿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转化，通过直接对面临危机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援助来维护金融稳定。中央银行的这种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事实上的或隐性的保险。该制度具有操作迅速和见效快的特点。但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行使是有其局限性的。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与其同时具有的货币政策职能往往相抵触，过分地利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可能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失控，损害稳定货币的政策目标。最后贷款人职能行使标准的模糊性和决策的随意性限制了其防范银行危机功能的发挥，但是明确的最后贷款承诺又会使银行过于依赖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增强了银行冒险的积极性。因此，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常常会面临两难境地。（3）存款保险制度为存款人提供了直接的保护，其法定性和可预见性增强了存款人对银行的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银行挤兑的发生。但是由于保险基金数目的有限性以及资产与负债的不对称，当面临银行体系的大动荡时，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显然是存款保险的必要补充。而且，存款保险制度带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必须通过加强审慎监管以降低其负面影响。再者，审慎监管的完善也会降低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危机对央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的压力。由此可见，三者必须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维护金融安全的目的。

2.完善银行的市场退出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必然要求。金融监管要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遵循适度监管的原则，保持银行间的适度竞争。当个别金融机构因为经营不善而被市场淘汰的时候，只要不触发系统性危机，危及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定，就应该让其破产。否则，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就会淡化，经营活力就要受到制约。然而，金融机构的破产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银行的破产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引起银行的挤兑风潮，危及金融安全。银行机构的特殊性常常使监管当局面临两难选择，所以，必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从机制上保证金融机构退出市场时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可见，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中重要的一环，其存在为金融监管机构采取果断措施，促使那些效率差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消除了后顾之忧，从而有利于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