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伽德的医学哲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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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萨伽德医学哲学研究方法特点

萨伽德的医学哲学的显著特点是案例研究。萨伽德的医学哲学不局限“概念的抒情诗”和“情感的形而上学”，而是从经验事实出发，逐步建立起理论体系。他的视阈从传统的医学实验到统计学、科学合作，最后至因特网上的科学与医学。贯穿于萨伽德整个医学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案例是幽门螺杆菌的发现、接受，以及如何成为消化性溃疡的原发病因；除此核心案例之后，还有一些主要案例，如艾滋病、坏血病、慢性疲劳症、疯牛病、海绵状脑病等；另外他还对其它几十种疾病做了简单描述，作为辅证材料。以这些错综复杂的案例作为支撑，从而引起对“疾病解释纲要”、“科学发现”、以及“科学合作”等问题的探讨，然后得出一些结论。

2因果网例示的病因解释学说

“疾病，是生命存在的异常状态之一”；一般来说，推断疾病病因要比诊断出某种疾病更为复杂。萨伽德在医学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疾病解释学说———因果网例示（CausalNetworkInstantiation）的疾病解释学说，也就是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解释人为什么会得病”。一般说来，当一个出现系列症状的患者前来就诊时，医学上应该有两类解释：首先，医生要能够解释某些症状的疾病诊断；也就是说，医生根据病人表现出来的某些临床症状诊断出这位病人可能患有某些疾病。其次，医生要能够解释这位病人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当病人被告知患上某种疾病之后，除接受正常的治疗之外，病人及其家属还在苦苦追问：为什么会得这种病？面对医生的解释，他们能够接受吗？这类解释与其说属于临床实践范畴，莫如说属于医学科学研究范畴。萨伽德的疾病解释纲要指的正是第二类问题。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萨伽德认为“解释疾病”与“科学发现”密切相关。科学当然不仅仅是一系列所观察到的事实的罗列。统一的认识并非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包罗万象理论，而是来自于解释疾病解释纲要系统。每当出现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医学上的新发现时，往往能够形成新的疾病解释纲要。据此，萨伽德分析了医学史上四种类型的解释纲要：体液学说解释纲要；病菌学说解释纲要；营养性疾病解释纳要；分子遗传学的解释纲要。在古代，科学与哲学混为一体。在希波克拉底看来，疾病是由于体液失衡引起的，这种说法在西方流行有近两千年。《黄帝内经》的解释模式与希氏类似，认为人得病是因为违反天地阴阳变化模式，或因超过机体能力或者邪气入侵。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而疾病解释也日新月异。19世纪巴斯德发现病菌学以后，病菌致病说成为一种主流的疾病致病学说。

20世纪上半叶，人们发现由于缺乏维生素可以引起非感染性疾病，从而营养性疾病成为一种疾病解释纲要。20世纪下半叶，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出现了分子遗传学的解释纲要。这种方式与19世纪中叶以来可得的基于病菌或营养的那些类型疾病解释截然不同。萨伽德创造性地提出了因果网例示的疾病解释学说。20世纪后半叶，除了医学取得长足进步之后，一些横断科学、复杂性科学兴起，对因果性的科学与哲学分析，或许是一个不能被漠视的成就。他认为，疾病解释并非描述为演绎推断或统计学推断，而是描述为复杂的因果网例示。科学哲学家亨培尔（CG．Hempel）认为，解释是根据普遍规律解释某事实的一个演绎推理。萨伽德认为，溃疡和癌症的产生并没有普遍规律。另外解释也不是统计的，虽然医学解释与统计密切相关，但是主要病因导致疾病的概率远低于50％，也就是说，一个医学解释并不需要很高的概然性。所以，萨伽德认为，医学解释应考虑为一种因果网例示。因果网例示图说明，疾病的产生不是由单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萨伽德这样论述：“这一网络中的诸多节点不仅仅通过条件概率P相联系，还通过多种为基础而推导的因果关系相关联，这个考虑包括相关P（结果／原因）－P（结果／～原因）、他择性原因和机制。给出这个网络，我们通过例示这个网络，即通过确定哪些因素作用于病人，解释为什么某个病人患某种疾病”。借助因果网例示图，我们可以对疾病的结果进行分析，也就是病人为什么会得这种疾病。此外，我们还可以对因果网例示图进行改进，加上权重，也就是写上每一种因素的作用。诉助于因果例示图，我们也可以把中西医致病原因结果起来。我们可以推断出疾病具有概率统计中正态分布的特点，也就是在人类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群处于中间状态，而只有两边少数超常者可能属于疾病患者，而我们人类行为的诸多规则基本上也都是按照中间状态的人群特点而设计的。

3医学发现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系统

“科学”与“科学发现”是两个紧密关联的范畴。萨伽德在医学发现的基础上，提出“科学是一个心理、社会和物理的复杂系统”。某些科学主义者认为新的科学知识是旧的知识逻辑派生。尽管科学哲学家认为不存在一种发现的逻辑；但是，他们认为经验基础与逻辑推导是形成科学知识的前提，存在着辩护与证明的逻辑。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则是建立在“范式”理论之上。历史科学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科学发现的“范式”理论，他认为科学发现既非逻辑也非理性，而是一种范式变革、“宗教式”的皈依。在库恩的范式理论基础之上，出现了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之说。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引发了科学作为权力的后现代观点。认知科学家认为知识的增长来源于科学家的精神结构和过程，如斯洛曼（A．Sloman）认为科学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成就。不应置疑，上述三种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它们与实际的科学发现都有些许出入之处。萨伽德站在认知科学的立场上提出了发现的四种模型：“搜索导致的发现”，“提问导致的发现”，“不可知变异导致的发现”和“意外发现导致的发现”；并且得出“科学是一个心理的、社会和物理的整合系统”。由此，萨伽德提出，科学是一个心理的、社会的和物理的整合系统。科学既是个人头脑的产物，又是复杂的社会组织产物。认知过程的重要单元应当是科学共同体，而并非个体科学家。

4结语

诚然，萨伽德对科学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在对萨伽德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科学发现应该是一个随机性与确定性的统一。医学发现既有逻辑的理性因素在内，又有情感、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彼此交叉影响，相互迭代，由此可以形成一种混沌现象。所以得出：医学发现是一个准周期的过程；“混沌吸引子”可能使相互竞争或看似联系不太密切的学派殊途同归；初始观点之间的微小差异，对知识发现可能引起巨大的分岔；知识发现的确定性与常规科学相对应，而随机性则可能孕育着科学革命。科学体系具有一种自相似的分形结构；每个成熟的学科发展都有一个主线，把握了这条主线，也就把握了这个领域的脉搏。

作者：赵玉鹏单位：右江民族医学院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