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精神的重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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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

医学技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离不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正是凭借医学技术才使原来的不治之症得以攻克,才使自己的预期寿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才使生命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如果我们因为问题的出现而不顾一切地拒斥新的医学技术,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我们摆脱自然的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性力量的控制无疑是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只有整体的科技水平和医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的理性才能发挥校正医学科技价值取向的作用。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达到了这种要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协调发展是文明进步的健康之路。当今时代,“先工具理性,后价值理性”的安排必然导致大的社会偏颇,而且也不符合现代文明史的实际进程[1]。因此,在现代医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潮中,我们既要求证医学技术的本质,还要探索走出医学技术崇拜和工具理性的死胡同的正确答案。这就是要在广大医学工作者中,重塑现代医学人文精神,让医学技术始终如一地发挥对人们生命和健康长远关爱的作用,同时体现出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即达到WHO在其宪章中所表述的,使人们不仅在躯体上而且在社会心理方面都得到健康的完满状态。这应当成为一切医学工作者的基本良知和基本追求。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工作者之所以为医学工作者的一种职业理性知觉,它包括对医学工作者的立身从业的现实规范,也包括自己对医学精神和医学价值追求的理性提升。所以,我们所说的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是广大医学工作者以其职业群体的文明之道普济天下众生的友善良行,是医学工作者在现代条件下从事医学技术事业的精神支柱,当然也是他们的理性精神基石。

1.1从医学高技术与人的角度上看,现代医学人文精神表现为医学技术对于真善美的自觉体认和永恒追求,表现为对根本的生产力的修复和解放,表现为对人类生命潜能的张扬,一句话,医学技术延长了人的生命,为人的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

1.2从医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看,医学人文精神不但重视医学高技术对社会境况的世俗关怀,更为关注医学高技术德化天下的人文关怀,成为促使社会通向富强、繁荣、文明的现实桥梁。如: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几代试管婴儿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医学工作者不但为人类后代的繁衍提供了人性自身所需要的适宜技术,同时十分强调实施这一技术的社会伦理条件及其保证措施。这种自觉的理性行为,堪称人类医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协调上的典范。

1.3现代医学人文精神还应该是医学工作者对人的现实存在的思考和未来走势的殷切关注,包括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生活质量的极大关心,特别是对事关人类未来命运与归宿问题的探索中,应该不折不扣地采取科学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相一致的原则,以及健全而深邃、理性的而又具有终极价值的态度。当然,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这一内涵的本质要求,实际上已超出了医学工作者所及的范围,但又有谁能否认这是医学工作者首先应该十分明确而又必须具备的基本特质呢?在对待“克隆人”的问题上,那些一流大家的极其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是值得全人类敬重的。

2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

医学工作者现在掌握的不仅仅是修复和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现代医学技术,同时他们也把可能使人类自身出现灭顶之灾的多种高新技术握在手中。不难设想,“造福人类”和“灭顶之灾”很可能就出现在一念之差的瞬间。这也许是一种极端的设想,但为某种利益所驱动而将医学技术用作杀人的事情却从未在历史上消失过。因此,医学技术行为、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三者的一致性对于医学工作者是多么的重要!以人为本,确立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的指导地位,适时约束医学技术行为,应该成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

2.1基点———以人为本

渊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这个希腊理性哲学所信仰坚执的真善美的故乡观念,在启蒙之后已转化为人文精神的“理想”观念[2]。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乃万物之本”,他们推崇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斯的名言:“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从这一观点出发,人文主义主张尊重自然和人权,主张个性的自由和发展,反对天主教会用神权扼杀人性;提出主宰世界的不是上帝而是人,从而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和人的伟大;他们颂扬人、赞美人生和自然,崇尚科学和理性[3]。特别是20世纪的许多哲学家,他们从人和自然的关系出发,虽然创建出了不同的哲学理论,但在肯定人的主体性和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上,则持完全相同的看法。因此,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4]由此不难看出,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以人为本的思想明晰可见。所以,在医学这个研究人的生命和疾病现象的大学科群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当然应该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它成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核心理念的基点也不应该有认识上的分歧。尽管医学技术和人文在关注的对象和获取的成果上有所不同,但在精神实质和深层底蕴上是沟通的和互补的。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把医学技术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统一起来。医学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因是医学工作者要探索生命与疾病现象的本质,并为人类生命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自己的贡献。人类生命现象伟大、神秘而又奥妙,人类疾病现象的真面目至今无法让其完全暴露于世。试图认识并把握这一切,始终是医学工作者的精神目标和理性愿望。诚如成功分离出遗传性乳腺癌基因的著名女科学家玛丽•克莱尔•金所说:“人为三个原因搞科学研究:好奇心、利他主义和雄心壮志。对于我来说三种动机都有。我喜欢研究那些能有一个有用的答案的问题。乳腺癌无疑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对于科学的思考可以脱离对生活的思考。”[5]可见,体现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命与健康现象关怀的医学人文精神,较之医学技术的工具理性有更本质的规定和更丰富的内涵;医学人文精神既是医学技术行为目的价值的组成部分,又是医学工作者为医学事业而献身的内在动力。失去了医学人文精神,现代医学技术行为是盲目的;而为医学技术的医学技术,必然失去现代医学技术自身存在的价值。

2.2确立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行为的指导地位

科学理性是体现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原理中的人类理性和智慧。科学理论就其前提与方法而言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活动,它来源于经验而又必须超越经验。所以,在科学理论中就有了理性的、自然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科学原理也就始终与科学家个人的良知以及对伦理、义务、社会责任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理论是人类理性的创造,代表着人类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医学技术是科学理论特别是医学理论的应用,其本质是一种行为活动。医学工作者按照严格限定的医学技术行为规范去做,医学技术便可以达到对某一疾病的攻克,从而实现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宗旨。可见,医学技术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形成直接的生产力,是非至上的。也就是说,医学技术是为人的医学技术,是被人所利用的医学技术,它既可以改善和提高某个人乃至全人类的生命和生活质量,也可以用作杀死某个人甚至毁灭整个人类。如果我们不确立起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行为的指导地位,例如在克隆人的问题上倘若不能审慎对待的话,那么,我们被无数次自我陶醉的高新技术所毁灭的日子就会越来越近。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理性为指导,来发展、利用现代医学技术,绝不能听任现代医学技术的盲目发展而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虽然医学技术活动可以强化医学工作者对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但还是要强调他们在进行那些未知的敏感领域的探索时,应自觉意识到医学技术成果运用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保证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同时,医学工作者还必须明白,医学技术成果被用在何处和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一定的条件下并非其个体所能左右的。原子能技术被用于核战争的惨痛教训难道不深刻吗?还是那句老话:这是把双刃剑!现代医学技术的探索和应用活动,不仅应激发出人类对道德和行为之善的追求,而且医学工作者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诚实、严谨、审慎、执著等品质和风格,也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基本美德。这正是科学理性对医学技术行为指导作用的体现。

2.3建立约束医学技术行为的相关制度和机制

除了人文和科学理性的内部的自觉约束外,还应该从外部对医学技术行为进行约束。一是在医学技术行为群体方面应有相关的工作制度,特别是与科技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操作规范应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来,成为业内人士必须遵守的基本制度。这些工作可由专业学会或协作组织牵头,在一国或全球范围内共同行动,协商制订,成为普遍认同和遵守的制度。二是用立法的形式进行约束。明确规定什么性质的医学技术在什么条件下可做,什么性质的医学技术在什么条件下不可做,出现了违法现象应如何依法处理等等,保证现代医学技术行为在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基础上发展。三是政府的强制性约束。必要时,由一国政府或多国政府甚至由联合国组成的机构强行介入,阻止那些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医学技术行为继续下去。如关于克隆人问题的多国政府宣言或政府首脑声明等。

3重塑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基本原则

面对医学技术行为失范以及极有可能被滥用的情况,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在广大科技工作者尤其在医学工作者中提出重塑医学人文精神的响亮口号,并扎扎实实地做好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础性工作。

3.1坚持医学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的原则

现代医学技术高度发达以后,给予其自身的研究方式和服务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有两点:一是随着整个科技水平的发展,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导致了医学技术工作的职业部门越来越多,工作环境的人造色彩浓厚,诊疗设备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工作的计算机化、数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二是诊疗工作的系统化、一体化、程式化与人的个性张扬、生命自由和创造性工作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些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所酿成的苦果,正在被我们自己所吞食。医学技术工作者受役于严格的工作流程的限制,成为设备的傀儡;数字、图形代替了真实的病人,医学技术工作者已没有更多的机会与病人同担忧愁、共享欢乐。这样的结果是与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的,当然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晚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这种高瞻远瞩的科学预见包含着马克思对理想化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迫切吁求。可见,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人类在充分利用医学技术时,更应该关注自身素质的提高和个性的全面发展,应该更加自觉地调整我们与医学技术发展的关系,并让医学技术的进步真正为人类自我全面发展所用。医学技术工作者要把自己放到促进社会发展的正确位置上,始终明确自己在现代医学技术进步中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坚持用科学理性指导医学技术行为,在为人类生命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努力探索的同时,丰富自己的人文底蕴,从而实现医学技术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

3.2坚持医学技术进步与医学工作者道德健全相一致的原则

现代医学技术在卫生服务领域的无处不在以及各种诊疗设施的无所不能,极易将医学工作者的注意力、精力引诱到对“物”的重视上去,专注于诊疗技术的便捷与神奇,以致于把自己的服务对象误认为是冷冰冰的机器,而不是有血有肉的生了病的社会的人。由此而派生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医学工作者也极易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应有的基本东西置于脑后,造成了道德乃至人文精神的缺失,仁爱之心日渐淡漠,精神境界逐步退化,职业操守不再坚持,出现了医学技术发展水平与人文道德素质之间的深刻矛盾。收红包、拿药品回扣、索要物品、开大处方、滥用各种大型检查等现象屡禁不止;以种种借口难为病人、态度生硬、拖延诊治时间、急诊不急甚至致病人无辜死亡的情况时有发生;医患关系急剧恶化,病人冲击、打砸医院和随意伤害医学工作者的事情也不足为奇。这种医德滑坡和社会公德失范的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吗?所以,我们在进一步发展高新医学技术的过程中,再也不能放弃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培植。高新医学技术无论如何也不会简单地转化并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失去了道德,人与动物无异。“没有道德的上帝是可怕的”———大哲学家康德的这句格言构成了他的道德哲学的主旋律之一。“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索,它就会给人心灌注一种时时在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7]康德的这段话,曾经被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深深印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使他终身不能遗忘。数学家的心灵都极易被道德问题所震撼,我们研究人类健康和疾病现象并直接为人服务的医学工作者能不为之心动吗?所以,如何使医学技术进步与医学工作者的道德健全一致起来,应该是医学人文哲学永恒的研究主题。

3.3坚持医学技术进步与卫生事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相一致的原则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健康的价值越来越被重视。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民的健康得不到基本保障,不仅直接影响社会生产力,还会因疾病流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但是,如果提供卫生服务的水平超出了经济发展能力,国家负担不起,人民群众承受不了,卫生事业也不可能持续、协调、健康发展。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疾病谱的变化,面对人口增长和老龄化,以及过分追求先进医学技术和药品更新换代等因素形成的卫生费用的攀升不下,卫生资源分配不公,城乡差距拉大等实际情况,我国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按照医疗卫生服务的供求规律和基本国情调节供求关系,优先保障基本卫生需求,加大预防投入,体现社会公平;合理、有效地配置大型医学技术设备资源,大力发展适宜技术;开展多层次的卫生服务,以适应群众卫生需求的多样化。当然,也要集中优势医学科技力量和有限经费,瞄准世界医药的前沿,进行有关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与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把当代人的满足和后世人的需求统一起来,实现卫生事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也只有这样,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才能得以重塑,人类才能确立一种理智生存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