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教育的社会语境探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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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思想论争

西方医学再次卷土重来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对列强打开了国门，传统文化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面对洋人的船坚炮利和文化输入，中国社会再次掀起了思想纷争。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到冯桂芬“采西学”、“制洋器”以及洋务派办洋务，经过、辛亥革命，直至，在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国人逐渐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他们从认同西方文化，逐渐深入到西方文化本质。这种引进和吸收的过程不是直线式的推进，而是在不断论争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观念。这主要表现为鸦片战争到1900年之前的“中学”与“西学”之争，这也是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围绕“礼仪”与“科学”之争展开；到辛亥革命期间的新学与旧学之争，这是维新派和守旧派围绕“新政”与“旧制”的斗争；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东西文化论争，这是新文化运动激进分子主张以西方文明取代东方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对于西学问题，近代知识阶层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提出各自的观点，在持续不断的纷争中逐渐接纳西学，他们在对西学长处的认识和学习的过程中，也不断加深对中学短处的反思和改革。近代医学发展与文化变革的总趋势是一致的，正如西学东渐引起的中西文化冲突与抉择一样，西医东渐及由此而引起的医界格局改变和中西医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医学从开始入华至民国的百年间，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对近代医学的影响，首先是加深了对西医的社会认同，其次是导致了中西医的论争。

2世态民情构筑的情境语境

近代西方医学教育超过传统医学教育，并能得到上至官府下至平民的高度认可，跃居为医学教育领域的主流，这与当时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及阶层观念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化教育领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知识阶层，而将这种潮流固定为常态推行开来，政府的力量，即官僚政界的支持必不可少。文化之争的焦点在于文化主体，文化主体的选择决定了文化论争的结果。所以，由文化主体确定的“文化选择”在中国近代社会至关重要。

2.1清末社会阶层的分化

中国近代之前，封建王朝的皇帝是最高政治权力的统治者，他拥有着文化统治权；皇帝之下的臣民分为官僚、士绅、农民等阶层，他们必须按照皇帝的意愿执行各项政令。官僚是最接近皇帝的阶层，也是行使皇权的权力阶层，他们直接为皇帝服务。官僚阶层分布于中央行政和地方行政机构，以及社会基层组织，并由此形成封建王朝的统治集团。近代之前，进入官僚阶层的途径有两种，血缘关系、世袭官职，或者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除少数人可以通过第一种途径而入仕，大部分人只能走第二种途径，于是科举制也造就了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即士绅阶层。士绅阶层通俗的理解就是在野的一批文人阶层，他们拥有渊博的学识和良好的经济生活状况，同时又具有社会影响力。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具有强大的社会背景，并且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他们与上层官僚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士绅阶层成为封建时代官僚的来源群体，他们有着鲜明的链接功能，即士绅阶层作为沟通政府和民众的中介角色，上可通官僚政界，甚至皇帝，从而影响政治和文化走向；下可达民众，从而引导民众观念。他们不仅高居于老百姓之上，但又不同于官僚阶层，是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社会特权的社会集团，而且在社会变迁中，他们中的开明者往往是最快接受新思潮的人群。从这个意义上看，士绅既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又是新观念的倡导者。

2.2各阶层对西方医学教育的推动

儒学体系是与中国传统社会分层直接相关的文化资源。儒学在近代之前一直是文人信奉和追求的学说，也是统治者的治国之道。同时，儒学也是全社会普遍认可的生存之道，自然儒学也就造就了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儒学偏重于人文之道，而对自然学科兴趣缺乏。虽然也有极少数人热衷于自然科学研究，但他们对社会文化走向不会有影响。当时的士绅阶层依然追求进仕，而科学技术活动被视为“机巧”或“奇技淫巧”而不入主流。医学作为一种传统行业，行医是家族职业，医学知识的传承也是家族式的，其传承方式是由父传子而完成的。鸦片战争前医学只有传统医学，明末时期虽然已有西洋传教士把西方解剖知识带到中国，但只是零星传入，且又与传统观念相悖，对中国社会并不造成影响，也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医学教育。鸦片战争后由于形势所迫，西方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士绅到官僚乃至皇帝一致认识到了西学的重要性，于是办洋务、采西学，兴办西式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开启了学习西方的历程。首先从器物层面，随后到制度层赵耸婷.我国医学教育发轫期的社会语境分析面，最后深入到精神层面。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开始土崩瓦解，经济体制随之崩溃，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科举入仕转而进入西洋学堂，接受西式教育。而做出这一改变的首先还是士绅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可以说士绅阶层的文化选择推动了西式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因此，西医学在中国立足生根、日渐昌盛的同时，西医教育也蓬勃发展起来。西医教育在中国的发轫首先应归功于来华的外国传教医师。从1866年伯驾在广州眼科医局开办第一所医学校起至1900年前后，各类医学校陆续创办起来，接受西医教育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但是，这一时期在中国医界依然是传统医学居主流，所以，西医教育相对于传统医学教育依然是个新生事物，学习西医的人数在广大民众中所占的比例依然较小，西医及西医教育在中国的普及程度依然非常有限，而较早选择学习西医的主要还是士绅阶层，派出国外学习西医的幼童也以士绅阶层子女为主。另外，西医教育发展的另一原因离不开当时开明的官僚和地主对西医的扶植，他们不仅出资开办医院，而且还创办了学校。

2.3民初的社会分层对西方医学教育的促进

1912年民国成立，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根本改变，出现了新知识阶层、工商阶层、军人阶层。这些阶层中对西医教育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新知识阶层，他们作为文化主体确定了对西方文化选择；其次是工商阶层，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文化的建设，但他们是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在他们当中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积极投资办学，开办了很多西医学校，造福社会，为中国培养西医人才，为发展近代西医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军人阶层主要是新近出现的割据军阀，他们主宰着各自势力范围内的一切事务，包括文化教育。他们出于维护其势力范围的需要，积极发展医学教育，培养医疗人才。民国政府成立后出台了各种教育措施，建立了近代教学体制，使西医教育正轨化。同时，民国政府创办国立、省立医学院直接推动西医教育，诸多措施使得西医教育在民国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期，最终成为中国医学教育的主流。民国以后出现的新知识阶层是指有过西方近代科学教育经历的知识分子，即经过新式学堂培养和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和士绅中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是近代科技政策和科技主张的倡导者和制定者。他们中的科学从业者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开始走上了有组织、大规模发展近代科学的道路。新知识阶层与政府有着紧密联系，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时也是政府官员，学界领袖，他们通过政府的力量发展教育事业，致使西医教育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一个黄金发展期。1912年至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及其之后一系列相关规定的出台，使西医教育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建立起近代医学教育体系，从制度上为西医教育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政府及社会团体、个人纷纷创办医学院校，使中国社会由国人自办的医学院校数量激增。1929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外国在华所办医学院校必须向国民政府注册，教育部先后着手制定统一的课程标准，统一教科书及学时，使西医教育走上了规范化之路。新知识分子对西医教育发展的贡献，首先在于他们是西医教育的思想启蒙者，新知识分子对西医科学技术的极度推崇，为西医学的传播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使广大民众走出愚昧，接受科学，认识科学知识，激发对科学知识的热望，接受西医教育；其次，新知识分子是中国最早接受西医教育的主要人群，他们投身医学领域，成为国人中最早的医疗工作者；第三，新知识分子承担着西医知识传播者的角色，步入教育领域，从事西医教育事业，或者从事西医研究工作，译介西方医学著作，传播西医学知识，为国人学习西医扫除障碍。随着西医教育的发展，中国本土医学人才激增，西医在近代中国开始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西医群体也就随之诞生了。

3近代卫生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3.1公共卫生状况

近代中国直至19世纪中叶，由于鸦片战争失败而被迫打开国门，中国的社会生活状况在西方人看来依然是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国人公共卫生和健康观念缺乏，医疗保健知识薄弱，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充斥着疾病、贫困、愚昧的国度，是流行疾病的源泉。中国各地城乡卫生状况非常恶劣，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某个乡村池塘旁边建有厕所，水中漂浮着各种杂物、垃圾，以及动物的尸体，而稍远处有人打水作为日常家用或饮用，或者有人在洗衣、洗菜。这一时期，人们通常将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里，而河水又是生活用水源。富家宅皆有厕坑，而贫困区居民则使用马桶，而马桶倾倒于河水或街道，大街上到处堆积着脏物，人畜则随处便溺，空气中充满着难闻的气味，可见，当时中国卫生状况恶劣程度。因此，许多传染病在西方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在中国却大肆流行，诸如天花、疟疾、鼠疫、霍乱、麻风在中国十分猖獗，各地时而爆发瘟疫，死者众多，危害惨烈。而对于这些流行病中医通常没有有效的办法医治，一旦染上病只能听天由命。所以，中国民间对于瘟疫的应对依然是鬼神迷信盛行，乞求鬼神消灾，而对消毒、焚尸、隔离等防疫措施非常排斥，甚至为传统习俗所不容，任凭疫情蔓延，民众遭受着巨大的摧残。另外，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对于公共卫生管理也从不过问，对流行病的爆发任其自生自灭，这也助长了公共卫生状况进一步的恶化。

3.2诸多社会陋习

中国社会存在于诸多陋习侵蚀着近代中国社会，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害。19世纪以来，吸食鸦片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吸食者体质孱弱，精神萎靡，丧失劳动能力，而军人吸毒则致使军队丧失战斗力。鸦片战争后愈演愈烈的鸦片贸易使民众不堪其苦，禁绝鸦片、医治烟毒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大事。近代禁烟运动中，西方传教医师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对于毒瘾的医治，需要借助西医药物和治疗手段。当时，在中国的西医基本都是来华的传教士医师，且人数非常有限，西医更是奇缺。清末女子缠足盛行，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社会陋病。缠足对女性身心的摧残非常严重。如女性由于缠足致使其脚趾骨变形断裂，对身体健康有巨大的损伤，长期缠足会引发皮肤溃烂，血液循环受阻，成年女性引发小产、难产的概率很高。女性缠足使其行动不便，被迫禁锢于家庭，依附于男人，难以从事社会工作，从而失去女性应有社会地位。娼妓业在19世纪中期以后变得更为兴盛，特别是在开埠通商口岸城市，人员聚集、商贾云集，娼妓市场异常繁盛。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性病流行，其性病发病率很高。由于人们对性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都有了明确的了解，对此类患者常常斥之以鼻，而且当时中医拒绝为其治疗。使得这些患者无法获得有效的医治而加剧传播，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对此，当时的中国民众由于贫困不堪，无力应对，清政府也因内困外患而无力顾及，结果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兴盛的娼妓业严重损害着民众的健康，侵蚀着大众的灵魂，使整个中国社会为此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

3.3民众对西方医学教育的强烈需求

最早意识到中国严重的卫生与疾病问题是最初来华的传教士，当时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让他们触目惊心，传教士们多方呼吁中国政府和官员改善公共卫生状况，积极提倡健康的卫生观念，强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健康与环境的关系，便出现“卫生”这一词汇，但是一直以来，卫生都是个人的事情，仅限于养生保健、有病就医等个人行为。国家和政府从未对社会民众担负起卫生管理的责任。每当有严重的疫情爆发，政府一般较少关注，往往听之任之。鸦片战争以后，国人逐渐认识到卫生状况的改善对于国富民强的重要性，“医能卫人之生，故天下不可无医”。晚清时期，大批官员、学者去欧美和日本考察，西方卫生健康观念不断传入，使医疗卫生观念开始在中国近代萌芽。加之，中医疗效缓慢，尤其是对于一些急病无能为力，而西医见效快，使得民众对西医愈加信任，对西医知识的渴望日趋强烈，部分国人希望获得西医教育，为西医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开展维新变法，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知识更为向往，为西医教育在中国快速发展扫清了障碍。此时中国民众已普遍接受西医，有病都希望能得到西医的诊治，但西医人才奇缺，急需大量医疗卫生人员。由此，民众对开展西方医学教育已成为国人十分迫切的需求。

如果说最初西医入华，西医院的开办，西医学校的创建都是外国传教士的功劳。那么，随着西医观念深入人心，民众对开展西方医学教育、培养西医人才的迫切要求，就不可能像最初一样只依靠外国来华传教士医师来完成了。进入20世纪之后，国人自办医学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同时政府大力提倡西医教育，从而使西医教育也逐渐成为近代医学教育的主流。

作者：赵耸婷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温州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