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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的药理学教学和实践,多以单一生物因素进行思维和观察,立足于确定疾病的生物或理化的特定原因。在药理学课程中对药物作用的阐释上多注重器官、组织或细胞结构与功能的变化,在药物的临床应用上也主要以消除生物病原体或“致病”理化因素为目标。这种单一生物因素的临床诊断与用药思维存在的最大缺陷是,一旦把事物的本质归为单一元素,就无法完整地还原事物的整体;而以事物的某一因素说明事物的整体,就限制了对疾病的观察视野,不能清楚解释其病因和疾病过程的复杂性,不能从更深刻、更细微的层面把握事物的本质。
在药理学教学中,若用这种思维阐释药物的药理作用,也会在学生的医学学习过程中局限其观察和认识问题的视野。现代医学模式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其实都受到了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临床医学的教育和实践应在生物医学基础上,把观察健康和疾病的视野向心理和社会领域拓展,不断完善临床思维的结构,根据患者的生物、心理和社会三方面特征进行疾病诊断、药物治疗,以提高医疗水平。1977年,美国精神病学家恩格尔正式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式[1]。恩格尔指出:一个健康和疾病的全面观点,应该包括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相互作用。他的观点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认同。以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为指导,世界各国的卫生政策、医学科研、医学教育以及医学临床实践都发生着深刻的改革[2]。但是,纵观国内医学教育,特别是药理学教学实践,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还未被广为接受,教学体系还是以传统的医学服务模式为主线去拟定大纲。教材的焦点仍然只注重有病的器官、组织和细胞,而忽视人的整体性,忽视人的心理、人际关系、社会因素对疾病的影响以及与药物的相互联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以单一系统病种为线索,以药物在器官、细胞、分子水平的作用及临床应用为主导,津津乐道,而兼顾患者心身变化在疾病及药物治疗中的作用及从医者应具备的临床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及必要的心理暗示方面的教育以及社会变化中疾病谱的演变等药理学所应关注的内容并未受到关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在国内的药理学教学实践中还处在起步的徘徊阶段。因此,探讨这一模式在药理学中的应用仍然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药理学教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才能真正适应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需求,对培养出思维方式具有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合格学生有益。
(一)安慰剂的作用及对照组的设立。在药理学总论教学中应将安慰剂效应及设立对照组的问题明确地给学生介绍。安慰剂效应,又名伪药效应、假药效应(英文:PlaceboEffect,源自拉丁文placebo,即“我将安慰”)等,指患者虽获无效治疗,却“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致患者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另一个与其性质完全相反的效应亦存在———反安慰剂效应(Noceboeffect)———患者不相信治疗有效,可能会令病情恶化。这些效应并不是由所服用的药物引起的,而是基于患者心理上对康复的期望或排斥。在药理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提出在医疗实践中可利用安慰剂效应激发患者的康复效果,同时注意严格区分反安慰剂效应与药物无效间的关系。要了解,当患者对某种治疗药物坚信不移时,就可增强该药物的治疗效果,提高医疗质量。
(二)心理作用在新药研发中的作用及其对策。在新药开发评价药物疗效时,要把药物安慰剂效应估计进去。我国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明确规定,新药必须通过临床安慰剂对照(placebo-controlled)测试,方能获得认可。测试结果不单要证明患者对药物有/无反应,而且测试结果要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群组作比较,证明该药物比安慰剂更为有效(“有效”是指以下2项或其中1项:(1)该药物比安慰剂能影响更多患者;(2)患者对该药物比安慰剂有更强反应)。由于医生对药物有关疗程实用性的举止态度会流露出组间可能存在差异的信息,亦可影响患者对疗效的反馈。因此,对药物疗效的检测必须以双盲(double-blind)法进行:医生及患者都不会知道该药物是否安慰剂。这些内容应该在教学中有所体现。
二、医学人文精神要渗透到药理学教学的全过程
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抓住了医学发展的规律和医学的真实本质[2-3],确切地指出医学发展必须具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但是,在药理学课程设计中我们注意到,目前仍然着重强调医学与药学的专业性,对医学或药学的人文性并未更多涉及。笔者认为,药理学教学必须改变现有的教育理念,要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和谐地统一起来,为此才能显现出人性的光辉,也才能提升医学实践的境界。在将人文精神渗透到药理学教育中我们有一些体会。在讲授“催眠药”一章时,我们认为,要强调人的心理状态及医师对药物作用发出医嘱时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药物的作用。也就是在交代药物作用的同时,一定要交代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对失眠产生的影响及对药物发挥作用的影响,使学生不简单地从单一因素认识失眠问题和药物催眠问题。
实际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有人做过实验,对因失眠长期住院的患者,在治疗初期给服用安定类药物以改善睡眠、控制病情,当病情稳定后,医生会撤除安定类药物。这时,部分患者会出现“撤药反应”,实际是心理对药物产生依赖了。这时患者会主动要求服用安眠药助眠,但实际上病情已经不需要。医生以维生素C片替代安眠药,若宣称是药效特好的安眠药,患者服用后往往都是一觉睡到天大亮,而且事后反馈都很好,要求再次服用该药。可见,这种心理对药物产生依赖的现象,只要给予足够的心理暗示作用就能解决失眠问题。
在讲授“抗精神病药”一章时,要突出体现医师对患者的尊重和关怀问题。在以前的教学中,当我们放映有关各类精神病病人的犯病特点的录像时,有些学生会不时发出笑声。针对这一现象,药理学教师应该严肃地谈到,精神病人这个庞大的人群,同时也是最弱势的人群,全社会尤其是今后要从事医疗工作的医学生,应该给予精神病人足够的尊重和关怀,精神病人的各项合法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因为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当前,社会文化对精神疾病的无知、误解、歧视还普遍存在,要让医学生知道,对精神病人采取何种态度,对其疾病的治疗会起着重要的作用。要让学生明确地认识到,精神疾病也和其他各种疾病一样,有着有迹可循的发病机理和条件,因此也和其他疾病一样,可防、可医、可治、可痊愈。在讲授“镇痛药”一章时,应给学生们交代药物成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在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为人类解除疼痛、疲劳等身体不适及病症的各种新药特药不断问世。药物在为人类解除病痛的同时,又使人对药物产生依赖性,这就是药瘾,已成为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中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药瘾的药物为成瘾性药物。药瘾(药物依赖性)是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所造成的一种精神或身体状态,它表现为一种强迫地连续或定期使用某种药物的要求和其他反应。
药瘾分为身体依赖性和精神依赖性两种。身体依赖性是由于反复使用同一药物而造成机体对该药的适应状态,一旦停药会产生系列严重的“戒断症状”。精神依赖性也称为心理依赖性,是用药后产生一种满意和愉快的感觉,为了再获得及保持这种感觉,需定期、连续地使用同一种药。药物滥用成瘾已由医学问题“泛化”成为社会问题,除了恰当的药物治疗外,还需要全社会重视并共同参与、动员起来,形成综合的防治方案。
三、社会因素与药物作用的关系在药理学教学中应得到体现
现代医学模式认为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都受到生物、心理和社会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现代社会中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紧张心理和环境污染等造成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高发,这些疾病统称为现代慢病或称生活方式病[3]。在讲授相关章节时要注意渗透这一理念。如在讲授“治疗糖尿病药”一章时,应说明不能只将眼光聚焦于血糖是否降低上,而要强调生活习惯和态度对糖尿病的影响,将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成果有意识地带入医学领域中。在讲“抗肿瘤药”一章时,可以向学生交代有关医学调查的结果,即,肿瘤患者中约有66%患有抑郁症、10%患有精神衰弱症、8%患有强迫症。故肿瘤患者常出现抑郁、焦虑、精神错乱及厌食、疼痛,恶心、呕吐等心理问题,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最高。精神崩溃导致1/4的癌症患者治疗后转移复发。调查同时还发现:有心理矛盾和不安全感,惯于压抑愤怒与不满情绪以及受悲观失望情绪折磨的人,易患癌症,其癌症发生率是正常人的3倍。与之相反,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睦的家庭生活、必要的社会福利保证、坚定的社会信仰等有利于癌症治疗后的康复。因此,在抗肿瘤药物的教学中应强调对癌症患者及家庭给予更多的社会心理关怀。有资料表明:凡接受社会心理介入治疗的癌症患者,复发率较低,做到了去者善终、留着善别,生死各相安。
四、摒弃药物是唯一的和万能的,而很少谈其他因素作用的思维定势在药理学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全局概念的建立和培养,不要过度强调药物的万能性。在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上,人们认为,健康是宿主(人体)、环境与病因三者之间动态平衡,这种平衡被破坏便发生疾病。这种以维持生态平衡的医学观所形成的医学模式,即生物一医学模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医学科学有了更大的进步,一些由生物因子(细菌、病毒、寄生虫)所致的疾病已被控制,而另一类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精神病等)已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危害。
目前的情况是,生物—医学模式在这些疾病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原因是,这类疾病的发生原因既包括生物学因素,也与社会因素或(和)心理因素有关。因此,要在综合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与疾病影响的医学观,即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基础上讲授作用于这些系统的药物。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是立足于生物、心理、社会等各种因素,认识疾病和健康不仅应从生物学变量测定,还应结合心理、社会因素来说明,并从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水平采取综合措施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本质上体现了医学科学革命的学术范式。在医学教育方面,要由单纯的医学卫生保健的小视野转向以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卫生保健知识相结合的大视野。只有树立起综合观念,才符合医学的科学发展观,才能促进医学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