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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由于感染了HIV病毒而造成的,以免疫系统损害为主要特征的一组综合征,感染后经过8~10年的潜伏期,人的抵抗力就会下降,最后完全失去抵抗力,其病死率极高。中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对2007年中国艾滋病疫情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截止2007年底,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55万~85万人),全人群感染率为0.05%(0.04%~0.07%)[1]。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隐私权没有得到尊重,公民权利受到限制等与道德伦理相悖而驰的现象。那么,什么方式能够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呢?笔者想就这一问题浅谈一下。
1艾滋病流行产生的主要社会影响
艾滋病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且复杂的,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和道德伦理。
1.1经济在宏观经济上,艾滋病对我国经济总量的影响在2006~2010年这段时期内主要体现在患者个体人力资源的部分或全部丧失,其次表现在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及其导致的GCP损失上,我们估计五年内总的损失可能超过亿元[2]。在个体和家庭经济上,影响主要来自它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包括人的自身价值的损失和通过劳动创造价值能力的损失[2],并通过生活中收入减少、费用增加、外界歧视等因素将这些损失转移到其家庭中。由于感染者家庭、医疗机构、其他产业和政府部门的密切经济互补关系,艾滋病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不能忽视,尤其是感染者家庭、农业生产和政府财政承担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而医疗机构方面则承受着人员和技术等资源不足的压力。如果某一方压力不能适时缓解,已有经济秩序就会被破坏,经济影响会被放大,我国的经济就会受到更大的损失[2]。
1.2道德伦理艾滋病的出现,特别是艾滋病与其他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不同的众多特殊性,引出了卫生研究中从来未曾遇到的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新的伦理学问题[3]。经过近几年国家、社会和热心人士的宣传和帮助,人们对艾滋病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知,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多种不同伦理标准产生的伦理冲突也摆在我们眼前。在中国艾滋病科学研究和防治工作中,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伦理学标准,主要反映在:(1)在公共卫生服务活动中,“权力”、“权威”、“公众利益”等得到了很好的反映,而个人的权利,则没有予以充分考虑。(2)由国内机构资助的科学研究项目,在伦理学方面往往缺乏充分的考虑。比如,对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研究中进行严格的伦理学问题的把关、论证仍显滞后和轻率。无论是资助机构,还是研究单位,还是研究者本人,往往缺乏充分考虑。(3)国际组织或国外机构资助的科学研究项目,由于东西文化差异,产生的伦理碰撞也就不足为奇[3]。而中国的艾滋病有其流行形势的构成特点,尽管近几年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尤其是社会歧视方面,但这也仅限于一定的社区层面上,当出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上,例如:就业、交友等,人们有着相当强的戒备心理[4]。而患者在与正常人沟通、交流,甚至交往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着一些心理障碍因素,歧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歧视工作任重而道远。
2当前的艾滋病预防控制环境
中国国家主席明确指出:艾滋病是关系中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各级领导需提高认识,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预防,坚决遏制其蔓延势头。近两年,中国政府在加强监测、完善病例报告系统、扩大自愿咨询检测、实施综合预防、干预、治疗和关怀,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同时在各类高危人群规模、感染率专题调查和疫情估计、预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丰富了中国艾滋病流行的相关参数。我国正在积极地实行“领导关怀与政府承诺、政策支持与全民参与、国际认同与多边合作”的方针政策,为建立和完善艾滋病防治体系不懈的努力着。“四免一关怀政策”的积极实施、性病与艾滋病监测网络和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示范区的积极启动等等都可以体现出我国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视。3思考与建议
不论是从艾滋病流行产生的经济影响,还是其引发的道德伦理影响来看,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患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是影响人们正常生活的不安定因素。俗话说得好,没有经济地位何来的社会地位。要想艾滋病患者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首先就是要解决患者自我生存的能力。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3.1加大心理疏导工作目前国家政策加上国际合作组织的一些支持,对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基本是可以说是全免费的,有的地方甚至连交通、日常伙食等都是免费提供的。为什么在国家和社会这么大的扶持力度下,艾滋病患者与正常社会的接触仍是那么的微妙,那么的脆弱呢?原因有三:一是疾病本身的危险性;二是患者的心理因素;三是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笔者认为,心理疏导工作不能仅对患者,还要对家庭、对社会。加大对患者的心理疏导,可以缓解甚至消除其心理障碍,加强其健康生存的信心,对其回归社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加大社会宣传和教育,让反歧视工作要坚持不懈的进行下去,立足于社区,关爱每一个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和遭受艾滋病侵袭的家庭[4]。对家庭的疏导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有研究表明,由于中国家庭成员间高度地互相依赖,彼此的责任和义务感,以及传统的文化观念,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血缘关系的支持与理解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为直接的[5]。但值得一提的是,心理疏导是一门科学,它不是我们常说的“谈心”,也不是“指导”,它是一个建立在平等、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合作与沟通。操作的人需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需要掌握一定的心理咨询技术,需要对自我本身有一定的认识[5],要求心理疏导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技能。加强艾滋病的认知度,拉近与艾滋病患者生活的距离,正确消除或缓解艾滋病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最大限度缓解艾滋病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负面效果,是我们对艾滋病患者最好的关怀。
3.2多方发展适合本土的生产自救项目关注卫生经济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必须放弃试图建立一种能够涵盖所有卫生问题且所有个体和组织都能无条件认可的共识的努力[6],而是从传统文化习俗、经济发展状况等本土情况出发,寻找道德原则和经济发展共赢的途径与方法。当前对艾滋病患者的心理疏导工作做得最多的仅是从精神单方面的进行安慰治疗,事实上,让患者更多的参与,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其生存价值也许更能够体现对其的关怀与治疗。生产自救在增加患者家庭收入,提高患者及其家庭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增加了患者生存的信心,提高了其对生活的希望。笔者认为,我们常提的伦理关怀不是让患者被动的接受他人及社会的帮助,而是只有让病人拥有主动回归到正常社会生活才是我们对其关怀的最终目标。家庭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元素,正确消除或缓解艾滋病对家庭的社会经济影响,才能最大限度减少艾滋病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影响[4]。例如,山西某县136例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家庭,在当地草根组织“黄土地组织”的帮助下开展的适合自身特点的种殖、养殖、家庭工副业及贩运等生产自救项目,所有开展生产自救的家庭人均收入都达到了同村健康人群的水平,多数家庭收入比黄土地组织成立前增长60%以上。
随着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潜在感染者和患者被发现,他们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影响也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加。在目前艾滋病无法治愈的前提下,面对有限的卫生资源、卫生服务,在面对医疗卫生服务供需双方的传统平衡被打破的现象的同时,精神和实践相结合的关怀和帮助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应是一个良好的可长远发展的选择。因为,人们正常生活的社会中,只有“给予”、“接受”、“社会交换”等达到一定程度均衡时,人的心态才能达到一定的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