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看精神病的原由与诊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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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进东单位：湖南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全球各地之所以会出现相同的“原型”，是因为各地不同的人作为一个相同的“类”属在其日常生活中面临相同的生活问题，为此而形成的基本生活经验有极大的相似性甚至相同性。如全球的人都怕虎，是因为各地的虎都伤人。不同地方、种族的原始神话和仪式之所以有类似之处，是因为人类作为同一种属，虽生产生活及行为方式不同，但想象方式在本质上的高度一致，只不过具体表现方式各有特色而已。因此，神话和仪式的类似并非不同地方的人因同属一个种属而有同样的“原型”。由此，不能把各地人们相同的生活经验当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本质上，它仅是人类社会相同或类似的生活经验。

“原型”实为一种高度同质化的“文化—知识结构”，它具体体现为世界各地各具特色但本质内涵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知识结构”会高度一致是因人类生产生活的目的、途径、手段及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相同或相似。因此，“原型”实为各地人们作为同一生物类属在进化中形成的相同和相似的环境适应性。任何种属都有成为该种属的生物潜能，但仅奠定了意识的生理基础，要形成种属能力一定要在同种属的生存环境中实践，个体思维能力的形成一定要经过人类社会的实践，否则个体只是生物性个体。意识的生理基础———大脑虽是生物性感官，其本质却是社会性的，只有大脑才具备：对客体事物的本质和特征进行抽象概括的能力；关系思维能力，即从抽象意义上考察事物间关系；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认识信息本身的能力。其他生物的思维意识，最多只能是受自然选择规律支配而发展起来的适应环境的生存。因此，人类意识的动力虽由自身的种属因素赋予，但本质上是由社会决定的，具有社会性。无论是生物性生存还是社会性生存，个体始终离不开作为背景和参照系的整个社会环境，并一生都深受影响。个体为实现社会性生存，必须不断地“实现”：成为自身种属，成为社会“类我”甚至“独我”。因此个体意识深处的“类我”实现欲望，即其心理意识的动力。心理动力很多时候表现为个体能力和现实可能之间的张力，它给肉体和精神造成了双重的压力，最终转化为心理能量。如果欲望顺利实现，体内积聚的能量释放，紧张感得到舒缓，个体意识运动正常；“实现”欲望受阻，精神或生理机能倍感压抑，久之精神呈现病态。

精神病的起因

此处所言的精神病系指由社会性而非先天性、遗传性因素所引发的忧郁性及强迫性精神病。对于其起因和治疗，很多精神理论分析家认为，既然其主要由社会压抑和强制所引起，因此治疗多重视意识治疗，以缓解社会对个体的压抑。笔者认为，无论探讨其起因还是治疗，除注意社会、历史、文化等影响外，还需注意患者发病时的意识状况、器官机能和器官之“气”的变化。意识如悬浮的颗粒，其运动忽此忽彼，毫无规律，正常人的意识运动呈现发散和悠忽的特性。假如外因干扰严重，使个体意识不能正常发散悬浮，而是紧张固结，很可能形成意识焦虑，甚至导致崩溃。因此，精神病的根源虽然应该是社会性的，其直接动因却是紧张和焦虑，由此可见，精神病实质是患者意识一种情绪性的固结和过度发作。那么，个体意识从常态走向病态除以往所述病因外，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因素或哪些因素的某些特定方面？这些因素或方面对精神病的治疗具有什么影响和意义呢？

长期的社会不公是许多人倍感压抑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公使社会很难达到有机团结状态，而机械团结又很难舒缓不公带来的压抑。种种社会不公还可能由于代际相接而绵延，与此相应的是相关文化体制的延续。群体也会由于社会不公引发群体非理性，在特定时期以群氓的疯狂暴动表现出来。时代精神的压迫和社会转型期个体气质的不适也能引发忧郁性神经病。时代潮流一往无前，在社会剧变中总有一些落伍者，他们时刻感到时代前进所带来的深沉的压抑和不适。尤其当努力适应失败后，个体的精神忧郁往往加深加重。

家族精神病的氛围也有相当影响。精神病家族的生活场域有长期的“染缸”效应，它为新生代精神病患者的最终发作提供了一个长期狭小和固定的“染缸”，患者从小耳濡目染，既易受成年精神病患者伤害，同时伴随其身心成长的是一种病态的家庭氛围和为人处事方式，长期熏陶最终使其思维和行为方式演变成一种病态的“定势”。

精神分析理论对人们心理也有一定压抑。在一定程度上，有的患者是精神病理论定义出来的。有时，人们为了防止自身精神意识的病态被发觉，常以一种伪装的面目来抵御理论，这就说明了患者对社会理论压抑的无形恐惧。因此，时代的前进和发病因素的日益复杂化，使得治疗的模式绝对不能一成不变。

社会对个体的塑造，一定要通过个体与同类的交际才能实现。社会化交际使得社会纷繁的映像投射到个体的心海之底，这种映像使得个体意识能在不同的意识映像时空中不停地转换休息。因此，如果社会交际不能正常进行，那么个体就很自然地与外界隔绝，隔绝到一定程度意识就会“固闭”，“固闭”到一定程度就会对外界自动地产生一种神经质的自我保护意识。

任何个体都有自我保护的私密空间。当这种空间受到社会或他人的无端挤压时，个体精神就会自动地紧张。越到此时人们越会将这种空间作自动调整；如果调整失败或无法调整时，个体意识有时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如暴怒或更加忧郁。如果无法发泄或发泄失败，那么精神就会病态发作。精神的紧张还会导致患者与外界互动关系的“孤独自认性”，之所以是“自认的”是因为“他者”对患者是敞开的，患者不能与“他者”正常交流是因为他把自己深锁在自己的意识时空中。在这种自认性的孤独中，还会产生“同类攻击焦虑”，即患者觉得到处都充满了敌人，为了逃避“同类攻击”，患者往往躲避到带有强烈封闭性的自我空间及非同类环境，最终成为“他者”眼中的“异类”。

精神病的治疗

意识飘忽不定、忽此忽彼、转换极速、毫不连贯，因此其常态应是“分裂”，只有在“分裂”、发散和悬浮中意识才能得到放松、平衡，而压抑、忧郁、恐惧、紧张等表明意识在某个时空场景上“附着”或“固结”，由此造成的“气”的阻滞会使相应器官病变，病变后器官的感觉机能已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甚至衰退，于是患者无法正常感知交流。“固结”到一定程度精神意识就会呈现病态甚至崩溃。意识崩溃后患者的整个意识处于完全的模糊混沌状态，此时“气”又重新运行，但已非原来浩然充沛的健康之气，而是神经系统和器官受损后的残缺之气，它只能大致保障患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可见，解开“附着”、“固结”的意识，使其能正常“分裂”、发散、悬浮，应是精神病治疗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最终目标。

精神病的早期，一般都有某些表征，如患者喜欢独处、寡言、孤僻、主动性差、过度回避伤害、对外界逐渐体现出少有的敏感性等。逃避的倾向是患者意识在自认性时空中躲避的标志。此时患者很可能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让一个虚假的自我在外面招摇撞骗，麻痹和欺骗外界。但只要其自我保护的精神空间没受到过度挤压，那么发生精神病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少的。当此情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意识的逃避变成经常性现象，逃避的意识在自认性的狭小空间中日益无法排遣，于情结之处形成“固结”。当意识的固结性不强时，它还可以舒缓发散，回复正常；当意识顽固性固结时，精神就会更趋紧张与固结。弗洛伊德通过解梦来治疗精神病，他诱导患者说出那些压抑已久的经验和欲望，就是想明了患者意识附着和固结之处的内容，找到意识固结的原因，帮助患者解开情结。

因此，精神病的发生和最终发作的情形如下：首先是患者的社会性交际出现问题，与外界产生一定程度的紧张，此时，其意识开始“附着”某处，初步“固结”；开始时“附着”“固结”性并不强，类似于假性固结，随着时间推移，固结强度不断增加，使得患者无法超越某个特定的时空场景，因此，其意念一动就立即进入固结时空，于是形成真正的“固结”，情结就是意识的“固结之核”；之后，固结不断加强，形成强性固结，整个身心完全处于病变状态，感官机能已经完全不能正常发挥功能，最后意识固结所带来的压抑终于超过了神经系统正常的承受能力和范围，导致神经系统的全面崩溃。真正的精神病就是思维意识的强性固结和崩溃时期。

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必须在意识开始固结时尽量转换意识时空场景，使其能在新的时空场景中发散悬浮，尽量避免意识恶性固结。为此，精神病的治疗必须仔细区分意识“附着”、“固结”的不同阶段施以不同治疗。此外，治疗时还需统筹考虑意识、气、器官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意识是大脑的机能，但大脑对外部世界形成综合认知要以其他器官的具体感知和神经系统将信息顺畅的传送才能最终形成，而其他器官和神经系统功能正常与否又取决于“气”的状况。“气”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一切变化的动因和所有联系的桥梁。中国人自古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最基本的物质：“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人禀气而生，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生，散则死”。《难经•八难》中说：“气者，人之根本也。”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指出：“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赖气以生”。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指出：“人少有生，全赖此气，有气则生，无气则死”。

可见，中国人自古就把“气”看成个体生命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因此，“气”一旦病变既影响人体的整体生理机能，更影响大脑和神经系统机能的正常发挥，“气”机紊乱失调甚至会导致相应器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同时，大脑主导控制的意识直接决定“气”的运行是否通畅，“气”的运行状况又决定器官的功能状况及思维意识能否正常。三者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一方出现故障其他两方就会随之病变，反之，对任何病变一方的治疗都可从另外两方着手。神经病的发生，表明意识的运动出现了故障，因此可以通过对“气”、大脑及神经系统的治疗来恢复意识的正常运动，其中“气”的治疗尤为关键。

中医之“气”有像无形、非对象性存在的特征，人们对其无法检测，虽然如此，中国传统的养生、医学和武学等，历来都非常重视“气”在生理、病理方面的作用。“和”是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标志，但必须以“气”机宣畅为关键，老子就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为和。《黄帝内经》等古典名籍以及中国历代医家都非常重视“气”在身心健康及疾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内经•本神》篇中说“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当代医家也认为“气为百病之长”，“气”的通畅协调对强身健体具有直接和明显的作用，而气机紊乱不调将会导致病变甚至死亡，因此治病重视理气、顺气。

帮助患者理顺社会关系解开情结、服食中药以及“气功”锻炼等都可理气、顺气。研究显示，精神病患者存在凋亡通道的异常，致使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的凋亡活动发生改变。早期表现出非致死性凋亡，导致不伴有神经元死亡的突触丧失，对神经元和突触联络产生影响，而理气、顺气，尤其是气功锻炼能够恢复和增强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与活力，避免神经的不正常老化和死亡。

东西方文化结构各有不同，长于逻辑思维的欧美心理学界着重从意识的社会属性和结构特点来研究治疗精神病，但对意识的功能器官———大脑及生命的重要动力———“气”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东方传统文化长于形象思维，治疗时重视理“气”，但对精神意识的社会特性和深层结构研究不多。因此神经症的治疗须结合东西文化各自的优长，对患者的社会关系、感官机能、大脑和神经系统以及“气”进行综合治疗。根据患者病情的轻重缓急，辨证施治，对症下药。

在精神病的前期阶段，患者意识开始“附着”、“固结”，气机开始不畅，此时器官还没发生根本性病变，也没出现功能性障碍。治疗可重在医患交流、转移注意力及改变环境，以解开患者情结。情结一解，患者涣然冰释，心情舒畅，气机自会通畅，精神意识容易恢复正常。因此，此时只要及时发现辨证治疗，一般不会向恶性方向发展。当患者意识“附着”、“固结”的时间较长，感官机能出现障碍，大脑和神经系统无法正常思维时，患者的“气”肯定已经出现程度不等的郁闭甚至紊乱、错乱。为此，治疗时最好是先利用传统中医的功能理气、顺气，只要“气”的状态恢复正常，感官机能、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思维意识功能也会逐步恢复，在此基础上，再理顺患者的社会关系，解开其情结，从而恢复意识的正常状态。

当患者意识固结强化，气行阻滞甚至完全紊乱时，感官机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患者意识已经崩溃，崩溃的重要标志是：除基本的进食保暖等生理性需求外，其他分辨能力尤其是最基本的“类”概念几乎丧失。“类”概念的模糊和丧失使患者有着巨大的认知障碍，在没有区别的同质世界里，其意识根本就不能发散悬浮以进入不同的意识时空场景，因而处于模糊、混沌、错乱甚至狂乱之态。因此，虽然有时患者的话语貌似清晰，但话语的无意义、重复及整个话语的语无伦次，再清晰不过地表明此时患者意识的极度混乱不堪。在患者眼里，外界已是一个无意义、无差别、无感觉的世界。

这种情形已难开展有效治疗，此时最重要的还是先理气、顺气，试图抑制患者感官机能、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功能恶化，再行恢复患者的“类”概念和识别力，然后试行恢复其记忆，找到其意识崩溃处的“情结”，看能否解开，以舒缓紧张。上述精神病演变的几个重要阶段，决定了救治不仅要循证诊断，更要根据不同病情，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在临床决策中辨证思维，以便真正做到辨证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