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改革范文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及国家和省发展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做好2021年全市发展改革工作，推动重点任务攻坚突破，制定工作要点如下：

一、突出规划计划引领，拓展广阔发展空间

1.强力推动“十四五”规划实施。印发实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市“十四五”规划《实施意见》，完善逐级落实、层层负责的工作推进机制。统筹协调市级专项规划编制，做好衔接工作。6月底前，高质量编制并组织实施好《市开发区发展总体规划（2021-2025年）》和《市“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细化分解，推动落实，推进开发区和物流加快发展。

2.高标准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做好与国家、省规划衔接，突出我市功能定位和特色优势，组织实施好《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方案》，制定工作要点，推进实施好沿黄生态廊道、403万亩灌区农业节水工程等总投资7652.44亿元的424个重大项目。做好国家黄河专项重大资金争取工作。

3.积极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印发实施省会经济圈“十四五”规划，研究制定方案，筹备好第二次联席会议及省会经济圈与跨国公司（上海）合作交流会、与央企（北京）合作交流会、联合招商推介会等“三大”对外活动。积极对接融入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瞄准高端装备制造、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全力吸引外迁项目、高端人才落地。深化与京津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打造科研成果转化基地。牵头推进好济滨高铁等重大合作事项落实。

4.组织实施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结合经济形势分析研判，组织各部门单位实施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年中对计划执行情况调度检查，研究提出下半年措施建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二、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强化有效投资拉动

5.提高项目谋划储备质量。围绕“十四五”规划实施和专项债券、中央投资投向重点，筛选一批技术水平高、市场前景好、产业带动力强的项目和补短板、新基建、重大平台项目，纳入“四个一批”项目库，制定年度强投资工作方案，明确时序进度、责任分工和目标任务，按季度更新项目清单，形成项目滚动实施、接续有力的良好格局。年内储备项目1000个以上、总投资不低于8000亿元。

我国虽在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始了科技文化改革的探索,但直至1985年才正式启动。我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实际面临双重任务,既要对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科技文化进行变革并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科技文化的精华,又要反映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时代精神,以适应科技发展国际化的特征和趋势。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科技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制定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一个向纵深推进的新阶段。我国原有的科技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的,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原有科技体制已明显制约了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科技体制进入改革阶段。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1]党中央在制定经济体制改革决策时,科技体制改革就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2]这既强调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重要性,更指明了科技文化的发展方向,表明了我们党执政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我国相关政策的促进下,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向前推进,科技体制的改革也进入到实质性的启动阶段,并由此将科技文化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们应当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并将其看作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促进科技体制通过不断面向市场去求生存、求发展。将科学技术体制改革上升为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认识,反映了我们党对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重视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可以说,这一政策的出台,既是我们党此前科技及其文化政策的接续发展,同时又富有强烈的时代感。1987年1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规定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促进多层次、多形式的科研生产横向联合;另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改革科技人员的管理制度,放宽放活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从而从根本上扭转科技与生产相脱节的状况,为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无疑反映出党和政府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对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认识日趋全面和深入。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把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放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这对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1988年5月,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国务院根据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科技体制改革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发挥科技优势,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进一步建立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机制,……鼓励科研机构切实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1994年2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中又明确要求“把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结合起来,运用法律手段推动、引导、保障和规范改革实践,促进科技战线改革与发展步入社会主义法制轨道。”这些政策在高度重视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的同时,开始改变过去科技与经济相脱节、政策与法律相冲突的局面。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政策向前推进的同时,党和政府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国家科技委员会《关于当前科技工作形势和今后工作若干意见的报告》,强调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要加强科技界知识分子的工作,彻底抛弃过去形成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并努力创造出新的知识分子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199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要积极引导广大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认真研究和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有利于优秀青年人才的脱颖而出。这就不仅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进一步推进到更深层的基础理论地位上,而且基于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需要,进一步突出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保持党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政策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1993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国家和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保护知识产权”。随着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我国对外科技交往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86年4月,为了加强与国际科技界的联系,促进我国对外科技关系的发展,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外交部颁布了《关于参加国际科技组织的若干规定》,对参加国际科技组织的条件、申请手续、审批程序、组织管理和会费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做到既主动融入国际科技界的多边合作和交流中去,又慎重选择所参加的国际科技组织,积极推进国际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当前科技工作形势和今后工作若干意见的报告》,指出科技工作要充分利用开放的条件,做到有计划地扩大技术引进,以加速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1992年3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以“坚持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为专题,强调积极推进国际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应当成为新时期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一项长期重要方针。充分表明党和政府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上,不仅具有更加宏阔的视野,而且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成为科技体制、经济体制配套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994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切实保障知识产权法律实施,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条件,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不仅适应了国际科技经济发展日益一体化的趋势,而且有力地保障了相关知识产权法律的贯彻执行,促进了社会主义科技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二、科技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贯彻落实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党和政府深化科技改革和文化改革政策的不断出台,科技和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也随之走向深入,并有机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1985年4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全国技术市场协调指导小组在北京成立,负责各方信息的沟通并制定有关的法规,对全国技术市场进行宏观指导。1985年5月15日至6月10日,首届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在北京成功举行,有来自全国的78个交易团、3000多个单位参加了交易会。1986年10月6日,由40多个中央部委的技术市场所组成的中国技术市场开发集团在北京成立,这个开发集团集中了全国科研、教育以及生产部门的强大技术力量,为技术商品的生产、流通提供多方面的服务,是一个多学科、跨行业和跨系统的横向经济联合体。1987年7月15日,中国技术市场研究协会又在北京成立,该协会作为全国从事技术市场研究、开发与经营工作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为技术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3]682。有数据显示,我国技术交易金额逐年扩大,1985年和1986年均达20多亿元,1987年为33.5亿元,1988年已达72.5亿元[4]10。1988年8月,为发挥好我国科技力量的优势和潜力,促进高新技术的成果商品化、商品产业化和产业国际化,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实施了国家火炬计划,该计划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实施优惠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和科技型企业家下海领办或创办高新技术企业。1988年,我国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率达70%[4]10。把研究机构与生产单位经济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技术市场开拓,不仅促进了我国主要科技力量战斗在经济主战场局面的形成,而且改变了我国过去单纯采用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无偿转让成果的做法,促进了技术成果的商品化,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实行研究机构拨款制度的改革,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关键性措施。1986年3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对科研单位进行分类工作的通知》,把科研单位具体划分为四种类型,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所具有的特点,对其经费进行分类管理,以便合理、有效地使用科技拨款。研究机构拨款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纵深配置,使得我国研究和开发机构科技任务及经费的取得,由单纯地依靠国家的切块划拨供给,逐步转向多渠道获取,科技任务和经费来源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从而促进了企业与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1987年,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研究和开发机构以各种形式与企业和经济实体之间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联系,使得过去国家对科研机构包得过多、统得太死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改变。1995年,我国科研机构的横向经费已占科研总经费的49.4%。积极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加强国际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要举措。1984年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成立,作为我国对外民间科技交流的重要窗口,其职责是接受科学团体和科学工作者个人的委托,负责在华召开的国际科技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提供的组织宣传工作。我国科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其国际科技合作的规模一直呈现增长发展态势,在我国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总体规模分别为29530人次和33881人次。

《农业经济问题杂志》2014年第六期

一、农民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贡献

回顾农村改革三十多年来的历程，中国农民在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巨大成就，历史不能淡忘农民的功劳与贡献，应该尊重农民的伟大创造。

(一)农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创新主体，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序幕，并由此扩展至城市经济体制，进而推动了全方位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实现了从基本解决温饱向全面建设小康的重大跨越，农业生产逐步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向市场化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进行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宝贵经验，而其重要动力起源于农民，也可以说，正确对待农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突破了一大二公、过度集中的体制，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问题，农民真正得到了生产经营自主权，通过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谈到农村改革时曾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顾益康等(2013)认为，从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废除体制，从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到乡镇企业异军崛起，农村改革的极大成功，无论在经济体制、经营方式、分配制度和流通体制上，都为城市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范本和成功经验，进而促进了全方位的市场改革。

(二)农民为牢牢端住中国十几亿人的饭碗、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稳定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大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体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全国粮食总产量翻了近一番，从1978年的3047.65亿公斤增加到2013年的6019.35亿公斤，特别是实现了历史性的“十连增”，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为经济社会快速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应当看到，中国粮食供给的增长速度越来越赶不上需求的增长速度，粮食供求动态紧平衡常态化成为中国长期面对的基本国情。实现近14亿中国人逐步由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安全放心的历史性使命，还要由亿万农民群体来完成(韩长赋，2014)。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是农业生产的绝对主体，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创新改革也离不开农民群体所发挥的支撑作用。据农业部门统计，截止2013年6月底，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3.14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3.9%，其中流转入农户、合作社和企业的面积分别占61.8%、18.9%和9.7%，农户家庭经营的土地占全部承包土地面积的90.9%，其他经营主体面积只占9.1%，经营耕地面积在30亩以上的农户有891万户，经营面积在30亩以下的农户还占全部农业生产经营户的95.1%。

(三)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演变发展以及大规模进城创业就业的过程中，农民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随着其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逐步演变成民营企业的主体力量。两亿多农民成为农民工，几千万农民成为个体户、私营业主、农民企业家，造就了一大批善于搏击市场的民营企业家，带动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顾益康等，2013)。到2011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达到2844.2万个，吸纳就业人数1.6亿。2010年全国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为11.2万亿元，占GDP的28%，对全国税收贡献占比为15.5%。预计到2015年，全国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将突破18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12.3万亿元，从业人员达到1.7亿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升至2013年的53.7%，到2030年将有4亿农民进城。目前，农民工已经达到中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2012年2.6亿多农民工创造的GDP约达20万亿元，占GDP总量的38.6%。规模庞大的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由农业到非农产业拓展，不仅直接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财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土地资源、土地红利和劳动红利更是农民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据国土资源部门统计，仅1999—2012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82.5万公顷，低价征用和高价出让形成的巨大土地级差成为城镇化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廉价”的农民工低工资也成就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地位。

二、当今中国农民发展问题的具体表现

当然，对于农村改革35年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能回避，如城乡收入差距大、农业现代化滞后、农业转移人口“半城市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大、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民财产权利部分缺失等。上述问题出现主要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偏差、经济发展方式偏差、国民收入分配偏差和政府职能行为偏差。

（一）落实上级政策，抓好三项改革。

一是抓好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一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及时调度本领域内的改革任务进展情况，协调解决推进中的问题，加快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二是抓好公车改革。在落实上级公车改革要求的基础上，探索符合县内实际的公车改革方案，确保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的完成公车改革任务。三是抓好户籍制度改革。落实上级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协调有关部门，制定配套政策，稳步推动工作开展。

（二）加强宏观指导，突出三项研究。

一是加强战略性研究。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现代农业园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服务业现代化战略的实施，针对国家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方向，站在全县战略高度研究谋划、分析我县产业发展、产业布局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形势，找准结合点，提出发展思路及对策，形成专题调研报告，为领导提供参考。二是加强规划性研究。在做好年度计划编制工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大对经济增长、生态保护、民生建设等宏观调控目标的调控，确保“争创强县”目标的实现。三是加强经济形势的预测分析。适应新常态发展要求，以季度经济综合分析报告为主体，狠抓研究报告质量，努力提高经济运筹水平，为县委、县政府当好参谋。

（三）发挥职能优势，明确三个重点。

一是加大现代服务业发展力度。加大服务业载体培育力度，进一步加强市级服务业集聚园区认定标准及有关政策、规划的衔接，全力推进文化、物流、旅游等产业发展，积极构建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现代服务业新格局；着力抓好绩效考核，将服务业发展任务列入年度各乡镇、各部门承诺目标；积极完善科学合理的统计体系，建立乡镇和部门以及服务业企业相互沟通的服务业统计平台制度，及时掌握全县服务业发展的动态。二是加强重点项目管理。结合全县招商引资契机，积极做好重点项目储备，筛选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省、市级重点，帮助项目单位做好前期手续办理工作，力争在省、市级重点项目申报上取得新突破，进一步增强重点项目建设的后劲；围绕规划项目抓开工，在建项目抓进度，建成项目抓投产，积极落实重点项目推进工作，着力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的调度和全程跟踪服务，确保项目顺利进展；研究利用好市里的优惠政策，按照要求积极提报大项目好项目，争取市级重点项目专项资金、重大项目前期策划专项资金以及市级统筹用地指标，为我县重点项目建设助推助力。三是加快现代产业集群培育。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紧盯世界500强、中国制造业500强、民营百强、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五大主攻方向，严格评审把关，择强选优落地；坚持把骨干企业培育作为产业转调的重要引擎，大力实施百亿级企业培植计划，培育壮大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产品竞争力强的龙头骨干企业；坚持把平台建设作为产业发展的最大支撑，全力加快滨河项目区、庐山化工园区、钛铁工业园区、龙泉化工园区四个千亿级园区建设，提升产业承载力。

（四）提升服务水平，加强三大工作。

一是抓好上级政策的争取和落实。围绕我县资源特色优势，着力在城市发展、产业升级、特色园区、民生问题等方面，早规划，早研究，早准备，储备、包装一批能够吸引上级扶持的项目，加强与国家、省、市发改委的联系，加大项目资金争取力度。二是做好行政审批工作。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办事效率，适应经济转型升级要求，严把审批关口，优化投资结构。二是加强重点项目银企互联机制，支持银企合作发展。进一步完善重点项目评估机制，探讨建立与金融部门共享信息平台，及时公开重点项目信息，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品牌创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节能减排的资金支持。

摘要：本文从历时性的角度，对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做了简要的回顾。对两种新闻自由观即阶级斗争观和极端自由主义观给予了批判。我国的新闻自由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有五个方面的具体表现。但是，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还有很多障碍，如体制障碍、商业主义等现实的困境构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关键词：新闻自由发展三个阶段具体表现现实困境改革路径

一、关于新闻自由的两种错误观念

自从1644年英国着名诗人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首次提出出版自由以来，新闻自由的理念已经走过了四个世纪的历程，新闻自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自由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准。在我国，自清末民初新闻自由理念传入之后，也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且作为一种斗争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知识分子更将其作为奋斗的目标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有学者将新闻自由拓展为七种基本权利，即“创办新闻媒介权、发表权或报道权、答辩权和更正权、知晓权和采访权、保护新闻来源权、使用传媒权、对新闻侵权的诉讼权。”

尽管如此，目前对于新闻自由理念和我国新闻自由概况仍然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

第一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新闻自由，认为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对社会稳定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新闻自由并不适合于现阶段的我国社会。持这类观点的在我国并不在少数，而往往这些人都是同过去极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资本主义的东西再好它是资本主义的，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要完全抛弃资本主义那一套，另建立一套属于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理念”，这就完全割裂了新闻自由的连续性，也否定了无产阶级在长期的争取民主和自由权利过程中的价值目标，更没有看到新闻自由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民主和政治文明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不排斥新闻自由，而且将新闻自由作为社会群体共同努力的目标。马克思早在1831年英国工人报纸的发刊词中写道，自由的新闻出版物是人类思想自由的体现，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列宁在1906年指出，人民自由地创办报刊，自由地发表意见，是他们自由的基本保证之一。而中国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所奉允的真理，将新闻自由作为自己的武器和奋斗的目标之一，利用报刊等媒介开展宣传革命思想才能够不断取得各种斗争的胜利。

另外一种极端认识是认为我国根本没有新闻自由，持这种观点的人多数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一知半解的“中世纪时代”。他们将新闻自由的理解只局限在媒介对政府的抨击和公民自由的办报权利阶段，他们将此作为新闻自由的核心理念。

内容提要：公共财政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我们进行财政改革既要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又要立足于我们的国情，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这一实际，建立我们自己的公共财政。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已经刻不容缓。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共财政，我们所要建立的公共财政的框架之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这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研究课题。本文拟就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与中国财政改革的关系展开讨论。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它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对于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认识的发展过程。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西欧从封建社会末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初期，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把市场经济描述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经济，他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供求双方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每个人各自理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带来整个经济的高效率，因此，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守夜人”、“廉价政府”的口号以及“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因此，这个时期的公共财政主要是为了保证政府作为“守夜者”这一角色能够正常运转。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

本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在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滞胀”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提出了责难和质疑，开始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又开始重新重视国家干预政策。在这个过程之中，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调整，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增强。

随着许多经济学新领域的开拓，特别是随着宏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成熟，财政学经历了一个从公共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公共经济学更注重财政收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当然，公共经济学仍然是围绕着财政而展开的，是对公共财政学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现在的公立医院绝大多数是扩张型医院，政府应创办节约型医院，对公立医院实行总额预算控制，即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上缴、差额补助。在核定收入之内的结余政府并不要求上缴，超收才上缴，所以此举并不是恢复大锅饭、鼓励懒人，而是要解决让公益性和趋利性和谐发展的问题。医院可以在此基础上追求结余最大化，比如实行以循证医学为理论基础的临床路径管理和单病种付费制，在总收入不提高的情况下，降低总支出，增加结余，患者的人均医疗花费同时也减少了，达到共赢的效果。一个服务或者商品在公平的市场价格下，如果公众可以低于这个价格能够获得，公众就受益了，而能够保证这种获益的机制才能称其为具有公益性。至于这是否是合理的价格，就由那个为他报销的地方和医院去谈吧。因为为他报销的地方有时间、有精力去和医院谈判，也不存在什么“信息不对称”，就一定能谈出一个公平的价格。公立医院还是要赚钱的，如果硬要有个公益的标志的话，把赚来的钱别分掉而是用来发展，这就是公益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公立医院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要以盈利为前提。

卫生事业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它所包括的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等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医药服务、城市大医院的疑难疾病诊治服务等具有比较强的正外部性，社会效益明显，属于准公共产品。公共管理理论告诉我们，纯公共产品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人人都不想出钱生产却想坐享其成；准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效益可以绕过价格机制直接增进他人的利益，但并未因此得到报酬，导致准公共产品如果由私人生产将远远低于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由此可见，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卫生资源的最优配置，必将大大降低社会公共福利水平。必然导致布局不合理，降低服务可及性、干预重点和技术路线选择走向高端，降低卫生投入绩效以及服务价格攀升等一系列问题；在需求层面，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则必然带来部分社会成员无力求医的问题，并会带来诸多社会矛盾，全社会的健康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脱不开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卫生事业都必须坚持公益性质，这是卫生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医改的总体走向决定着公立医院平衡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改革的具体措施。

但公立医疗机构在坚持公益性质，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公平优先的同时，当然不能是坐吃山空的机构，更不能是花财挣钱的机器。公立医院不赚钱，即便是不亏损，那如何发展，财政投入的钱就这样一直维持现有的规模吗？医生同其他行业一样，上有老下有小，职业风险很大，也要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有合理的收入，这就成了医院的成本。医疗服务还有其他的物质性的成本。公立医院不赚钱，至少意味着收入加财政补贴与成本相等。“成本=收入+财政补贴”的这个公式有三个变量，其中收入这个变量，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收入低于成本，要把公式两边做平，要么就增加财政补贴，要么把成本降低。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医疗，就是这种思路：财政补贴也补了，医生的工资水平也通过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价格也控制了，药品价格也一降再降，似乎我们应当感到受益了（医院少收了），但是没有，那只能是医院收高了。在这样的机制下，成本是可以人为搞大的，比如管理不善、浪费、效率不高等，这个收入可能让老百姓难以负担。不赚钱的机构，可能是效率极低、浪费很大的机构。

公立医疗机构不赚钱，似乎与坚持公益性质，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公平优先没有必然的联系。那医院的公益性体现在哪呢？最近，比尔·盖茨退休拿着毕生赚得的近4000亿搞慈善去了，如果中国只有4000万的穷人，每人可以分到1000元。这1000元可以花多久？他搞了个赚钱的慈善基金，这与慈善不矛盾：4000亿与相对于广大的慈善需求存在巨大的差距。市场机制不可回避，是经济的固有属性，是本身存在的。面对目前公益性淡薄的公立医院，如何处理宏观公益性与微观趋利现象的矛盾是公立医院改革亟待解决的难题。使公益与趋利和谐共存，公立医院要正确地创新改革，关键是要正确对待公益性和趋利性。公立医院的出资人是政府，政府没有趋利性，它要求的回报是人民的满意度最大。公立医院法人及职工有趋利性，他要求个人利益回报，追求职工利益最大。这就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也是当前公立医院改制改造面临的迫切任务。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完善，原有的卫生事业模式已经难以与之适应，近年来，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建立完善可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体制，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卫生事业改革的热点话题，而如何给予医疗机构准确的市场定位，又是卫生事业改革中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卫生；改革；公平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职业健康安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职业健康安全服从于马斯洛原理的人类第二层需求即安全需求，这说明人们已经脱离了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向更高层次发展。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各行各业都在进行着改革，汽车涂装在其工艺上从传统发展到现代，已经有了质的飞跃，文章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将了解到在汽车涂装修补行业发展的道路上，汽车涂装修补工艺在职业健康安全方面，做出了哪些改革，而这些改革对从业人员也好，对环境保护也好，对行业变化也好，都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

关键词：职业健康安全；涂装工艺；改革

前言

汽车是行使在地面上的交通工具，使用条件是比较苛刻的，要经历日晒、雨淋、风沙冲击、冷热变换、干湿交替，所以要求汽车涂膜有很好的防护性能，有良好的保光、保色性能，不粉化、不脱落、不起泡、不锈蚀、具有极佳的耐腐蚀性、耐候性、耐各种腐蚀物质的侵蚀作用。要达到这些性能要求，汽车表面的复合层油漆分别担任着不同的角色。汽车作为一种常用交通工具，难以避免会有碰擦，车漆出现损伤不单单只是影响美观，也会影响汽车的安全性能，必须及时进行修补。长久以来，围绕着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安全等诸多问题，为适应地方及国家相关法规，节省企业成本，改善工作环境，吸引专业人才等方面因素，汽车涂装维修在其工艺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汽车涂装维修的工艺改革

1.1产品升级

汽车修补漆的出现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没有什么原车漆和修补漆之说，大都是通过常温溶剂挥发，自然干燥成膜，70年代后期，对汽车面漆外观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大增加了汽车面漆修补的难度，开始采用双组份聚氨酸丙烯酸修补漆，代替挥发性的硝基漆或丙烯酸漆，由于修补的难度增加，汽车漆专业修理厂也应运而生。而由于过去技术层面的限制，在过去生产的油漆中，有些含有例如铬、铅等重金属成分，对于操作者也好，环境也好都存在着危害。溶剂型的汽车修补漆由于其干燥速度快，易于施工等优点，在一定的时间内占据着市场大多数份额，但随着各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日趋严格，溶剂型的修补漆在施工过程中的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已经不能满足相关法律的限制标准，如图1所示，而国内近些年来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不仅在国家层面，各地方也有相应的地方标准相继出台，如2019年江苏省地方标准即《涂料中挥发性有机物限量》的出台，明确了汽车修补漆的VOC排放标准，如表1所示，该标准的出台已经基本等同于欧盟的现行标准。水性漆面漆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被开发，但由于其干燥速度慢，成本高，且施工不良易出现缺陷等问题，很难开拓市场，但随着产品技术的不断升级，法规的日趋严厉，水性漆已经在市场中不断被认可。在VOC排放方面，水性面VOC排放要低48%；如果配合低VOC款的清漆，在VOC排放方面则会低76%，如图2所示。所以产品上的升级革新，减少VOC的排放，对环境，对施工者的职业健康安全都有着积极作用。

1.2设备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