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范文

一、工科院校运用法学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一）提升工科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之举诚如季卫东先生所言，“法学教育不仅要致力于法律技艺的培训，而且要着重陶冶远见卓识和法律精神。这就需要认识到工科强校的某些不足之处以及法科的特征，通过各种方式弘扬人文主义理念，形成认真探讨基本原则、价值范畴以及正义观的博雅氛围。”因此在理工主宰、人文欠佳的工科院校里，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理念，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法律精神，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的确是工科院校法学教学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5]就此而言，案例教学的引入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现代案例教学的基本模式不仅包括课堂上的案例分析，还包括模拟法庭、法院旁听、诊所式教学和媒体教学等。对于法科学生来讲，这些教学形式固然可以使他们从法律人的专业角度获得知识的升华和应用，从中探寻辩论的魅力和职业的神圣感，而对于面向非法科学生所开展的法学双学位教学和法学选修课来讲，案例教学特别是模拟法庭、法院旁听，则使这些与主要与机械、工程和技艺打交道的学生得以在法庭特定氛围的感染下直面正义、公平、价值等话题的探讨，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他们的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为他们人文素养的提升产生重要的推动力量。

（二）工科院校法学院系自身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法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则更加严峻。而相比于专门的政法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系，工科院校的法学院系无论在图书资料、师资水平，还是在学生基础、校园法学文化氛围等方面均无法与之抗衡。故而，工科院校法学院系欲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培养出被社会接纳的法学人才，就必须突出自身特色，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工科院校多学科、重实践的文化氛围———因为法律与机械以及工程学之间其实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法律事实上就是个人维护合法利益的操作规程，是处理和解决各种纠纷的技能，这注定法律专业与其说是一门科学，毋宁说是一种工艺。因此，通过案例教学彰显法学的实践特性，突出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增强应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是工科院校法学院系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从而不断获得发展的的重要手段。综上，工科院校法学教学不仅应引入案例教学法，而且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在案例教学法上存在比专门政法院校、综合性院校的法学院系更为迫切的需要。

二、工科院校法学案例教学面临的问题

由于认识到案例教学的重要意义，目前很多工科院校都将其贯彻于法学教学之中，但总体来讲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影响了案例教学应有功能的发挥，主要问题概括如下：

（一）重形式而轻效果在一些工科院校，开展法学案例教学成为对外宣传、彰显创新的有力依据，是否采用案例教学还被作为教学考评的一个量化项目，受此影响，法学案例教学异化为“追赶潮流”之举。然而这种对形式的过分注重，却隐藏着对法学案例教学实际效果的忽略。比如，案例教学沦为变相的案例讲授，教师依然是主导，从案例选择、问题设置到结论得出仍受控于教师的指挥，而学生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只不过是从“听讲课”变成了“听案例”。尤其是部分教师不注重典型案例和真实案例的选择，往往将“格式化”后的虚构案例引入讨论，这不但不能调动学生参与的兴趣，也无法用实际问题来检验学生所学，案例教学的效果可想而知。

（二）不适应工科院校法学教学的特殊需要前已述及，工科院校的法学欲求得生存、发展，必须突出自身特色，发挥自身优势，因此工科院校法学教学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还要利用工科院校多学科、重实践的文化氛围优势，突出对学生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这种情况下，旨在检验法律职业技能，赋予法律实务工作“市场准入”资格的司法考试就理所当然成为众多工科院校法学教学的重头戏，司法考试的过关率也被视为评价法学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工科院校的案例教学却并未很好回应司法考试的现实要求，更多关注学生对抽象法学理论的理解，其存在的价值仅限于解释和补充说明所讲授的理论内容，而非综合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过程，因此极易导致学生产生思维上的惰性以及认识上的误区，一旦面对司法考试中纷繁复杂的案例情形便不知所措，所以虽名曰“案例教学”，但实际上却不能适应司法考试中案例分析题的需要，显然是一种失败的案例教学。

（三）不利于工科院校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是衡量学生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体现了教育对社会需要和学生潜能的开发以及个性全面发展的满足。我国《高等教育法》第5条就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但是，目前不少工科院校的法学案例教学却与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背道而驰。教师往往在案例教学中占主导地位，学生只需在教师事先安排的思路“诱导”下，对格式化后的“平板型”案例展开定向分析、思考。而且，该过程以书本理论和立法规定为大前提，学生按照三段论式推理，结合案例给出的小前提得出最终的分析结果。不难发现，这种案例教学方式使学生失去了和关系纵横交错、事实纷繁复杂的真实案例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利于他们综合分析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由于将书本理论和立法规定作为推理的大前提，实际上也消解了学生主动挑战主流观点或法律条文中可能存在缺陷的热情，抹杀了他们的反思意识和创新精神。

一、域内外休息权制度比较

保障休息权实现的一个最主要的制度就是休假制度，为此各国根据各自的情况，安排休假，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养的权利。德国主要实行带薪休假制度。根据德国法律规定，雇员每年享有24天的带薪休假。然而法律规定的与现实中的实际情况还存在不一致，实际生活中，大部分劳动协议都规定雇员不分资历高低，每年可有30个工作日的假期，算上其他的节假日，在一年中，德国人的休假占了一半时间。按照日本劳动基本法规定，出勤率在80%以上或连续工作6个月以上的劳动者，每年可以享受10天的带薪休假。6年6个月工龄以上的劳动者，每年可以有20天的带薪假期。此外，还有企业自行规定的婚丧嫁娶假、病假、产假、临时停产假、志愿者休假等有薪假日。日本国家公务员带薪休假时间一般在30天以内。［4］日本的节假日之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出行的交通压力。

就我国而言，国家在节假日实行强制休息制度以及对劳动者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法》第40条规定:“用人单位在下列期间应当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假:(一)元旦;(二)春节;(三)国际劳动节(四)国庆节;(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休假节日。”2008年1月1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和9月18日《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和实施，是我国休假制度的一次重大进步，是对休息权的现实维护，也是国家在劳动保障和劳动福利方面所做的一个重大举措。《职工带薪休假制度条例》规定:“职工累计工作1—10年的，可享受5天年休假;工作10—20年的，享10天年休假;工作20年以上的，享15天年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二、我国劳动者休息权保障的不足及其对策

(一)我国劳动者休息权保障的不足之处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完善，我国不断出台关于劳动者休假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我国劳动者的休假制度。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劳动者的休假权缺乏有力保障。我国《劳动法》中对劳动者工作的时间做出了上限规定以及对休假的最短时日做了下限的确定。但是实际中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休假日都被加班等占据。有些企业为了追求利益，一线工作者根本不存在着休假，一年中的周末，法定节假日就是他们在岗位上加班加点的日子，对于休假日是可望而不可即。第二，政府在执行和监管的环节存在不足。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发挥好作用，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使带薪休假是一种弹性休假制度，需要政府刚性的支撑，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制执行和监管，其则毫无意义。虽然《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可拒不执行带薪休假制度的企业给予相应的惩罚措施，但事实证明，政府是监察力度不足，执行环节较弱，社会的监督机制也不健全，我国企业职工实际享受带薪休假的情况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发挥其作用。

(二)我国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的对策我国宪法规定劳动者具有休息权，说明休息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一项宪法权利，需要国家给予保障，而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休息权的保障中理应充当相当重要的角色，当好劳动者休假权的“掌舵人”，企业对劳动者休假权规定实施过程中的“裁判员”，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完善我国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制度，要求如下:1．增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尽管公民的法律保护意识逐渐提高，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乏有劳动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就业时处于劣势地位，需要政府的有效保障。首先，政府要注重劳动者及相关人员的法律专项教育。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的根源应当从观念意识上先做出改变，提高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权利与义务意识，加强普法教育。就企业规模进行分类，对于中小企业的员工可采取发放法律文本小册子的形式，集中学习法律的一般规定，熟悉与劳动者休息权利保护相关的法律条文，尤其是新修订的相关法律。而大企业，侧重于对管理者的培训，提高管理者对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保障意识，尤其在劳动者休息权的保护方面。政府要让企业意识到，劳动者带薪休假不仅不会降低企业的工作效率，反而会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使其更愿意效劳，有利于形成企业的凝聚力，增强企业的活力与竞争力。其次，应培育劳动者的休假观念和维权意识。带薪休假制度实施的阻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和劳动者双方，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休假观念落后，劳动者对带薪休假制度的认识存在某些方面的偏差，“主动弃休”。因此，政府要发挥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使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在合法维权过程中获得利益，这对于促进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具有重大作用。2．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行政执法的社会效益第一，政府可以建立有效、及时的信息反馈机制，比如设立专门的劳动争议纠纷投诉箱，信访部门也可设立专门的受理劳动争议的纠纷的信访机构，通过这些渠道收集民意、了解民情、知悉民需。第二，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尤其是政府部门监管的力度。建立常规检查机制，对于企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状况、劳资纠纷、违规运营的现象给予及时的排查与处理，为企业的茁壮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强对工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激发其活力。第三，政府作为监管者、裁判者，需要提升其专业化管理水平。为了更好保障劳动者休息权，政府对劳动法及相关的规章制度应积极地给予了解和掌握，对劳资关系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客观现实应给予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作者：吴双远单位：广西大学法学院

一、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必要性及理论基础

（一）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的必要性

第一，我国农村宅基地呈现出人减房增的逆向发展趋势。随着不断加强的城镇一体化建设以及提出的一系列土地整治制度，我国农村人口从2000年的80837万人下降到2012年的64222万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63.78%下降到47.43%，减少了16.35%，但是我国农村宅基地人均拥有量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在逐年增大，全国农村新增住宅面积从2000年的7.97亿平方米上涨到2012年的9.51亿平方米，新增农村宅基地面积增长了19.32%《[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3）数据进行统计所得结果]。不难看出，从2000年到2012年的十几年期间，农民总人口数和农村住房总面积发展趋势相当不协调，宅基地总面积扩大趋势明显，资源浪费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严重。第二，忽略农民对宅基地的利益追求。虽然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有每年不断上涨的趋势，从2000年的人均24.82平方米到2005年的29.68平方米再到2012的37.09平方米，但是其价格只是从2000年农村住宅全国每平方米101.64元上涨到2012年681.9元每平方米，而城市住房价格由2000年的2058元每平方米上涨到2012年的5791元每平方米[《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3）数据进行统计所得结果]。可以看出，相比较城市而言，农村住房面积增长与住房价值增长不相契合。当然，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和城乡房屋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供需要求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并不能否认农民作为所有者对提高自身财产价值的利益追求，农民同样期望在自己的财产之上创造更多财富，而现有农村宅基地恰恰达不到此种职能，迫使农民以其他“非法”方式追求价值最大化。第三，非法交易大量产生，利益纠纷剧增。法律对宅基地资本职能的不合理限制，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村宅基地自发交易、变卖、流转的非法行为屡禁不止。根据调研，北京近郊不少农村宅基地空置率约为30%—40%，甚至更高；边远山区农村宅基地空置率达到10%；全市平均约为20%[1]。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全国房屋宅基地纠纷大量出现，2011年到2012年期间全国调解房屋宅基地纠纷的数量由614109件上升为626444件，仅仅一年就增加了12335件。此外，我国农民的财产收入普遍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当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的方式并不多，除了农民工外出打工所带来的财产收入，其他在原有土地之上务农的农民增加财产收入的最好途径就是土地。通过现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虽然可以发挥土地的使用价值，体现宅基地财产价值，但我国当前宅基地的利用和价值是完全不对等的，创新宅基地使用权运行机制，提高宅基地的资本属性是政策需求，也是寻求制度与法律充分结合的必要举措。

（二）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的理论基础

从法学视角出发，那么就应当引入权利这个基本范畴，然而多数人们在追求权利的过程中，并不了解法律所确定的权利原则是正义、公平而高效的。在法律和法学文献中没有一个词比权利更加含混不清[2]。而我国宅基地使用权的现状恰恰印证了此种观点。当然，宅基地使用权的相关法律规定是否在权利追求过程中符合正义、公平和高效原则，应当结合实践及理论需求予以探讨。首先，虽然我国法律已经将宅基地使用权物权化、私权化，但我国《物权法》针对宅基地使用权规定并没有遵循平等保护的原则，且缺少一定的使用权能，如流转权等，从而导致农民的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受到极大约束。其次，我国农村人口占据总人口的一半，农民的宅基地应当与城市的房屋一样，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然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明确限定了土地的使用方式及主体范围等，这些规定都损害了宅基地使用权所应当包含的公平正义原则。从实践发展可以看出，对其使用权过大的限制是没有必要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能使农村土地得到与城市土地相当的平等对待，这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再次，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受到主体、客体、内容和权力行使上的各种限制，使宅基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市场配置，这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要求是相脱离，导致宅基地远离市场，这损害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效率原则。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除了使农民理解土地价值和珍惜土地之外，还增加了权利的转让，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宅基地土地利用效率。诚然，现在土地制度给与了农民最低居住生活保障，并且无偿永久享有使用权，然而过多的束缚，恰恰使得农村宅基地丧失了成为更高更优化生活保障的潜力。

二、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困境的法学分析

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从解放初期的农民私有发展到现在的集体所有、农民使用，其历史意义是深刻的，法律将我国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作为首要追求目标导致了宅基地的非资本化，但《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农村宅基地的流转、抵押、开发等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发展需求，使得宅基地制度备受诟病。我国当前宅基地制度全方位改革是极其必要的，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使其价值最大化应当是我国宅基地资本化发展的基本导向，而我国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道路充满诸多困境。

（一）从实践角度看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困境

1我国民办高校法学教育目标定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模式由政府集中统一的资源配置模式向多元化的资源配置模式渐进转变，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民办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自1984年黄河科技学院作为中国第一所民办高校建校以来，民办教育便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时至今日，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教兴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法学教育的目标一般有三种：培养精通法律的管理人才；培养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法律理论人才；培养法律实践人才。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简称“两会”)2009年年会暨中国法学教育发展论坛上,徐显明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大家已基本形成共识,法学教育应该向职业化方向发展。同时，民办高校因其社会环境和自身发展历史的制约、学生入学基础的不同等决定了它应用型高校的办学目标，法学教育的目标也应定位为培养法律实践人才，应营造鼓励、支持、助力在校学生报考并通过司法考试的良好氛围，所以进行以司法考试为导向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2我国民办高校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很多民办高校法学教育仍然过多地强调理论教学，与司法考试严重脱节，导致了学生独立面对司法考试时茫然无措等现象，具体来说存在问题有：

2.1教学理念与学校定位不一致

教学理念是选择教学模式的前提。当前，很多民办高校无视应用型高校的教学定位,只在形式上强调运用型的法学人才培养,但实际操作中仍然更多地强调法条教学，这种教学理念显然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相悖。

2.2课程设置依然只强调理论知识

在课程设置上更多地强调法学理论知识的传授，法理学、法哲学以及法律发展史等课程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接受法律实务的机会。这种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的课程设置,导致学生在经过几个学期的学习之后连最基本的分析能力都无法建立，更不要说法律思维的培养。

1《体育法学》专题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提出

体育法学是一门涉及到众多领域的实践性课程。它所面对的是体育领域内的各种现实问题。因此焦点性的事件在体育法学授课过程中，是不能回避的，他们必须学会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体育运行中存在的各种争议。在完成本门课程学习后，研究生们可以对体育法律争议问题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评价。因此在体育法学专题性的教学中，教师要选择具有各种代表性的案例，对学生进行体育法理论的教学，促进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体育法学是一门新理论、新学科，无论在其研究问题的深刻度、内容的丰富性、体系结构的完善性等方面都处于初级阶段。因而，体育法学有很多内容需要研究，如公民体育权利的地位和保护问题、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与法律责任纠纷问题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体育组织规范化问题等，故体育法学研究性强，知识更新快，新成果多，其重要地位也越来越凸显;同时，体育法学理论较深奥、抽象，学生有畏难情绪，需要教师更多的引导、激发兴趣。因此，该课程特点适合进行专题研究性教学，具备开展专题研究性教学的基本要素。

2体育法学专题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探索

我们按照专题研究性教学的实际需要，由学有专长的教师组建教学团队，并进行相关专题的教学，改变通常一门课程由一位教师教学惯例，充分发挥教师的优势、特长，使学生能够在不同学术背景教师的熏陶下，多角度的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和学术思考。

2.1改革教学内容，提炼教学专题，构建课程内容体系

打破了原先教学内容和教材的章、节、目，按照学科性质、学科特点、从学生思维方式的实际和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对教学内容进行从新编排，并凝炼和确立教学专题、构建新的教学体系，介绍前沿热点学说和有争议的问题，拓宽学生视野，并结合体育实践附有思考与讨论题，强化学生科学思维的训练，有利于学生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发展。课堂讲授将若干知识点进行横向串联，并介绍学科发展前沿和新成果，贯通后续课程，避免简单重复。［4］共设计七个专题内容:一、体育法学基本理论(体育法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介绍);二、体育法律关系主体(重点体育社团);三、体育法律制度(学校体育法律制度、社会体育法律制度、竞技体育法律制度);四、体育产业的法律制度;六、兴奋剂及其相关法律制度;七、体育纠纷与解决机制。

2.2改革教学模式，加强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2.2.1启发式课堂教学笔者具有多年研究生课程教学经验，在教学中发现即使是研究生也没有养成课前事先阅读和预习的习惯，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只能依靠个人讲解来完成授课内容，学生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而我们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根据教学进度设立小专题，要求学生在课前进行大量准备工作，让学生在讲台上讲解，给学生发表独立见解的机会。让学生参与授课，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其责任感，节省知识点的铺垫时间，同时深化了相关知识，这样的授课过程能充分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5］鼓励课堂提问，形成互动式教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学生及时的点拨和归总，要起到适时适当指导性作用，指引学生勇攀科学高峰。2.2.2以探讨的方式促进交流讨论是实践专题研究性教学中常用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因为要参与课堂讨论，所以学生在课前会做好相关预习，他们会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大量的信息数据和资料来完成课堂的讨论参与，这将有意于开拓学生视野，启发学生思维，拓展学生知识面。我国《体育法》从1995年10月1日实施至今，存在着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对此体育界和法律界也存在颇多争议。一是全民健身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如，《全民健身条例》配套制度建设、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安全保障等);二是竞技体育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如，职业体育联赛和俱乐部规范管理、职业运动员权益保障、反兴奋剂有关法律问题等);三是体育社会团体的法治化建设(如，体育社会团体的性质、法律地位，与政府、社会、企业等主体间的关系等);四是体育产业相关法律制度研究(如，体育产业立法的主要问题、对体育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等);五是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其它法律问题(如，建立健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等)。如竞技体育中的赛风不正和丑恶现象的法律治理问题、体育活动中各种不同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体育市场、产业发展的法律规制问题、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使用和法律保护的问题、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这些都是非常有探讨价值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课堂中向学生提出的讨论题。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既不是主导者也不是裁判者，而是一个参与者，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发掘学生的潜力。学生可以进行角色扮演，可以自由发言、辩论与讨论，将激发学生处于活跃的思维状态之下，有利于其思维的连动性、跳跃性和整合性，不仅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活跃教学气氛，调动学生主动学习能力，还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有利于学生个性化的发挥，达到了教学相长和共同提高的教学效果。2.2.3视频资料展播与热点案例分析最好的学习教材是视频资料展播、热点案例分析，可以从更加直观的角度向学生展示体育法学在实践中的应用，便于学生更深层次的理解体育法学基本原理。改变过去体育法学的教学以单纯的法条理解和法条记忆为主的模式。案例教学更能适应当今社会飞速的发展与变迁，司法实践中就出现过许多受关注的典型体育案例，如姚明诉可口可乐公司肖像权侵权案:个人肖像与集体肖像之争;长春亚泰俱乐部诉中国足协行政处罚不当:行业处罚的司法介入等，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这些都是课堂教学中讨论分析案例的不错选择。教学案例的挑选一定要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要经过教师的筛选，教师在学生讨论后要给予及时的点评，总结学生的观点，并给予正确的评价，同时还要凝炼出案例中相关的法学理论。以案例为线索，利用案例进行的分析和讨论，为学生提供一个基于理论学习而展示自己思维和能力的情境，不仅可以给学生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还可以使学生的朴素的想法与案例结合，产生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第一篇

1地方院校法理学教学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1)法理学内容抽象不易理解，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目前，我国出版的法理学教材虽然种类繁多，但在编写风格上过于注重概念、原则和原理的灌输，内容抽象晦涩，与法律实践脱节严重。加之受法学教学传统的影响，多数地方院校法学专业一般都在一年级通过一个学期讲授该门课程。缺乏部门法常识、之前所受教育又难以提供必要背景知识的前提下，在学生对法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较难理解，学习积极性严重受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理学教学的顺利开展。正如有学者所言:“刚刚考入大学的新生大多缺乏对于法律现象的基本知识，缺乏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突然接触到抽象的法学理论知识，一时无所适从。

(2)受功利主义和就业形势的影响，一些地方院校并不重视法理学课程教学。

“近年来，在实用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切都追求实用性……不加区别地要求一切学问、学术、学科都要为实践服务。”因此，一切向实用看齐，一切为司法考试服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法理学课程理论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客观地讲，地方院校相较于其他高校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而言，就业压力更大，以致这些院校甚至将司法考试通过率视为教学的唯一生命。在上述庸俗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地方院校的教师和教学管理者过分强调司法考试的重要性，忽视法理学等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一些法学专业学生甚至从大一开始就把通过司法考试作为大学期间的最高目标，课堂上埋头苦练司法考试真题的现象并不鲜见。

(3)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的相对滞后，也严重影响法理学的生命力。

美国法理学家德沃金说过，“在法理学与判案或法律实践的任何其他方面之间不能划出一条固定不变的界限”。当前，我国一些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法理学教学观念滞后，一些教师采取“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不注重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忽视法理学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社会性与实践性。在这种相对滞后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的引导下，学生即使暂时掌握了理论知识，也很难将其运用于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掌握得并不牢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理论知识很容易被遗忘，法理学应有的魅力、生命力也无从谈起。笔者认为，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知识积累急剧膨胀，如果仍延续传统教学方法，不注重采取其他教学方法启发学生习得和运用知识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想要学生达到系统、扎实地掌握法理学知识的教学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研究方向的扩展与多学科、国际化视角的培养

(一)论文选题研究方向的实证分析:研究方向不全面

单独看一篇论文的题目，可获悉作者的学术兴趣与研究方向。而通过对一个学校的同一专业下的历年毕业论文题目涉及的研究方向进行整体的分析与考察，则可以了解该校在学生培养与学术引导方面的状况。具体到我校，可以将被选取进行考察的143篇论文从4个研究方向进行归类，分别为法理学(共有66篇)、法社会学(38篇)、立法学(22篇)、法学方法论(17篇)，四种研究方向所占的比例如图1所示，分别为:46%、27%、15%、12%。除了法理学，其他三类研究方向选题所占的比例呈历年上升趋势。截至2011年，四大研究方向选题所占的比例已定界于同一区间之内(20%～40%)，这标志着我校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业已突破单纯的理论研究的局限，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不断丰富，研究方向与学术侧重点也日趋分散、平衡。1.比较法领域选题的缺失在考察我校法理学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时，笔者参照了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4所大学的法理学硕士论文选题状况进行分析。这4所大学在参与对照分析的其他院校的相同专业、相同时期的论文题目中，除广泛涉及以上四项研究方向外，吉林大学另有《中美独立董事制度比较研究》《从日本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形成透视日本法律移植》等8篇比较法学论文。与之类似，中国政法大学也另有《案例指导制度与判例法制度的比较研究》《中国与英美法律制度中法律拟制运用之比较研究》等典型的比较法学论文共计10余篇。西南政法大学在比较法学领域则有《“RestrorativeJustiee”与中国调解传统比较研究》《人的解放与法律发展———全球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的研究报告》等代表文章。林翡翡、王茜等法科学生则为西北政法大学在比较法学领域贡献出《西方少数族裔权利问题研究》《除魅与赋魅:中西法律观念现代化比较研究》等文章。比较法学作为一门基于不同国家、地区、法系之间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的学科，教师能教授学生的与其说是各种法律制度中的差异等具体理论，倒不如说是比较研究这种方法本身。毕竟，设立比较法学的意义是通过比较的研究方法发现新领域的法律制度的不同之处，进而推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史的研究，并推动本国法律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因此，一篇优秀的比较法学论文，必然体现出作者对比较研究法的掌握程度，也能体现出作者对法律文本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处理水平，甚至能够体现出作者的外语水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校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在此领域疏于钻研。通过考察，虽然我校有《关于我国反腐机构专门化的设想与论证———香港廉政公署经验的启示》《中国法官遴选制度的批判与建构》等涉及比较法学的论文，但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针对不同制度间比较研究的内容通常仅集中在论文一章之内;而从行文的重点看，这些文章站在批判我国法律制度的角度，以推动我国法律制度完备为目的，对其他国家同一或类似制度中的先进因素加以借鉴乃至引进，这种明显的主观性与目的性业已违背了比较法学研究方法所推崇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因而很难被视为典型。2.经济分析领域的文章较少经济分析法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的新兴边缘学科，其理论得以系统化的时间虽较晚，但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迅速，已经与法社会学一样，成为法学研究中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我国各大政法院校也对其寄予了高度的重视。据分析，吉林大学共有《隐私权的经济分析》等5篇论文属于此研究方向，中国政法大学有《浅析法律裁判中的经济推理》等6篇，西南政法大学有《法经济学之“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发展走向》等6篇，西北政法大学有《道德法律化的制度经济学解析》等5篇，而华东政法大学也有《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中国法律治理》等经济分析法学文章。与这些院校相比，我校虽有《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法理思考》《现代经济法治的人性基础论纲》等诸多相关文章，但这些文章对结构、过程、效果、效率等经济分析考量标准的选取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并且不够全面、系统，对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课程的核心概念运用有限。以《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法理思考》为例，作者通过法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刑事和解制度蕴含的法律价值，进而论证我国引入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论文虽运用了法经济学、社会学内容，但涉及经济分析法学的内容仅限于第三章第二节———刑事和解制度与司法效率。因此，严格来说这很难被视为一篇经济分析法学文章。诚然，对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运用只是研究法学的一个新视角而已，但或许会开阔法学研究的新视野，为法学研究添加新动力，而能否娴熟地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法学理论硕士自身素质高低的反映与体现。

(二)原因剖析

法学本身并非先天独立的，作为一门派生学科，法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依附于哲学、神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这就决定了法学的发展需要这些专业知识的涵养作为支撑。而考察法学的发展历史，也可以发现任何学术拐点的突破、任何学术问题的解决从本质来看都不能称作纯粹的。因此，法学教育者在坚持法学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法学本身的开放性面向。作为法学教育的先进国家，美国的一些高校———包括耶鲁与哥伦比亚大学———便率先在对这种理论精英教育进行批判的同时，对法学课程本身进行了改革，并吸纳相当多的经济法学家、哲学家与政治学家到学校任教。而与美国对应，我国的法学教育却体现出很强的封闭性，特别是在本科阶段。由于培养目标上的差别，本科阶段的学生培养仍要考虑实务性问题。因此，在课程教授，特别是在部门法学教授上仍是遵循正统的教义学传统。这种教学传统建立在法律制度内在的自洽性和合理性基础之上，具有典型的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知识论特征。在此影响下，许多法科学生，在升入研究生阶段后仍然将法律视为孤立的存在，强调法学理念的纯正性、理论的正统性，疏于将法学问题置于经济学、政治学的语境下进行研究，无法从实质化的角度对法律的效果进行全面的考量，也无法从宏观的方面对法律问题进行全面的评价。当然，排除本科阶段的法教义学影响外，这一问题的发生也有其现实与历史背景。在中国，法学与法学教育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前进轨迹与历史沿革。西方的法学教育是经历了学术的混合化到精细化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最终伴随着法学的独立性而专业化。而“我国的法学教育是从一种极为特殊的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即法律制度长期受到忽视、贬低甚至是被砸烂”。在古代中国，法律只是统治权威、道德理念、乡土戒律中的一部分。自近代以来，经历了民国时期短暂而相对繁荣的发展之后，法律再次受到政治的干预，法律教育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成为政治学说的附庸与延伸。随着社会整体的发展与学术环境的改善，法律学者与法律教育者的首要任务自然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突破站在政治角度对法学理论进行批判与阐释的既定思维模式，在构建法律科学完整性与系统性的同时，实现法学的独立性。在这一过程中，学者无疑会不自然地透露出对其他专业知识的过分担心。“为了不重复丧失独立性的经历，法律制度和法学教育对任何外来的暗示或影响都变得特别敏感，一概加以排斥，并最终走向与现代化要求相悖的自我封闭”。而法科学生(包括我校的法学理论研究生)也正是在还未摆脱本科阶段的教义法学影响下，加之受法学研究大环境熏陶，从而加强了固有的研究思路与学术观念，致使其在论文选题上出现偏颇。

(三)应对方案

1.跨学科教育的提倡法学研究仍旧不应当局限于其专业知识的封闭性内涵，而应当置于社会科学这一更开放的层次上进行研究，对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进行借鉴和吸收。这甚至不仅是学科先进性的体现，更是我国现实的需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系统的跨学科教育或是社科法学教育便显得十分重要。毕竟，作为一门研究不同学科体系、知识背景、价值理念下的法律规则考量标准、评价方式与改良意见的学科，其为我国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外源性的启示与多元化的动力。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这应当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而从现在我校在法学理论研究生课程设置的改革趋势上来看，这无疑为研究方向的扩展和跨学科视角的培养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而导师在引导、培养学生时，也应当提示学生有针对性地阅读相关的著作。当然，知识的了解与传授固然重要，但法经济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本质特征并非在于这些知识，而在于对经济学概念、工具、模型在法学上的应用，即在于研究方法与分析视角的培养。因此，强调跨学科的开放性研究，绝非意味着以牺牲法学的独立性为代价接受其他学科的渗透，而是在坚持法学独立性的立场上对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吸纳。所以作为法律教育者，与其担心未来统治法学理性研究的是统计学家与经济学家②，倒不如担心自己沦为所谓的最正统法律理论的“僧侣”的危险。毕竟，学科的独立性的获得并非单纯来自其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而是由其研究对象和理论落脚点来界定。因此，不管怎么说，跨学科研究还是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内在逻辑之外的另一个理论增长点。而在各种学科中，经济学作为考量制度及制度合理性的学科，无疑为法律制度的评估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标准，为法学理论的完善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因此，通识教育也好，跨学科研究也罢，都应当成为我校法学理论教研室在今后的教学、培养、指导方面的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方向。2.国际视野的培养如果说我校学生在法经济学领域选题的缺乏反映的是跨学科研究的不足，那么在比较领域研究选题的缺乏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校学生在法学国际视野上的局限性。从我校学生的选题状况来看，虽然比较法学已经单独成课，但显然学生对其的重视程度、掌握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并不乐观，这必须成为今后我校教学培养工作的努力方向。同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处理好法学知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法学知识的国际性与地方性的属性争论由来已久。反映在比较法领域，争论则体现为到底比较法研究是应当致力于探寻制度间的共同之处、总结规律，进行制度层面的协调性构建，还是应当将研究重点放在差异性上，承认差异存在的合理性?这个问题很难有答案。“偏重”不等于“偏废”，对“国际惯例”的孤注一掷与恪守“中国国情”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在进行比较法研究或教学时，应当摒弃国外立法规律的先验性，在一致性考察之外也应关注制度上的差异，并对法律秩序、法治环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次，关注影响制度发展的各种因素。比较法学虽主张研究不同法律体系的制度与原则的比较研究，但其研究对象却并非局限于此。在单纯的制度建构给国家法治建设带来极大阻碍的同时，法律越多，秩序却越少。比较法学者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制度层面的影响因素上。他们或将制度的演进史进行整体比较，或对制度进行法律文化层次的研究，或将法律视为社会现象的一环进行考察。因此，在培养、启示学生进行制度比较的同时，也应当引导学生探寻出各种制度中的隐藏性基础与渐进性因素。

二论文选题的规划与自主性研究

1项目化教学的设计

项目化教学的目的是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并让学生了解实际工作中各个工作缓解流程，对于中职法学课程教学而言，注重学生在实际工作之中法律应用能力的提升。

1.1项目化教学的目标

项目教学法是一个创新性的教学方式，注重人才的综合能力培养，在培养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并对未来的岗位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初步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1.2项目化教学课程设计原则

项目教学课程设计要侧重于学生的法律知识应用能力，其项目题目的选择要结合法律行业内的需求，同时在开展项目人物时，要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按照制定的工作设计流程进行课程教学，并尊重学生在项目化教学中的个人发挥。此外项目化教学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选择难度合适的项目任务。在法学实际教学过程之中，由于法律知识的枯燥性，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对于教师的讲授有强烈的依赖，自主学习的能力欠缺，因此，在准备项目任务设计的时候，要注重理论的可能性和操作的可行性，保证学生学到新知识，又不能对教学内容产生排斥心理。

2中职法学课程项目化教学应用

2.1法学课程项目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