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治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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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韩三国关系的复杂性、不平衡性与规律性

（一）中日韩政治关系发展失衡，势必导致经贸关系发展不平衡在市场经济条件处于买方市场的情况下，要使本国产品赢得其他国家及其消费者的青睐，除了性价比之外，树立本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政治上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跨国直接投资也涉及国际政治关系、投资环境、利润与风险的平衡考虑等因素。因此，中日、中韩、韩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贸关系潜力的发挥。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中韩建交晚于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但由于中韩政治关系发展顺利，不断跨上新的台阶，中韩经贸关系也随之出现快速的正比发展。2000年至2013年，韩国对中国出口占韩国出口的比重从10.7%升至26.1%。中国成为韩国最大海外市场。［1］（208）2014年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加29.8%，达到39.7亿美元。2015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有可能突破3000亿美元，甚至不久便会超过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届时，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将下降到第六位，排在韩国之后。中韩关系出现政经互促、“政热经热”的良性循环。与此相反，同一时期内，中日政治关系则一波三折，出现“政冷经冷”的恶性循环，中日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出现双双下滑趋势。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4年中日贸易总额为1.92万亿元人民币，约为3100亿美元，同比下降1%，中国对日出口下降1.4%；进口下降0.5%。1993年至2003年，日本曾经连续10年是中国最大外贸伙伴。目前，日本仅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日贸易总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为7.3%，①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8%。同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比上年减少38.8%，为43.3亿美元。这是继201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减少4%之后的持续下滑，跌幅是25年来最大的。［2］尽管2015年1月中日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但若未来中日企业之间的贸易减少，加之中韩自贸区的形成，中韩贸易的增幅仍可能高于中日贸易。

（二）中韩、中日、韩日政治互信关系发展不平衡，影响东北亚全面实现FTA的进程，安倍内阁亟需摆脱自我孤立2013年朴槿惠总统执政后正式访华；2014年主席专程访问了韩国。两国根据《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和《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扎实推进各项合作。然而，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日本同中韩之间的首脑没有互访，甚至在国际会议等多边场合的短暂会晤也没有给彼此关系的改善带来多大效果。从首脑交往看，中韩之间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而中日、韩日之间则好像“话不投机半句多”。目前，中韩政治互信有所加深，而中韩同日本之间则尚无政治互信可言。尽管中韩已签署FTA协议，但受政治关系的影响，中日、韩日FTA谈判则比较困难。按照中韩达成的协议，韩国将立即开放58.9%的工业品，在10年内开放90%的工业品；中国将立即开放的工业品大概占20.3%，在10年内开放71.7%的工业品。同时，韩国将立即开放的农产品为9.96%，在10年内达31.3%；中国立即开放的农产品达19.3%，10年内达69.8%。据预测，中韩自贸区一旦建成，将拉动中国GDP增长1%~2%，韩国GDP增长2%~3%。［3］尽管目前日本在中日韩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在“安倍政治学”主导下的“安倍经济学”似乎并无改弦更张之意，而在走另一条道路。安倍内阁在国内首先是把民众最不满的增加消费税决定推迟到2016年7月参议院选举之后的2017年5月，尽量减少增税对未来自民党选情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利用国际油价走低而继续推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鼓励日元贬值和股市上扬。对外则开始放宽日本企业出口武器的限制，甚至通过提供官方开发援助（ODA）予以支持。例如，以此带动向菲律宾提供海上巡逻艇。自鸠山由纪夫辞职后，日本在同中国缔结FTA问题上态度一直颇为消极。安倍首相2015年4月末访美前，为向美国“表忠心”而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问题上，态度消极。然而，继英国之后，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等美国的盟友，纷纷决定加入AIIB。这自然会令日本决策者感到十分尴尬和纠结。中国采取开放态度，而如何摆脱自我孤立则是安倍内阁面临的现实问题。伴随“安倍政治学”允许海外派兵的法律出台和推进修宪，“安倍经济学”有可能对日本产业结构和国家发展模式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2016年将是美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的选举年。加之中东局势动荡，一旦国际油价反弹，日元必定进入升值周期，日本股市将随之下跌，出口阻力也将增大。若按安倍内阁承诺，2017年5月日本消费税提升至10%，其后日本国内消费必将受到抑制。届时，日本经济可能内外交困，尝到“安倍政治学”和“安倍经济学”种下的双重苦果。

（三）历史认知与现实问题直接相关，中韩日三国需以史为鉴，立足现实，共创未来自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即1592年、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率领日军入侵朝鲜半岛，图谋占领中国，均惨遭失败。伊藤博文内阁于1894年7月发动甲午战争后，殖民统治中国的台湾50年。1910年8月，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在朝鲜半岛推行殖民统治。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暴力犯罪给中、韩等亚洲邻国造成巨大的民族灾难。因此，历史因素对中日、韩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二战后，中国同韩、日的社会制度不同，经历了朝鲜战争和美国冷战政策造成的严重隔阂，战后27年中日两国才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又过了20年中韩两国才于1992年建交。此后，伴随冷战时代结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未构成中国同日、韩发展关系的主要障碍，共同的汉字文化与儒学思想为三国人民带来发自内心的亲近感。然而，日本某些当政者同中、韩的历史观、战争观矛盾，由于涉及人类良知、价值观底线和战后日本曾经做出的国际承诺而势必成为影响中日、韩日政治关系与民族和解的主要因素，造成中韩日三国之间政治互信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战后70年来，中国海峡两岸、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一直没能实现祖国的统一，这造成今天中韩日关系特殊的复杂性。中国与朝鲜保持传统友好关系，2008年以来中韩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的盟国韩国、日本则处于没有外交关系的对立状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中国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符合中日韩三国的共同利益。而朝核问题、“”的主张，则可能带来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韩日、中日之间都存在岛屿主权认知争议及海上划界问题，问题的实质与历史认知问题密切相关，并涉及相关国际法、海洋法等法律问题，需要保持外交磋商及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和危机防控机制。中韩之间围绕位于水下的苏岩礁归属的争议，与其说是领土问题不如说是海洋划界问题。目前，中韩开始启动海上划界谈判，中韩在海洋合作方面有巨大潜力。2015年3月，中日高级别海洋安全对话时隔4年重开，如何规避冲突是摆在中日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面前的突出课题。时隔3年，第七次中日韩外长会议重启，旨在推进三国务实合作。中日韩外长会议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国外长、韩国外长尹炳世、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均表示同意，三国将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改善双边关系、加强三国合作而共同努力。中国和日本外长对韩国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表示高度赞赏和欢迎。三国外长决定进一步加强三国在东北亚的核能安全合作，扩大在核安全、灾害管理、环境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继续举办三国网络政策磋商、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下的空气污染防治对话会以及东亚文化之都、亚洲校园、人文交流论坛、媒体交流等活动。三国外长还决定推进青年峰会、三国外交培训机构合作、智库网络和三国中东事务政策磋商等新项目，探讨首都圈、老龄化领域的合作。［4］但是，这次外长会议并未能就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议达成共识。若战后70年“安倍谈话”偏离村山谈话，安倍首相直接或间接参拜靖国神社，都可能再度破坏三国首脑会晤的气氛。中日、韩日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政治局势和政治思潮的变化。有人把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强大后东亚权力转移造成的，但这种观点不能解释在同样情况下为何中韩关系不断改善和加强，而日韩关系却同样遇到障碍。中韩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虽然主要由市场决定，但民间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购物的偏好，政治关系的性质与亲疏也会影响经济、贸易、科技、人员往来等方面合作的质量。例如，21世纪以来，在日本政治右倾化背景下，小泉纯一郎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晋三首相再度执政后也于2013年12月再度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期间，麻生太郎内阁推出所谓“价值观外交”。执政期间，日本右翼鹰派势力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相互配合，导致中日钓鱼岛争议加剧。野田佳彦内阁宣布“购岛”遭到中方强烈反对和有力抵制。日方政治右倾化及对华政策的倒退，导致中日、韩日关系“政冷经冷”、“官冷民冷”。在这期间也有例外，即在中国发展壮大等其他因素基本未变的情况下，自民党首相福田康夫和首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执政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抵制，中日、日韩关系便明显改善，中日韩首脑会议机制和官方常设办事机构的建立。而这一进程受阻，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回潮，以及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带来的影响。

（四）日本、韩国均为美国的盟国，但对中国的态度及对中美关系的期待有所不同2013年9月，由日本同韩国各自16名一流学者完成了的一份联合研究项目报告，题为《新时代的日韩合作——七个核心议题》。其中包括加强人文、媒体交流；人脉网路形成；构筑东亚符合安保秩序；核安全与能源合作；环境伙伴关系；构筑东亚共生经济秩序；复合共生技术合作。其中指出，韩日两国对中国实力、意图及应对都出现差异。报告建议，日韩要在加深同美国战略合作的同时，关注中美关系，推进日中韩三国合作。［5］由此可见，美国影响的因素不容忽视。韩国不存在联合美国对抗中国的战略图谋，乐见中国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日本现行政策则相反。美国希望日韩关系改善，不愿看到安倍内阁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把中韩进一步推到一起，而希望在东北亚加强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军事同盟。美国既不希望中日关系接近又要防止中日冲突，以确保美国在东亚的主宰地位。美国为保持对韩国的有效控制，需要利用对朝例行军演及朝鲜半岛的适度紧张。朝方言行的过激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美国相关决策者来说，即是预料之中的也是期待发生的。对于中韩关系的加强和发展，美国没有太多手段牵制，而在韩国部署“萨德”（THAAD）导弹系统，与其说是为了防范朝鲜的导弹袭击，不如说是在中韩、韩俄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起到削弱中韩战略互信的作用，使韩俄关系遇到麻烦。这在客观上对日本右翼势力有利，间接鼓励了安倍政权。与此同时，中日关系还会受到美国因素的较大影响。2014年12月安倍再次组阁后，在外交上首先会加强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完成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利用美国在钓鱼岛共同对抗中国。防卫省2015年度拟采购6架美国F35战机和3架长时间滞空的无人侦察机，总金额达1769亿日元。其主要目的是针对中国，加强所谓“西南诸岛”的防卫。美国政府一方面希望日本购买美国军火，早日完成TPP谈判，日本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后能协助美国对抗“伊斯兰国（IS）”；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或否认强征“慰安妇”而再度激化同韩国、中国的矛盾，更不愿被卷入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冲突之中。从中长期看，安倍内阁可能更加期待2016年美国共和党上台执政、韩国出现与朴槿惠对日政策不同的新总统，以利于继续推行鹰派的政治右倾化大国路线。从这一视角看，中日关系还可能面临新的考验。2009年美国刚渡过金融危机便开始把战略竞争的对手锁定为中国，截至2014年上半年，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及中日韩合作的加强，曾明里暗里进行牵制。这成为积极推动中日韩合作和“东亚共同体”的鸠山由纪夫内阁垮台的重要外部因素。这在客观上支持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兴起，反过来又必然会加深美日之间的历史观冲突。从2014年下半年起，奥巴马政府明显意识到，美国面临的真正安全威胁和战略挑战并非中国，而是“伊斯兰国（IS）”和在乌克兰问题上出手的俄罗斯。因此，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有所调整，开始在东海、南海问题上保持对中国压力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稳定同中国的关系上，以利于集中精力对付在中东和欧洲遇到的麻烦。日本媒体特别注意到，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核心”。［6］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安倍内阁也开始随之调整对中韩两国的态度，把实现与中韩两国的首脑会谈，作为近期外交目标和迫不得已的策略调整。但2015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日、日本首相安倍访美则表明，美日对华战略总体上似乎并未改变。

二、自民党赢得大选与“安倍政治学”的苦恼

2014年11月安倍晋三出席北京APEC峰会之后不久，突然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约两年进行大选。同年12月14日，日本第47届众议院选举揭晓。在主要竞争对手比较软弱，且未做好选举准备的情况下，自民党不出预料地再次获得选举胜利。12月24日，安倍晋三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并表示为改善同中、韩的关系要“积累对话”［7］。然而，由安倍晋三任首相、麻生太郎任副首相的“安麻体制（AA体制）”没有改变，其基本政策也不会发生多大改变，但遇到的国内外阻力有可能增大。

（一）虽然自民党赢得大选的胜利，但日本选民对政治右倾化的担忧上升，安倍内阁成员政治资金丑闻再度曝光从总体上看，在日本众议院475个议席中，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共获得了327个议席，维持了众议院三分之二（317席）以上的多数席位，比选举前增加1席。但若具体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次选举结果反映出日本某些选民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一种抵制。尽管这种抵制还不足以改变自民党的执政地位或动摇安倍的执政基础，但不容忽视。首先，从执政党方面看，自民党选举前曾拥有295议席，而选后则减少3议席，为292议席。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态度比较温和，反对修改宪法，主张日中友好，选举前为31席，而选举后则增至35席。这意味着公明党在联合执政框架内的发言权略有上升。其次，从在野党方面看，右翼政党泡沫化，而日共则议增，从选前的8议席增至选后的21议席。虽然代表海江田万里因在各地助选而在本选区意外落选，但大选后增加了11议席，从选前的62议席增至73议席，维持了第一大在野党［8］的地位。冈田克也当选代表后，开始推行“稳健中间”路线，对安倍内阁的修宪路线保持一定距离。从维新党分裂出去的右翼势力组建的“次世代”政党，在选举前曾拥有18议席，而选后则仅剩2议席。该党顾问石原慎太郎、田母神俊雄等一批右翼候选人落选。目前，在日本参议院242个议席中，自民党占115席，未过半数，还不得不维持和公明党联合执政的框架。自民党与公明党相加，合计在参议院拥有135席，但仍未达到修改宪法所需要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自民党只有获得朝野162席以上支其修改宪法法案，才有可能实现修宪目标。在2016年7月之前，日本实际上并不具备修改宪法条件的情况下，“安倍政治学”开始改变策略。即，首先利用自民党在日本众议院的多数议席，在2015年8月前通过修改现行自卫队法、周边事态法、国际和平合作法（PKO协力法）、船舶检查法等一系列法律，在修改宪法之前，实现自卫队“集体自卫权”法制化。日本将从此彻底放弃战后以来的“专守防卫”政策，在未受到攻击时也会以某种借口参与国际军事行动。除了向美军提供提供弹药外，还会为其他所谓关系密切的国家行使“集体自卫权”。对于拥有众议院多数议席的自民党来说，“安倍政治学”的上述目标本来并不难实现。但是，2015年1月由于安倍晋三访问埃及时发言不慎而导致两名日本人质被“伊斯兰国”（IS）杀害，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日本民众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据日本《朝日新闻》2015年3月15日民调结果显示，反对日本政府放宽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受访者占52%，赞成者为33%；反对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受访者占44%，赞成者为32%。［9］安倍首相为稳定执政基础，实现政策目标，采取三项措施：一是分化在野党，防止与维新党联手；二是降低未来参与修宪投票人的年龄限制，从20岁降到18岁；三是责成自民党副总裁前外相高村正彦与公明党副代表北侧一雄负责执政党内的相关政策协调，以缓解来自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的抵制。然而，安倍能否保持现有支持率，赢得2016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前景不容乐观。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安倍内阁成员的政治资金丑闻可能再度曝光。2014年10月27日一天内，时任经济产业大臣的小渊优子和法务大臣松岛绿均因涉嫌政治资金丑闻而被迫辞职。同年末大选后安倍再度组阁，但2015年2月23日，安倍内阁农林水产相西川公也因政治资金丑闻曝光而被迫辞职。此外，据日本媒体披露，安倍内阁副首相麻生太郎、环境大臣望月义夫、法务大臣上川阳子、文科大臣下村博文等人相继涉嫌存在政治资金违规行为。如果这些被确认属实，安倍作为首相在用人失误方面将难辞其咎，届时必将受到日本在野党和媒体的追究。

（二）在国内政治方面，安倍内阁很可能分两步走，进一步突破战后禁区，实现修改日本宪法的目标第一步是以暂缓修宪换取公明党在2015年通常国会审议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法案的过程中，与自民党保持一致，一举通过自卫队法等一系列相关法案的修改。第二步是安倍争取在201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选连任，全力以赴争取赢得2016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以利在2018年安倍任期届满之前实现修宪目标。今后的问题在于，安倍内阁的右倾化政策与日本社会出现的“脱右倾化”民意基础的变化势必发生更加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很可能在2016年日本参议院选举前进一步加深，从而影响参议院选举结果。2015年是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日本国内围绕历史认知、战后秩序、修改宪法、“集体自卫权”等问题的争论，可能更加激烈。据《朝日新闻》2015年2月1日发表的日本民意调查显示：赞成或比较赞成修改宪法的日本选民占33%，其中赞成修改宪法第9条的占31%，赞成修改第96条（把国会修宪必要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改为过半数）的占24%。在463名新当选的众议员中，84%赞成或比较赞成修改宪法，其中27%赞成修改宪法第96条，19%赞成修改第9条。［10］“安倍政治学”的战略目标是修改战后《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建立可以向海外派遣的“国防军”。实现这一政治目标，最关键的是安倍必须率领自民党在2016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即赢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议席，或者确保朝野各党支持修宪的参议员超过参议院总数的三分之二（162席）。这样，在国会通过修宪法案或新宪法草案后，日本即可举行修改宪法的“国民投票”。如果自民党能如愿以偿，届时有可能不惜与公明党决裂也要强行推进修宪目标的实现。因此，未来日本选民是否能对政治右倾化大声说“不”，将决定2016年参议院选举的结果。今后，如果日本选民进一步觉醒，其政治平衡感将发挥作用，便可能阻止日本众参两院形成自民党一党独大局面。如果2016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造成执政的自民党不过半数，日本国会将再度出现“扭曲”现象，安倍推动修宪也会受到较大牵制。

（三）安倍首相战后70周年发表什么样的谈话，涉及日方是否遵守国际承诺，将直接影响中日、韩日关系日本并无每逢10年首相必须就历史问题发表一次谈话的惯例。安倍决定在战后70周年发表首相谈话，本意是企图以此取代1995年战后50周年时村山富市首相发表的谈话，为日本的历史观、战争观重新定下基调。战后迄今，70年来日本国会通过了许多决议，但是从未通过一项对近代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表示道歉的国会决议。这说明，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日本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日本领导人的谈话则可能因人而异。其背后是战后以来，特别是冷战后日本两种历史观斗争的延续。1995年村山谈话的背景是当年村山内阁原想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一项承认侵略历史的“不战决议”。但是，当时自民党212名国会议员为阻止通过“不战决议”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宣称“不能忘记期待日本自存自卫与亚洲和平而献出宝贵生命的200多万战殁者”，“决不允许通过将使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给后代留下祸根的国会决议”。［11］安倍晋三当时担任该组织的事务局长，坚决反对通过承认侵略历史的“不战决议”。结果，1995年6月9日，这一“不战决议”被改为“以史为训重表和平决心的决议”，只表示：“念及世界近代史上有许多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性行为，认识到我国过去所作的这种行为和给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造成的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12］尽管如此，该决议在日本众议院表决不过半数而未能在参议院审议通过。正因如此，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只好通过首相谈话方式，表达自己的历史认识。村山认为，日本为成为亚洲信赖的国家必须考虑如何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当时的村山内阁是社民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责成时任外务省外交政策审议室长谷野作太郎（其后任日本驻华大使）起草谈话。村山首相决心已定，如果遇到有些阁僚不同意其讲话，他宁肯辞职。为使谈话得以通过，村山首相事先通过官房长官给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通电话说明，并获得同意。［13］在内阁成员无人反对的情况下，1995年8月15日，村山发表了战后50周年谈话表示：“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古话说：‘杖莫如信’。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我谨向国内外表明下一句作为我的誓言：信义就是我施政的根本。”［14］这一“村山谈话”，从桥本龙太郎内阁起得到其后历届日本首相的沿袭。虽然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顽固坚持参拜靖国国神社，但2005年发表战后60周年首相谈话时则继承了“村山谈话”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不仅如此，1998年11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访日时，中日发表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日方在其中明确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15］另外，正因为有了1995年村山谈话，1998年金大中总统访日时才能同小渊会三首相发表《日韩伙伴关系宣言》，日方在宣言中首次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并表示痛切的反省。这说明当时的小渊惠三内阁及外务省官员都认同“村山谈话”。2008年5月，国家主席访日期间，与福田康夫首相共同签署发表的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确认继续恪守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从而使“村山谈话”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日本政府的国际承诺。从这一点来看，战后70年的安倍谈话如何表述，也会直接影响日本的国际信誉，以及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则一直攻击“村山谈话”，竭力抹杀。例如，安倍晋三2007年任命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TOSHIOTAMOGAMI）曾著书称：“日本迄今一直囿于自虐史观的村山谈话。左翼首相过去发表的谈话没有任何约束力。”他反对“村山谈话”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2008年10月由于发表了和“村山谈话”精神不符的文章而被防卫大臣滨田靖一解职。田母神俊雄公开宣称，如果根据“村山谈话”教育自卫队，自卫队员在需要打仗时如果想到这像过去侵略别国一样，就不能打胜仗，所以“村山谈话的存在明显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就是这个田母神俊雄，还宣称“创始改名并非日本强迫”；“朝鲜因日韩合并而获得恩惠”；“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16］（36，38，48）这种“妄言”可以追溯到1953年10月22日日本与韩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KANYITIROKUBOTA）的看法。久保田（KUBOTA）当时称：“日本在朝鲜修筑铁路、港口，营造农民农地，大藏省最多的年份要拿出2000万日元。这些同主张偿还的韩国方面的政治上的索赔权不是正好相抵吗？”［17］这令韩方感到愤怒，结果导致韩日谈判被迫中断4年半。直到现在，上述看法在日本右翼势力当中仍然根深蒂固。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曾受制于“村山谈话”，因而内心早想修改“村山谈话”，尽量回避承认“侵略”、“殖民统治”的历史，重点突出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和贡献，宣扬推行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战后70周年，对安倍来说似乎是个机会，但实际上他正面临内外各种质疑，处于十分纠结的境地。安倍2006年第一次当选日本首相时曾表示继承“村山谈话”，但2012年第二次执政后则发生变化和反复。2015年1月，安倍首相曾表示：“无论村山谈话、小泉谈话，作为整体继承政府内阁决定的谈话。”但是，对是否具体继承村山谈话中最后关键的“殖民统治与侵略”、“痛切反省”、“由衷道歉”，安倍则态度消极。看到这种倾向危险性的日本龙谷大学（RYUKOKUUNIVERSITY）教授田中宏（HIROSITANAKA）等日本有识之士，于2013年11月成立起“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号召民众抵制安倍的倒行逆施。然而，安倍内阁仍我行我素。2015年3月20日，安倍内阁就“村山谈话”作出答辩称：“‘殖民统治’及‘侵略’的定义有各种议论，回答是困难的”；“关于‘侵略’，安倍内阁2013年5月内阁定决定的答辩书称‘关于国际法上侵略的定义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不认为有确立起来的定义。’”［18］言外之意，安倍内阁仍不愿意承认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事实。所谓“有各种议论”，其实质是以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议论把水搅浑，以此来否定“村山谈话”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认定。其做法与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手段如出一辙。这将直接违反日方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的承诺，以及韩日之间达成的谅解，进一步损害日本同中、韩的关系。

（四）日本对历史的反省不应仅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与日本接受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不吻合，除非日本重申严格遵守上述国际承诺安倍首相在2015年2月施政演说中表示，对过去那场大战表示反省，既未提及战争的性质也未表示继续遵守《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这显然是不够的。2015年3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日期间，应《朝日新闻》邀请发表演讲，把二战结束定位为德国的“解放”，与纳粹德国彻底决裂，并指出欧洲的发展有赖于法德和解。这是德国领导人在战后70周年间接地向安倍首相发出的忠告。美国也对安倍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担忧。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表示，“日本对亚洲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是历史事实，在政治的世界，反省过去的基础上展望未来是重要的。”［19］日本“21世纪构想恳谈会”首席委员、国际大学校长北冈伸一（SHINICHIKITAOKA）也表示，“希望安倍能说进行过侵略”。北冈认为：“作为日本总体，侵略过，进行过恶劣的战争，杀了许多中国人，应诚恳地表示道歉。如果去问历史研究者，99%都会这么说。”［20］该恳谈会2015年7月将提出咨询报告，但不负责起草安倍谈话，也不可能保证完全继承“村山谈话”。关于历史认知问题，中国外长2015年3月答记者问时表示，70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70年后不应该输掉良知［21］。如果安倍首相真正希望了断历史，和中、韩建立相互信赖关系，战后70周年谈话可以比村山谈话更进一步。因为上次大战日本所犯下的国策错误与120年前伊藤博文内阁发动的甲午战争等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直接相关。2015年是甲午战争后不平等的《马关条约》120周年、《日韩合并条约》105周年。如果日本首相能就甲午战争以来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并向亚洲邻国表示道歉，将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2015年还是《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70周年。因此，日本企图借联合国成立70周年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如果安倍内阁不表明遵守《波茨坦公告》的立场，将难以赢得国际社会信赖。

三、中日韩关系既有改善机遇也将面临新的考验

安倍在2014年12月24日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组建新内阁，基本上将维持原有的内外政策，但也会根据形势变化和需要做出调整。中韩两国都希望日本能在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的基础上，共同开创中日韩三国的未来，关键在日方。

（一）在外交方面，安倍面临同中国、韩国改善关系的机遇，但其政治右倾化的本质或许难以根本改变2015年，日本将再度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推行针对中国的所谓“地球仪外交”。在北京APEC前夕的2014年11月7日，日本国安局长谷内正太郎访华，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褫达成中日关系四项原则共识。其中包括两国就钓鱼岛及东海建立危机管理机制进行对话。中方希望日方恪守双方达成的四项原则共识，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安倍晋三首相与主席的会晤。但是，安倍首相不愿就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明确表态，表明其不愿被中方束缚，而要给自己留下较大回旋余地。在战后70周年，一旦安倍首相的言行再度有违中日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中日政治关系还可能出现反复。2015年安倍内阁重点利用日韩建交50周年，松动日韩关系，然后再对中国形成压力。但是，开创未来日韩关系的关键是解决“慰安妇”问题。过去遭受欺凌的一些韩国女性，现年事已高。她们心底一生的怨愤带有一种绝望感。而日本右翼政客却公然否认“慰安妇”具有强制性，称其为“商业行为”。这种毫无反省的态度，对韩国受害者再度造成精神伤害，必然激起韩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满。

（二）中国的对日政策方针未变，战后70周年纪念活动并非针对日本人民，而是为维护持久和平2014年12月13日，中国首次举行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国国家主席在公祭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举行国家公祭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强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22］2015年3月15日，中国总理在回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目的是要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悲剧，不能让历史再重演，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及一系列国际法，以维护人类持久和平。当前，中日关系的确比较困难，根子还是在于对那场战争、对历史的认识和能否始终保持正确的认识。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就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侵略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最终日本民众也是受害者。在今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我认为对中日关系既是检验，也是机遇。如果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并且保持一贯，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就有新的契机，也自然会给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改善中日、日韩民间感情的关键在于中日、韩日政治关系的改善从中日两国民众彼此印象变化的一般规律看，中日政治关系的变化与民众感情的变化呈现正相关关系。即，政治关系越恶化，两国民众彼此印象就越不好；而政治关系越改善，两国民众的印象也会随之趋于改善。相比之下，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倾向更为明显，而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产生变化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其中包括“中国军事威胁论”、“外交强硬论”、“经济崩溃论”、“政治独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大气污染威胁论”等等。这些复杂的因素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在日本的形象，而一旦形成负面印象便不易改变。加之日元兑人民币贬值，结果导致2012年以来日本来华人员明显减少。尽管中国赴日旅游者明显增加，但2013年中日人员往来则比上年减少了14%，从2012年的548万人次回落到471万人次。类似现象也发生在韩日两国之间。中日人文交流面临新的复杂因素和困难。例如，战后日本年轻一代对近代历史缺乏学习和了解，容易受国内右翼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另外，日本官方对中日人文交流的控制和利用力度在加大，重点在于改变中国青少年对日本的看法，而日本一些媒体则往往把中国的历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说成是“反日教育”。因此，中国在改善两国民间感情方面还需作出更多努力。二战后，日本国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根据《日本国宪法》，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日本经济快速发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不断扩大，但遗憾的是近年来却出现严重倒退。有些分析认为，这是迅速崛起的中国与谋求成为“普通国家”的日本之间的矛盾。这种判断只不过是从“权力转移理论”出发观察中日关系，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不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中日、韩日围绕历史认知的矛盾，实质上是中日韩三国爱好和平、主张友好的人民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观、战争观之间的矛盾。战后70年来，中国对日本宽容与和解，是法国对德国态度所不能比拟的。例如，中国人收养了许多日本人的战后遗孤，并送回日本。中国政府为中日两国的友谊而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造成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某些当政者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远不如德国，一再超越良知底线，对历史上的受害者反复造成精神伤害。值得关注的是，除了政治选举之外，日本民众民是不能左右日本政治的，更不能决定日本政府的政策。一旦政权落入右翼势力之手，日本的国策就会发生偏差，中日、日韩政治关系就必然发生危机，从而又会影响民众的感情。历史证明，这种右倾化政策长期化、极端化，就会像一辆急速滑向悬崖的车子，而日本国民则是这辆车上的牺牲品。除非日本国内外形势迫使日本政府改弦更张。

（四）中日、韩日之间的历史观冲突，主要是由于某些日本领导人错误历史观、战争观指导下的言行造成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地域、家族背景因素安倍晋三等日本领导人既没有受过正确的历史教育与学习，又缺乏与邻国民众就历史问题交流的机会，而是从小受到自己特定家族、身边环境的熏陶和影响，是在右翼史观染缸中浸泡出来的。他们出生在日本特殊的家庭和故乡，年轻时一直加入的是日本政界右翼团体。例如，安倍晋三的故乡是有史以来诞生日本首相最多的山口县（长州藩），他是山口县诞生的第八位日本首相。在不同历史时期，山口县出身的日本首相参与了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战争。例如，伊藤博文（HIROBUMIITO）、山县有朋（ARITOMOYAMAGATA）等人。东条英机内阁成员、甲级战犯嫌疑犯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在自民党内安倍晋三最大的政治后台、前首相森喜朗曾宣称日本是“神之国”，任文部大臣时积极推动修改日本教科书。其父森喜茂（YOSHISHIGERUMORI）1937年曾作为日军小队长参与攻占南京。［24］日本右翼头目田母神俊雄借助其所谓“证言”，否认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历史事实。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源头是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于1592年、1597年动员萨摩藩（鹿儿岛）军事力量入侵朝鲜半岛，其目标是侵吞中国，但以失败告终。1609年萨摩藩首次入侵琉球国，从此不断向琉球国渗透，最终于1879年将琉球吞并。这期间，继承了丰臣秀吉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扩张思想的重要人物之一是1830年生于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其核心思想之一是推崇天皇，对外扩张。吉田松阴创办的“松下村塾”讲解兵法谋略。发起明治维新及发动甲午战争的一些骨干受其影响。例如，其后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乃木希典等日本明治时期的将领也是吉田松阴的崇拜者。安倍晋三对故乡长州藩（山口县）的历史人物充满崇拜之情，而缺乏批判性分析，是其偏狭而扭曲的历史观产生的根源之一。安倍晋三与其父安倍晋太郎的名字中之所以有一个“晋”字，是由于吉田松阴创办的“松下村塾”的有名弟子高杉晋作是安倍家族十分崇敬的人。今年2月，安倍首相在施政演说中还引用吉田松阴（SYAOYINYOSHIDA）的“知与行合二为一”阳明学之说，强调“在国会追求的不只是应对批判，而是‘行动’。”［25］日本媒体认为，安倍赞美吉田松阴的“行动”，实在危险。［26］吉田松阴的弟子伊藤博文执政期间曾发动甲午战争，窃占钓鱼岛，迫使清政府签署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殖民统治台湾，完成吞并朝鲜半岛。1909年于中国的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击毙。但在安倍看来，伊藤博文是伟人和“长州五杰”之一［27］（60），而安重根则是“罪人”。这种日本首相对历史人物评价所反映出的历史观，必然影响日本同中、韩的关系。

（五）中日韩历史观矛盾并非文化宗教矛盾而是大是大非问题安倍首相不仅尚未承认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而直接或间接参拜靖国神社，把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战争亡灵奉为所谓“英灵”，表示崇敬，甚至向其汇报执政的历程。［27］（230）这不能不引起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担忧。靖国神社曾经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精神支柱，隶属日本军部管辖。二战后，虽然其名义上改为民间宗教设施，但其宣扬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没有改变。日本右翼势力就是企图通过日本领导人参拜，重新恢复靖国神社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功能。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实质上就是彻底否定《波茨坦公告》和东京审判的结果，挑战和颠覆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这必然导致中日关系发生危机。日本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所谓日本文化宗教认为“人亡不究魂之过”，“人亡结成佛”，所以靖国神社供奉的亡灵没有罪过了，可以参拜，中韩不必反对。其实，这并不是日本传统神道教的概念，而与靖国神社建立后日本推崇国家神道的思想体系有关。日本传统神道信奉自然神，对人的亡灵是有善恶之分的。例如，善神（NIGIMIKUMA）、恶神（ARAMIKUMA）、和魂（NIGIMITAMA）、荒魂（ARAMITAMA）是日本传统神道原有的基本概念。［28］对善神与和魂要慰灵，对恶神与荒魂则要镇魂。靖国神社供奉的是为天皇效忠、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的所谓“英灵”，日本领导人前往参拜、慰灵是一种有明显价值判断和政治目的行为。一些反战日本人的亡灵是不可能供奉到靖国神社的。因此，所谓“人亡不究魂之过”，“人亡结成佛”的说法难以掩盖靖国神社在历史上是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实质。［29］在2014年12月大选期间，日本“次世代”党的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讲时宣称，历史上正因为天皇去参拜靖国神社，士兵才勇敢走上战场“保卫日本”，今天如果日本领导人不去参拜，以后有谁来“保卫日本”呢？这一语道破了日本右翼鼓吹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日本再次发动战争，重新把靖国神社作为日本的战争软实力。这不仅会遭到亚洲邻国反对，也会遭到日本人民唾弃。

（六）中日、韩日矛盾并非权力之争，而是两种战后国际秩序观的较量2015年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成为和平国家70周年。《波茨坦公告》是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日本政府必须遵守。其中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须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第十条规定：“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30］《开罗宣言》规定了朝鲜自由独立。2015年是韩国光复70周年。二战后韩国光复最初的国际法渊源有赖于《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对于没有参与《旧金山和约》的中、韩两国来说，东亚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只能是《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然而，安倍首相的政治目标似乎就是要打破这种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政府一些人也企图以《旧金山和约》取代《波茨坦公告》，作为战后东亚秩序的依据，这在日本同亚洲邻国之间是行不通的，甚至是危险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一些人就以《旧金山和约》第二条为由，主张日本放弃了对台湾的统治，没有资格表示台湾是否归还中国，实际上是制造“台湾归属未定论”。这种无视《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规定的主张，必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如今，日本政府又以《旧金山和约》第三条规定美国托管琉球诸岛强调，其中包括钓鱼岛，并把这作为日本拥有这些岛屿的法律依据。其实，其中连冲之鸟都列举了，却根本没有列出钓鱼岛或“尖阁诸岛”，客观上看，事实上等于将这些岛屿排除在外。1951年9月18日，时任中国外长便发表声明重申，“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国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不能承认的。”［31］这对于俄罗斯、朝鲜半岛来说，也同样如此。1972年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已经确认，日本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即遵守《开罗宣言》，把从中国窃占的领土，例如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只不过在1895年1月甲午战争中曾被日本窃占，当属归还之列。

（七）中日两国不同的战略方向反映出当今世界两股相互对立的潮流，安倍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令人担忧从世界潮流看，中国和日本在亚洲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倾向。一是中国积极参与的“和平的多边主义”；二是日本安倍内阁热衷加入的“暴力的多边主义”。执政以来，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结伴不结盟”，实现了国际关系的伙伴化。这代表着以和平发展为宗旨的“和平的多边主义”潮流。然而，安倍内阁则对此态度消极，热衷的是“暴力的多边主义”。例如，安倍内阁正竭力摆脱现行宪法制约，行使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联合作战的“集体自卫权”；废除“禁止出口武器三原则”，展开军品出口和国际武器研发合作；把政府开发援助（ODA）用于武器装备出口，通过出口巡逻艇支持菲律宾、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同中国抗衡，在东海、南海制造和渲染“中国威胁论”，以利联手遏制中国；以日美同盟为中心，加强同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等“准盟国”关系；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也将被修改为日本在全球对美国提供军事支援。冷战后25年来的历史证明，当今世界，和平的多边主义占上风的地区相对稳定、繁荣；而暴力的多边主义横行的地区则战乱、贫困。未来东北亚的和平发展必须顺应“和平的多边主义”潮流，防止“暴力的多边主义”祸水从欧洲、中东泛滥到亚洲。安倍推行的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实质上正是日本参与“暴力的多边主义”的一种掩人耳目的托词。2013年9月25日，安倍首相发表了题为《成为积极的和平主义国家》的演讲。安倍在其中露骨地指出，日本推进“积极的和平主义”之所以要增加防卫费，就是因为邻国是拥有“军事支出至少为日本2倍、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国家。该国的军费开支本来就既不透明，从1989年以来还每年增长10%以上，并持续了20年。而我的政府防卫预算只增加了0.8%。因此，如果大家想称我为右翼军国主义就敬请那么称呼吧。”［27］（26）日本财政困难限制了防卫费增加是事实。但是，安倍这种傲慢的态度和明确宣布增加防卫费是针对中国的日本首相，战后以来还是第一位。其实质是，在“积极地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贡献”的旗号下，使日本成为可在国际上使用军事力量的国家。这增加了未来日本针对中国直接或间接使用军事力量的潜在危险性。2014年9月安倍首相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但在安全保障领域则渲染“中国威胁论”，谋求突破宪法制约。安倍内阁无论是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推进为期五年的军事装备计划，还是修改“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都具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安倍政治学”给世人带来很大问号：未来日本是否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是与邻为伴还是与邻为敌？日本自民党制定的新宪法草案包括建立“国防军”，为所谓保卫日本国民的生命和自由可以向海外派兵。安倍首相在解释为何要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谈话中，列举了日本侨民可能受袭，以及盟友受到攻击的场景。必须指出的是，早在1902年缔结的日英同盟条约中也曾规定，为在中国和韩国保卫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可进行联合干预。日本近代几乎所有侵略行为，大都是以保护本国侨民为借口。其中包括120年前日本在朝鲜半岛针对中国发动的甲午战争。当时，日本曾通过外交游说而获得美英的默许或支持，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又仰仗日英同盟获得1904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接下来，就是日本肆无忌惮地强行吞并朝鲜半岛并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四、结论

从日本明治天皇甲午战争的宣战诏书，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都曾打出过所谓为了“和平”的旗号。在迎来战后70周年的时刻，国际社会希望日本永远不要重蹈历史覆辙。然而，安倍首相提出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显然不能减少世人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担忧。2015年4月日本审定出版的初中教科书和日本《外交蓝皮书》，在历史与领土问题上，都显示出“安倍政治学”与中、韩两国对抗的姿态。这必然引起中日、韩日的政治关系欲进又退。与日本未来走向直接相关的是，日本如何处理同邻国的领土矛盾。2014年4月，在日方诱导和美国鹰派配合下，奥巴马总统访日期间作为美国总统首次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损害，遭到中方反对。2015年，日方又将进一步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在钓鱼岛问题上威慑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威慑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制约中国。战后70年，日本结盟美国而没有对外发动战争，根本原因是日美同盟受制于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然而，未来面临的问题是，一旦日本国现行宪法被颠覆，日本会否再度利用军事同盟对中国和朝鲜半岛造成威胁。这必然引起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对中韩日关系来说，美国对东亚政策及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仍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韩两国只要把日本右翼当政者与爱好和平的一般日本民众相区别，就能够既对日本政治右倾化表明原则立场又能保持同日本各界的务实合作，从长远角度推动中韩日关系的发展。

作者：刘江永单位：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