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学发展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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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国家”“、宪法”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传播

从1899年4月开始，《清议报》专门开设“政治学译”一栏，用于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最早进入晚清学人视线的西方政治学译著是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和梁启超翻译的《各国宪法异同论》。其中，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一书影响巨大，1902年广智书局又重新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题为《国家学纲领》。此书除了在当时对晚清学人产生重要影响以外，在20世纪末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定关注，并有重大研究成果发表。訛譼更为有趣的是，对于该书作者伯伦知理的介绍是在该书译著首次见报的四年之后，1903年5月25日出版的第32期《新民丛报》才简要地介绍了伯伦知理和其学说“，伯伦知理，名约翰加斯帕耳。以一千八百零八年，生于瑞士之直里夫国。少游学德国，修法学，千八百三十六年，直里夫大学之法学博士。同三十九年，仕政府，为高官，后转立法官，以所研究之法学，施之实行。殆十数年，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始去官，拜门亭之大学博士。伯氏之著述颇多，其最著者，为国法国政沿革史、德意志私法论、国家论、国法泛论等书”訛譽。《各国宪法异同论》是以宪法为核心，围绕三权分立而展开的西方政治学译著，虽然《清议报》第12期将其放在“政治学译”一栏，且标注了梁启超仅仅是译者，但是并没有说明原著为何及其作者，因而我们很难考证此文究竟来源于哪一部西方政治学著作。

二、以“研究方法”“、译著讲义”为主题的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推介

晚清学人在传播西方政治学译著的同时，也在试图介绍研究西方政治学的方法。其实，在1901年4月7日《译书汇编》第3期刊载的伯伦知理《国法泛论》的译著中，就有涉及研究政治学（国法学）的方法问题。“研究国法学之方法有数种，而数种之中又有纯正偏倚之别，如探理国法论及探迹国法论。所谓纯正者也，由探理而为偏理国法论，由探迹而为偏迹国法论。所谓偏倚者也，法有出于理义者，亦有出于事迹者，而研究国法学之徒，其性质又各有不同，此探理探迹二派之所由来也……理迹二者实互相资益，而非矛盾者也。”輵訛輥概括伯伦知理的论述，即研究政治学（国法学）既可以从理论入手，也可以从事实入手，不过两者应该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其实，更加详细地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不过是在此之后三个月的事情。从1901年7月开始，《译书汇编》开始连载东京专门学校高田早苗的《政治学研究之方法》，笔者在此详细介绍此文，因为其不仅指明了研究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方法，而且还为当时的政治学研究者开具了明确的书单。高田早苗首先明确指出“在学校之学生”与“独修”政治学的自学者在学习政治学方面的差异性，“凡研究各种学问，在学校之学生与独修之士，其顺序方法，自迥然不同”，“独修者，则不妨一科目卒业后，始研究他科”；接下来，高田早苗又强调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凡有志政治学者，不可不先习地理、历史二科，此二者为研究政治学之基础”輶訛輥；之后，高田早苗开始对政治学的研究顺序进行指导，提出“国家学原理、国法学及行政学，皆经诵习之后，始可通政治学之大端，然此独属于国内政治学之范围，至国外政治学，尚须别为研究”輷訛輥；最后，高田早苗又强调外语学习对于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欲探政治学之蕴奥者，终不可专赖国语，必择学外国语言，以便涉猎各参考书”，“然则有志斯学者，其可不兼修外国语乎”輮訛輦。

三、以“学科体系”“、学科派别”为内容的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

事实上在上文所述高田早苗的《政治学研究之方法》一文中，高田早苗就对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概括（政治学）学说包甚广，宜分类研究；分类之法，言人人殊。如伯伦知理，分国家学为国家学泛论，国法学，及政略学三种；又有分政治学为国内政治学，及国外政治学二种者。而国内政治学中，又分宪法及行政二科，国外政治学即万国公法是也”。由此可见，日本学者在当时已经对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有了初步且明确的划分。高田早苗所开具的书单是按照政治学学科内部体系分门别类给出的，《政治学讲义录简明章程》中提及的讲义及课程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政治学学者所理解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高田早苗在此时依旧认同“政治学（一名国家学）”輰訛輦，依然把“政治学”和“国家学”划上了等号。与之相类似，在大半年后的1902年5月，《选报》第17期刊载的《那特硜政治学小引》中，晚清学人也依旧认同根据“国家”理论对政治学的学派进行划分。“政治学者，所谓国家无形观念之性质，及其发达一种形而上者之学也”“，四五十年前，欧洲政治社会一新，政治学亦遂变其面目，一擢而达学科之堂奥”。文章指出，近四五十年来，政治学学科发生了极大变化，“第一，理论与事实之调和”，“第二，哲学派与历史派之合体”“，第三，国家批评之考究”。之后，文章依据对“国家”理论观点的不同和研究手段的不同这两条标准对政治学内部学派进行两种类型的划分，第一种类型（理论观点的不同）的划分把政治学内部学派分为“哲学派、君权派、神权派、民权派”；第二种类型（研究手段的不同）的划分把政治学内部学派分为“历史学派、法理学派、心理学派、比较学派、分析学派”輱訛輦。可见此时，晚清学人仍然受到把“政治学”等同于“国家”理论和“国家学”的影响，认为政治学的研究主体依旧是“国家”，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也没有跳出“国家”理论的束缚。

四、晚清学人对西方政治学的宣传、运用及回应

西方政治学陆续进入国人的视线，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这就决定了晚清学人在引入西方政治学的过程中必定要背负双重责任：学术建构和政治宣传。这是时代赋予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特殊使命，这对晚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既有推动作用，也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其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促使西方政治学理论、学说和译著的快速传入，而其阻碍作用则反映在晚清学人对于本土政治学体系构建的不成熟，缺乏对西方政治学足够的理论理解和认知。从1899年4月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传入中国开始，晚清学人对于“君主立宪政体”的青睐超过其他一切民主政体，这一特征明显地反映在西方政治学译著的传播过程中，而梁启超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明确提出“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輮訛輧，这和伯伦知理的政治理想完全一致。1903年，梁启超借助伯伦知理的理论再次高呼，“伯氏博论政体，而归宿于以君主立宪为最良，谓其能集合政治上种种之势力、种种之主义而调和之”輯訛輧。很明显，梁启超宣传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向国人介绍西方政治学的先进学说，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立宪主张。当然，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首先西方政治学中的君主立宪理论影响了梁启超，然后梁启超大力宣传西方政治学学说，特别是君主立宪理论，并在此过程中又一次强化了自己对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当然这种宣传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具有了“中国化”“、本土化”的理论创新。随着立宪宣传的深入，梁启超把立宪中更加具体的一些问题提出并加以思考，例如对于“政治道德”輰訛輧的阐释，对于“责任内阁制”輱訛輧的认知，以及对于“宪法精神”輲訛輧的思考。因而这一时期晚清学人对于西方政治学既有宣传和运用，也有回应和创新。

五、结语

纵观1899年至1905年这五六年间晚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我们或许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晚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需要背负学术建构和政治宣传的双重责任，从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伊始，学术建构和政治宣传就牢牢地捆住了晚清学人的手脚，加之“民族自尊”的驱使，在三重维度、三角关系的冲突组合之下，近代中国政治学的萌发并没有适宜的学术土壤；其二，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学说与西方政治学的传播混合出现，且大都冠之以“西方政治学（狭义上）”的理论标签，但这几者之间并没有割裂开来，而是形成了一个混合多维的宣传体系；其三，西方政治学译著的传播、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推介和西方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构建齐头并进，三者时间相互重叠、略有先后，但总体上保持齐头并进的态势，都是这一时期所具有的发展特征；其四，西方政治学的宣传、运用及回应体现了晚清学人对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构建的自我意识，这为之后近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最后，晚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般脉络，“引进西方政治学———本土化和理论创新———政治宣传和现实批判———回归学术建构”，这是一条相对明晰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脉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需求。但本文显然更加强调了晚清时期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对于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教育实践缺乏更加充分的关注，比如京师大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等清末高等学校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山大学的孙宏云教授作出了相对出色的成果，对学界研究晚清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作者：王昆杨德山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