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互动中国内政治学教育阐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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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学教育的起步

政治学教育的起步可以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大学开办招生为标志。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正式开学，学生四百多人，分布在7科13门，其中法政科所设的政治法律两门均有招生。这批学生1913年底毕业，这是北京大学培养的第一批本科毕业生，其中就包含了中国第一批政治学本科毕业生。此次法科毕业25人，其中政治门12人，占当时全校毕业生230余人的5％。法政分科大学的教学等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法政分科大学政治门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情况根据规定，政治学门的课程共开设19门，其中主课15门，补助课程4门。很多课程都是跨学年授课，四个学年的课时量均匀分配，每周24节课。每门课程结课时要求学生要交出自己的毕业课艺和自著论说。政治学门课程表如表1所示，这也是中国第一份政治学本科专业课程表。除了表1中列出的各个科目，学生如旁听其他学科或其他分科的课程，均作为随意科目。关于教材和教学要求。分科大学限于当时的学术条件，只有《大清会典要义》的教材是自己编纂，其余教材只能采用国外教科书的翻译本。而这其中又主要是翻译日本的教材，有的教材直接采用日本原版，甚至《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都仿照日本《中国法制史》的义例编纂，课程讲授方法完全参照日本的模式，法政分科大学对于各门课程的教材和讲习方法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如《大清会典要义》，用坊间通行之《大清会典》节本及《吾学录》，摘编为成书讲授。“其余西学各名目，外国均有成书，宜择译外国善本讲授”，其中主要是暂行斟酌采用日本教材。第二、法政科大学师资和生源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对师资问题非常重视。

1903年筹划分科大学建设时对师资提出了很严格的标准：分科大学教员分为正副两种，正教员以将来通儒院研究毕业，及游学外洋大学院毕业者充选。……副教员以将来大学堂分科毕业考列优等，及游学外洋得有大学堂毕业优等中等文凭者充选。也就是说，正教员应当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副教员则至少是国内外的优等本科毕业生，这在当时应该是很高的要求了。1909年分科大学开办时，摄政王载沣与主管大臣张之洞对于分科大学之组织异常注重，命令驻各国使臣注意寻访甄选优秀的留学生，让他们回大学堂任教：慎选留学员生之学业精深、堪任某科教习之责者，毋论官费自费及有无职官，咨保来京，学部考验奏奖后充该堂教习。根据《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规定，每一专门学科均要设正副教员。法政科大学聘请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的林棨为首任监督，师资聘请的工作从翌年正月开始进行，王家驹、芬来森、李方、王基磐、陈箓、沈觐扆、冈田朝太郎、白业棣等八人在开学前被聘为法政科大学教员。三月份开学后又陆续聘请了一些教员，如四月聘博德斯、七月聘震鋆、十月聘科拔、十二月聘王宝田，1911年又聘徐思允、嵇镜、巴和三人。教师队伍可以说是保持了完整和连续，当时法政科学生人数很少，第一届毕业生才25人，所以师资力量还算充实，师生比至少达到了1：4。法政科大学学生由于预科学生不够，主要来自师范馆及译馆。时关于法政科大学生源的规定是：法政科以师范第一类学生及译馆毕业学生预科法文班学生升入，这批学生1913年毕业。1913年毕业的法科学生25人，其中政治门12人，分别是：陈恩普、彭望邺、黄文浚、张振海、刘秉鉴、王廷勷、钱天任、裘毓麟、张承枢、谢宗陶、伦绰、张辉曾。1913年12月4日举行了学位授予仪式，这12个人成为中国政治学史上首批政治学本科毕业生。随后几年，政治门毕业生数量也不多，例如到1918年政治门毕业生仅为6人，而法律门为61人。根据1910年法政科大学校舍建筑规划，建设讲堂12间，其中容160———200人的10间，容250人的2间，容500人的大讲堂1间。另外还建图书室，设藏书处、教员阅览处、学生阅览处、阅报处等，还设有讲义堂，印刷、讲义处各1间。建学生宿舍300间，每间4人，自修室300间，每间4人。另设浴室、会客厅等。从这些规划可以看出，法政科大学建设的起点很高，规划规模很大，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些规划大都没能从纸上走向现实。

二、近代政治学教育的社会推动

1．制度变革———近代政治学教育兴起的“市场需求之手”近代政治学教育兴起于清末，这种新的教育模式主要以日本法政教育为蓝本，以培养新式法政人才为目标，而其兴起则主要是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和教育制度的变革。制度变革的需要才使得兴办政治学专门教育和培养专门人才成为可能并付诸实践。首先，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对新式人才有迫切要求。在社会政治危机日益深化的形势面前，清政府决定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实行了一些新的政策。而政治方面诸多政策的实行无不需要新式的人才与之配合。如建立新的法制，1905年，修律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就指出当时培养新式法政人才的必要性：避免当时频繁发生的教案，需要谙熟外国法律之官员；收回司法主权，修订和推行新法律需要大量的通律人才。而这些新的人才的培养，必须通过大量的专门法律学堂。所以他们认为：法律在今日为内政外交之枢纽，将欲强国利民，非专设学堂、多出人材不可。清末最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立宪。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负，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是两种制度的较量，是立宪打败了专制。正如后来李剑农所言：日本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一个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在救国图强的时代背景中，立宪法治的路径选择成为大家的共识。《宪法大纲》等法令的制定和推行，咨议局、资政院等新式机构的构成和运作，还有改革官制等等措施，旧式教育体制培养的人显然无法满足需求。因此，推行新式教育，培养法政人才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所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而建立新式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培养新时代的人才，必须将重点放在开展法政教育，所以他说“夫政法者，立国之本也”。其次，教育制度的变革为政治学教育提供了条件。

清末教育制度变革最主要的就是废除科举制度和建立新式学堂。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和其后南洋公学的创办，使新式学堂逐渐兴起。百日维新期间，政府对教育制度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例如改革考试内容废除八股考试，将书院改为学堂，设立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等。但是当时科举制的存在对新式学堂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很多读书人仍然认为科举方是人生之正道，坚决不入新式学堂。随着形势日益严峻，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感到兴学图强时不我待，而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新式教育举步不前。所以1905年，袁世凯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终于促使政府下定决心决定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扫清了最大的制度障碍，也在教育制度上为法学和政治学清除了最大的羁绊。

2．国家主导———政治学教育发展中的“宏观调控之手”近代政治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国家发挥了主导作用，国家力量在政治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上几乎都有所体现。

京师大学堂的设立首先就是国家救亡图存、与西方竞智竞力的需要。“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建设，无异是竞力的表现，甲午之役以后的教育改革则是竞智的表现。智既可以胜力，欲救亡图存，必须改造国民，改造国民首重教育，这就是甲午之役以后，清廷鉴于军事改革的失败，转而尝试从教育改革入手以图富强的主要原因”。而其课程设置则又涉及到了“中学”与“西学”的赋值问题、清廷顽固派与维新派的博弈，还有帝国主义的染指等等。政治和社会因素互相掺杂共同决定了京师大学堂及其法政科大学的兴起。在法政教育的开办动机上，政治上的考虑占据了重要地位。政府强调开办法政教育，使官员、民众知晓西方政治法律知识的积极意义。同时更注意力图引导法政教育在可控的程度之内，因此同样要限制法政教育的“扩大化”，所以规定“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悖缪者……其病由不讲西国科学而好谈西国政治法律起。政法易涉空谈……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

甚至连聘请日本教习到中国的学堂任教也有防止革命思潮渗透的用意。在留学生的学习管理方面，既然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希望挽救和维持政权，政府当然不希望他们滋生反清意识和革命倾向，所以规定，留学生除了编辑教科书及翻译科学讲义外，无论何等著作都不得有“妄为矫激之说，紊纲纪、害治安之字句”，同时也要限制留学生学习政治学、法学的规模。针对游学欧洲之官费学生，规定“已入大学习医、农、工、格致四科之专门学者为限，习法、政、文、商各科者，虽入大学，不得给官费”。针对日本留学生也作了类似的规定，“除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及文科、理科、医科各专门不限人数外，其政治、法律、武备三门，宜分别限定名额，每年只准保送若干名”。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政府又举办针对留学生的考试，视考试结果授予进士等一些在中国人心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功名，借此来引导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同政府合作。可见，在政治学教育兴起的背后，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进行着求才、防范和安抚三位一体的控制。

三、近代政治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近代政治学教育开始之后，就不断回应社会政治重大问题，培养各种人才，积极参与当时的社会变革。

1．政治学人才储备和培养人才培养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政治学的产生过程得到映证。在美国政治学产生的诸多因素之中，1880年大不列颠文官制度改革、1883年美国总统被暗杀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希望通过建立新的政治学影响领导人、提供新的政治观念、培养文官。美国政治学的教学目的“或许首先是为培养（私人和公民的）道德品质，其次是为参与公共生活进行训练，即担任部长、地方行政官或诸如此类”。例如哥伦比亚政治学院成立初期的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和培训，其第一目标即是政治诸学科的全部分野的发展，第二目标是为了青年得以从事全部政治部门的公职加以准备。密歇根政治学教学也有类似的考虑，即希望“增进面向政府分野的公务员职务的毕业生的作用”。从近代政治学教育发展的这段历程来看，此时的政治学教育类似于职业教育和培训进修，主要是针对成人和政府的新任官吏。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各地法政学堂等早期的政治学教育形式都是成人教育和预科教育，是非常粗浅的职业培训。特别是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各省的课吏馆（仕学馆），实际上相当于在当时构建了一个初步的面向已仕年轻官员的培训系统，主要培养当时迫切需要的具备初级政法知识的官吏，通过向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法律教育来推行新政。而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大学的开办，则是政治学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生源来看，学生都是由“师范第一类学生及译馆毕业学生预科法文班学生升入”，可以说都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从教师来看，大多也是法政科班出身，而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外教员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师的质量和教学水准。从教学要求来看，课程的设置和安排比较正规，对学生的要求也较严格，培养的学生也有所成就。例如张耀曾在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的北洋政府时期任过司法总长。

2．关注现实政治重大问题近代政治学教育的开展也普及了现代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对当时社会迫切需要的政治变革所涉及的制度和理论向民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一些宣传。学习法政的学生运用主权、国家、民主、自由等理论武器进行政治分析和批判，通过办报办刊、开办地方自治研究所、法政讲习所等方式揭露专制弊端，宣传议会政治的优越性，启蒙民权思想，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苏州法政毕业学员创设宣讲所，宣讲政治法律常识，开启民智，可以说这是早期的公民教育的形式之一。云南设立自治宣讲所，以培育选民为宗旨，聘请习法政之人士宣讲自治常识，听讲人数达2万之众。在制度设计和政治变迁方面，政治学教育的发展进程处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中，政治理论、学说、学科被中国人认知、接受、仿效无不以匡世救民为终极之价值，对现实的考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近代政治发展中的诸多变革都有政治学专业人员的参与，如立宪法，开国会，各省咨议局的设立，地方自治的推行等等。在当时新成立的重要机构中，都有接受法政教育的人士主持和参与。各地成立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地方咨议局也纷纷选择具有法政知识背景的人士参与地方自治事务。

四、结论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学科发展和学术进步需要社会的支持，近代政治学教育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提供了反面充分的例证。例如京师大学堂的发展就由于社会动荡而屡屡受挫，1911年辛亥革命后竟然无形停办，直到1912年5月重新开学。而从1912年至1916年这五年间，法科学长一职就由于时局变换等原因五易其人，反映了在政局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政治学教育发展之艰难。所以，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决定了政治学教育的时间、方式乃至内在的结构。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在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对话中发生和发展的，对社会的反作用则是其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总之，中国近代政治学教育与社会发展需求是分不开的，而政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奉献新的理念和新的人才为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者：刘杰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