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与大国战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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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国演进中的哲学思维光辉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力求最全面、最根本、最本质地考虑问题，是对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演进的规律性的认识学科，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体的和根本的看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在这一学科基础上内生出的哲学思维，是高度抽象、高度深刻、高度前瞻的。大国兴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缩影，纵观历史上大国与强国崛起与衰弱的历史，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而每个国家无论是崛起还是衰落，都是内外因导致的结果，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蕴藏在这种辩证统一矛盾下的大国演进规律是同这一时代所形成的哲学思维范式共生的。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国兴亡的过程中无不闪烁着哲学思维的光辉。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开创的哲学时代和构建的哲学思维方法为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铺设了道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过，国王应当是哲学王，古希腊的哲学思维范式影响了古代罗马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崇尚哲学思维的罗马统治者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使哲学思维冲破神权的桎梏，用探索人和自然的新关系来取代原有的人和上帝的关系，突出了人的能动性，人的发现是这一时期哲学思维的特征，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证明了对于自然的研究的合法性，“正像阳光照耀金碧辉煌的宫殿，也照亮阴沟一样，自然也是可以研究的”。

①哲学思维促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兴起，笛卡尔、哥白尼、伽利略等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世界霸主的更替之幕，无论是西班牙、葡萄牙还是荷兰，称霸世界的秘诀来自对于新的海洋发展战略的制定，而这种对于自然的探索和经验正是来自大陆唯理论的哲学思维的熏陶。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一战以前统治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因为工业化革命为它提供了征服世界的物资保障，工业化革命为什么能够开始于英国并帮助英国成为世界强国，原因就在于其工业革命前符合时展需求的哲学思维范式的确立。经过理性主义和文艺启蒙的洗礼，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所表现出的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自信和对于古典理性主义的崇拜，促使英国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上形成了以哲学思维为基础的完整体系，涌现出约翰•洛克、牛顿、亚当•斯密等哲学思维大家，他们所创立的学科体系成为支撑现代社会的基础。英国这个新兴的海上国家，吸取了这个成熟系统所带来的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知识与精神，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飞跃: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也确立了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

“二战”之后的美国，成为世界强国，除了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实力之外，最主要的是其政治制度设计的优势显现出来，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而这种制度设计来自经验主义的思潮之中，来自对于人类理性的限度的追求，强调人们在改变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时，要非常谨慎小心，尽可能地创新，而非革命。美国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曾经指出:“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②这种美国强国根本的制度起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来自英国培根的实验主义和法国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后者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影响，哲学思维的传承可见一斑。中华文明历经千年发展，形成了以孔子的“仁”和老子的“道”为基础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的哲学内核，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经过九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洗礼，形成了蕴含着中国古代智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特色哲学思维形态，成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和中国崛起的精神支柱。

二、大国战略中的哲学思维内涵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的实际应用于经济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③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总和，国家在这三种关系构成的发展脉络中产生、发展、强盛、衰落。只有对这三种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大国崛起的密码，而这恰恰需要哲学思维作为引路的灯塔。戴高乐曾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发现亚里士多德;在拿破仑的行动里，我们能发现卢梭和狄德罗，每一种战略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的支撑。④从实践中看，大国的兴起需要战略的布局，战略的布局需要战略的思维，战略思维从认识论上由稳固的三角支撑，这包括对于所处时代的清醒认识，对于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和对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精准把握，哲学思维涵盖了哲学质疑思维、哲学辩证思维、哲学创新思维、哲学抽象概括思维和哲学逻辑思维等方面，并以其高度自觉的抽象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征，为把握这个稳固的三角提供了抓手。

1．哲学思维有利于对所处时代的清醒认识大国战略的制定基于对当前时代的发展特性和国家自身发展状况的清醒认识。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⑤黑格尔认为，哲学是“思想中对它自己时代的把握”⑥。真正的哲学能够正确地反映时代的要求和任务，能够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能够正确地总结和概括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哲学以整个世界的总体及其最为普遍的本质和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只有运用哲学思维才能够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客观属性、内在本质、因果联系和作用影响等等方面得出正确的认识。哲学思维能够帮助我们透过复杂的现象看本质，拨开纷纷扰扰的社会现象，把握社会发展的核心矛盾;哲学思维有助于客观地评估我们所处的位置和阶段，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不至于迷失在假象和主观的偏见之中。例如“”时期，我们对于中国的基本国情认识上有失误，没有认清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社会主义实践受到了巨大的挫折。1978年以后，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思维，从客观出发，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特殊性做了清醒的认识，得出两个最为基本的结论，即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和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基于此认识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外交战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有利于”、“改革开放”等新思想、新路线、新举措引导中国走出困境、走向辉煌。当前的大国的实力抗衡不再简简单单局限在经济、政治或者军事等某个方面，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元化、文化主导权的争夺、话语权的确立等等因素构成了新的发展态势，人类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许多新问题、新想法、新矛盾，需要我们用更深层次的探索工具来观察、思考和解决，国家的治理需要全面提高哲学素质，强化哲学思维，才能够应对瞬息变换的社会发展需要。社会越发展，国家越强盛，对于哲学的依赖就会越深，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

2．哲学思维有利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比喻为报晓人类解放的“高卢雄鸡”，揭示了哲学作为对事物运动规律的掌握，从而预见、指导、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哲学思维是哲学学科的基础工具，掌握了哲学思维，就能提高对于事物发展趋势的预见能力。例如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维，训练我们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找到事物发展的过程性，理解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一般和个别)统一于客观事实，认识事物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形式和形态，把握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即事物的发展表现为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等等。这是对未来发展的过程、时机、态势和结果的科学判断，是对新事物所带来的机遇、问题、时间、空间的多维度的解读，掌握了这些哲学思维的方法，就能自觉地对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可能和现实、偶然和必然进行科学的判断，就能抓住发展的时机，统筹资源的配置，制定可行的目标，赢得最后的胜利。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机械论哲学、进化论、主客二分和对象性思维及传统人道主义释放了人的主动性，将人从宗教神性中解放出来，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吸收、接纳、发扬了这些哲学思维的工业国家造就了工业文明的辉煌，忽视、怀疑、抛弃了这些哲学思维的农业国家成为失落的文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系统论、整体论、演化论形成的生态哲学思维，指出了工业文明范式的瓶颈，预见了生态文明释放的巨大能量，未来哪个国家能够最先适应生态思维，哪个国家最先把握住生态文明发展的方向，哪个国家最先完成生态文明的战略转型，哪个国家就是未来的力量大国。

3．哲学思维有利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精准把握社会的发展是系统工程，支撑这个系统运转的动力来源是破解力量转移的密码。历史上客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用形而上的精神实体或神秘力量解释社会发展，形成了宗教与神学主导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主观唯心主义则从人的精神世界中寻求社会发展的根源，将人的理性、情感、意志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推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也试图用物质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原因解释社会发展，将地理环境、经济因素、科学技术或军事力量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资本和技术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形成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结论。对社会发展动力的不同解读造就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构筑了不同的力量分布和转移渠道，形成了不同的大国格局，这种格局有的是昙花一现，有的是“最后的赢家”，这其中的奥秘在于是否真正精准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是一个自适应、自协调、自组织的有机系统，它的发展动力机制不在其外部而在其内部，哲学思维的逻辑性、命题性、概念性、超验性和思辨性能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整体建构的各种因素，深刻理解各个子系统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真正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因。对于这个动因的把握，能够让我们看清发展背后的规律，能够分清“虚假的繁荣”和“真实的发展”，能够找到生生不息的大国成长通道。

三、中国大国战略蕴含的哲学思维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国家话语权的中国，迎来了时展的新阶段。地缘政治、经济动荡、生态危机给崛起的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以何种大国战略来应对，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绝续。以习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的治国理政新方针，大国战略徐徐展开。“四个全面”是在坚定中国自信、发展中国道路、优化中国模式、总结中国经验，带领中国人民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来的，这既是中国特色哲学思维新形态的理论创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成果，这也正体现了“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注重思想的力量，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注重生产思想的哲学，要注重思想的力量，用思想的力量治国理政”⑦的要求。

1．中国大国战略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⑧中国发展的战略定位要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通过“实事求是”的哲学思维来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即“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的态势，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建立在这个清醒的现实判断之上的“四个全面”大国战略体现了我们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直面主要矛盾，“全面深化改革”立足基本国情，“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四个全面”更体现我们党高度的哲学素养和深刻的哲学思维，这种哲学思维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因此“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这就保障我们的大国战略是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中国大国战略要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就要“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2．中国大国战略着眼于文明发展的时代趋势全新的时代需要全新的思维调整和战略布局，而“四个全面”是对未来文明发展的趋势的全面回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谋划未来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关键布局，“全面依法治国”是确保中国制度优势的重中之重，“全面从严治党”是应对更加复杂的执政环境的预防措施。中国自觉自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哲学思维来设计中国未来的发展态势。“四个全面”的治国方略下形成的“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着眼时展的趋势，深刻剖析出未来经济的全球化与绿色化协同、政治的多元化与博弈性共存、文化的自立性与包容性交融、社会的自主性与虚拟化互动，生态的和谐性与系统性共进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面向未来、适应新文明形态的大国战略。这是我们党和政府高度的哲学自觉和深刻的哲学思维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康庄大道。

3．大国战略根植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伟大的历史是由伟大的人民创造的，伟大的国家是由伟大的人民组成的。中国的大国战略要根植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的根本指向。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客观物质力量，也是国家强盛的力量来源。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推动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个物质资料是社会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大国崛起的物质准备，必然将会对国家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不管历史的情况如何变化，他们都是最为稳定的主体和力量。中国大国战略的动力来自人民群众对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活动，来自不断释放的社会制度的变革需求。“四个全面”的大国战略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入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给人民以期许;“全面深化改革”给人民以动力，“全面依法治国”给人民以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给人民以承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哲学思维跃然而出。大国战略是治国哲学的具体体现，治国哲学是大国战略的理论支撑，治国离不开哲学思维的指导以及对国情世情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大国战略具体而集中解决治国的实践问题，形成治国纲领和指导性的原则。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实践中的哲学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四个全面”的治国方略是我们与时俱进的新创造，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作者：郝栋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