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的创造哲学思想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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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造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固然离不开物质层面的经济建设、制度层面的改革和革命，但所面临的最深层问题，无疑是人的现代化，是具有现代化的新人格、新理想、新思维、新道德的一代代新人的培养。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梁漱溟、张岱年等很早就有高度的自觉，并一致主张创造的人生观。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接续严复的思想号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创造新的自我，认为一旦人人自责、自新、作新民，自觉提高自我素质，积弱的国家自然会改观。他对国民性改造高度重视，大力批判各种各样的劣根性，尤其批判其中最严重的普遍的奴隶性，号召树立利群的、合理利己主义的新道德，提倡树立新的创造型人格和新的有利于创造的人生观，包括自由、自尊、自信、自治、自立、进取、冒险、坚毅、尚武的精神。在道德创造的方法上，主张综合创新的方法，“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梁漱溟提出创造的宇宙观后，话锋一转把现实中的创造完全地归结为人的创造。他认为虽然宇宙大生命一直在创造之中，但到现在其余一切动植物界已经成了刻板的文章，不能前进、不能创造了，能代表宇宙大生命表现其创造精神的现在只有人类。所以，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人生的价值在创造。人生没有前定的目的，人类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创造。在创造的道德观上，梁漱溟自觉地严格区分了“成物的创造”与“成己的创造”(也就是“外面的创造”与“内里的创造”)。每一个创造从外面看是成物，是对社会或文化的贡献;从个体生命里面看是成己，是才能德性的进益，是生命自身的成就。虽然他也看到“帮助理性开展的是经济”等物质条件的力量，但那只是“帮助”而已。他反复强调和最为重视的，不是成物的外面的创造，而是以儒家道德修养为核心的成己的创造、内里的创造。张岱年认为人生意义、价值在于创造。他认为世界在没有人类之前，只是不自觉的演进;有了人类，宇宙才有了自觉。正因如此，人的作用就在于自觉参加于宇宙创造大流中，而赞助自然的创造。人的工作在自觉地创造，调整自然，参赞化育，改造自然与人性，以达到理想境界。人生意义是由创造而出、而且就在创造之中。

在伦理修养方面，张岱年号召人们创造更完善的自我:“人应尽量发展其善性以克服其不善性，并创造更善的性质。人性常在改进之中，亦常在创造之中，人不惟应改造物质自然，更应该改造其自己的自然。人类不惟是自然的创造物，且应是自己的创造物。人所以异于禽兽，在于能自觉的创造自己的生活。”340梁启超、梁漱溟、张岱年为代表的近现代哲学家，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倡导人生价值在于创造、人生意义在于创造。虽然在具体的德目内容上有所差别，即梁启超德目偏西、梁漱溟德目偏中、张岱年德目偏马，但他们在道德观上都号召创造出新道德，而且这种道德不约而同地指向“创造的道德”。

2．创造的文化观和社会观

在文化选择和社会发展问题上，近现代的进步思想家梁启超、梁漱溟、张岱年一脉相承，一方面反对复古倒退;另一方面也反对照搬照抄，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文化上综合创新。梁启超早年所谓的无血的破坏的文化创新的方针，是稳健的文化策略，也就是后来张岱年的中西文化综合创新的理论雏形。他据此提出了诗界革命、道德革命、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一系列文化革命口号(实质上是文化变革、文化创新)并亲身实践。他也曾为而大力宣传进化史观，同时热情讴歌开新，鼓动人们不断求新。但是梁启超的创造思想本质上是否认社会革命、只承认点滴的渐进改良的。他又极度夸大少数英雄的历史作用，在他的心目中，创造只是英雄豪杰的专利品。梁漱溟在五四时期的文化主张，就是在吸取西方文化中科学民主等长处的同时，恢复中国文化的儒家传统，把二者综合以重新创造一个现代化的、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伦理本位的社会”。所以他的创造的世界观最终落实在创造的文化观上。他设计的通过乡村建设实现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创造出新的孔子式的儒家道德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没有生存竞争、社会帮助人生向上，以人自身的塑造即道德创造为根本目的和手段。至于学术发明文化进步而收效于社会，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人的道德创造的必然的产物罢了。

梁漱溟的中国现实文化观符合综合创新的规律，是一个具有合理性的文化选择。虽然他的人类文化三阶段的结论忽视了人类创造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又使本已多元开放的三路向的文化再次陷入了一个按照西中印文化依次排列的封闭的体系，但是他对中国和印度文化复兴的预言，实际上试图揭示的是:人类创造力在解决了基础层次的物质需求问题之余，一定会进一步寻求解决社会层次直到精神层次的更高的需求问题。在解释中国文化的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原因时，梁漱溟持明确的天才创造观，认为“天才创造之能力实在无假于外”。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中国文化早熟只不过由于偶然出了周公、孔子之类伟大的创造天才而已。在现实中他也流露出英雄史观，他自信只有他真正领会了孔子的真意、本意，所以他有责任为往圣继绝学，替孔子释迦讲个清楚，作为佛家的菩萨拯救众生，作为儒家的圣人内圣外王、救国救民。张岱年在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力主创造中国自己的文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守旧复古。他主张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坚持“文化综合创造观”，即“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含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256。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之真的出路”，即“文化创造主义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的创成”。“‘文化创造主义’，即是一方反对保守旧封建文化，一方反对全盘承受西洋已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张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之创造。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条件未具备以前，主张充分的作难备工作。”

281三者比较能够看出世界观、人生观对于每个人的现实文化、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的深刻影响。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创造哲学思想的反思，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创造哲学是创造时代的产物。从近代到现代，中国哲学家一直在现实的逼迫下紧张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人生价值何在的问题，正是近现代社会大变革的需要引发了人们对创造问题的思索，在此过程中得以逐步揭示创造的规律，逐步产生了创造哲学思想。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产生的中国化的成果即思想，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创造哲学的最高成就，并在创造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检验。第二，创造要有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思想家所以能用新的观点、方法认识创造，这是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唯物论分不开的。到了现代，创造思想之所以能开始走向科学化，是与马克思主义传入有直接关系的。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创造问题的研究相结合，也就没有中国现代创造思想的新成就。今天，我们从事创造实践，仍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出更有效地指导创造实践的“创造哲学”。第三，创造哲学要认清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创造思想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他们低估(甚至抹杀)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最终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清醒地看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新的中国、新的时代、新的世界，只有靠人民自己去创造。

作者：孙凯单位：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