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野下的春秋社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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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僭礼现象的发生，使人们对传统礼制进行了反思，促使了礼治思潮的产生。西周时期的礼制表现为礼义、礼仪、礼器的三位一体，其主要功能在于通过一定的礼仪、相应的礼器表达礼义，以此辨别贵族内部的亲疏贵贱，确立贵族之间等级名分，鲜明昭示尊卑贵贱的不可逾越。春秋以降，僭礼行为不断发生，礼制规定下的原有阶级结构因之遭到冲击和破坏，通过礼仪、礼器来体现礼义已名不副实，原来辨贵贱、明等级的礼义也失去了实际意义，传统礼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诸侯相争，大国肆意僭越礼制的现实，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开始对礼的本质进行反思，主张减弱原先礼制中礼仪、礼器的重要性，并通过以礼治理国家和教化人民来实现礼义的新突破，由此孕育出了礼治思想。他们要求“以礼治世，认为礼治的实行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根本，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危存亡。当时一大批思想家活跃于各个国家，宣扬礼对政治的作用，或影响当权者的决策，或直接参与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可见，“礼制”向“礼治”的转变，本质上是“礼从原来标志和捍卫贵族统治集团利益的工具，演变为一种能治国安邦的政治学范畴的概念”的过程。春秋时代礼治思潮的产生，与其时思想家、政治家对传统礼制的反思，将仪从礼中区分出来，突出其作为政治秩序核心作用的做法密不可分。《左传•昭公五年》记载鲁昭公和晋平公会盟，昭公“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平公评价其知晓礼制，但晋大夫女叔齐却认为昭公只是知仪而并非真正知礼。因为礼是国家治国安民的手段和个人安身立命的方式，而这些会盟场合的繁琐程式，只能称之为“仪”。此时鲁国政权被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把持，三桓通过经济手段笼络了民心，鲁君不仅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和支配，经济上也需依仗三桓的进贡。鲁君沦落到如此地步，仍不思索如何治国保民，却热衷于这些繁文礼节，实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故不能说是真正的知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黄父盟会，子太叔会见赵简子，赵简子借机询问会盟时诸如揖让周旋等礼制，子太叔认为“揖让周旋”乃仪非礼，真正的礼应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由此可见，春秋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已不再过分追求礼外在的表现形式，而更重视蕴藏其中的精神和内涵。随着仪从礼中被剥离出来，礼外在的礼节程式渐为人们所淡忘，而蕴藏其中的政治功用经思想家的挖掘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礼从而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礼治思潮由此形成。邹昌林指出:“古礼是形式与内容紧密结合的统一体。在春秋以前，这二者几乎是不分的。春秋以后，人们为了探索古礼的意义，才逐渐把其形式与内容加以区分，这就是仪与义的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并非不要形式，而是为了让形式更好地表现内容。”认为“仪”是礼的表现形式，“义”是礼的本质与精髓;礼治就是要体现“礼义”，使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价值功能得以全面发挥，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实是对礼治的强烈呼吁。

第二，僭礼行为背后隐藏着对民众的重视，孕育了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僭礼和重民之间看似并无关联，但在僭礼行为背后，却隐藏了重民思想。春秋时期，僭礼最终目的是为了攫取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力。僭越者知道，如果忽视民众的力量和作用，他们的努力将付诸东流，不仅得不到实惠，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因而，重民就成了僭越者用以巩固既得利益的一项重要法宝。如鲁国三桓虽以僭越者身份出现，却取代了国君而掌控着本国权力，并最终获得了社会认可，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重民、惠民政策使民心归附。三桓掌握国家军政大权之后，鲁昭公不甘心失去权柄，联合与季氏积怨的贵族攻打季氏，结果“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季氏、叔氏、孟氏三家齐心协力将昭公驱逐出国。昭公在外流亡长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由季氏代行君权，昭公虽也曾多次策划回国夺权，均未能实现，最终客死他乡。此事发生后，在当时居然并未引起多大震动。晋国执政卿赵简子就此事问及史墨，史墨答曰:“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也，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认为鲁君因不重视民众而为民众所抛弃，季氏虽为僭越者，却懂得重民、惠民，从而在鲁国僭居国君之位而行使君权。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民众的重要性，为了防止权力被僭夺，或以实际行动树立重民形象，或以诤言进谏国君，力陈重民的意义。如邾文公曾占卜迁都于绎，史臣谓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答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也。”邾文公的举动，必将得到民众的拥护，从而使别有用心者难以实现非分之想，充分展现了邾文公的高明之处。《论语•颜渊》篇所载有若和哀公的对话也颇能说明问题:“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如果说，这种重民思想是统治者被迫的非自觉意识，那么春秋时代思想家“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的呼吁，则可视为自觉重民意识的觉醒。这种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潮，奠定了后世君主治民的基调。

第三，僭礼使春秋各国宗室贵族之间权力之争愈演愈烈，宗族势力在这些勾心斗角的夺权中或遭受重创，或直接消亡，宗族统治难以为继，新官僚制度的推行势在必行。按照西周宗法制嫡长子继承、余子分封的规定，嫡长子与分封诸子之间形成了双重关系，从血缘关系上来讲，他们是同姓兄弟;从政治关系上来讲，他们又是尊卑分明的君臣，正如《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说:“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这种统治格局以宗族为各级政权的核心势力，并且各级宗主职位可以世袭，使得国家与宗族合二为一。经过春秋社会的礼制动荡，人们的宗法观念逐渐淡漠，宗室贵族之间为一己之权力私欲结党营私，全然不顾同宗骨肉血缘之情，宗派与宗派之间形成对抗与残杀，往往导致两败俱伤，大批宗族消亡，各国宗族统治名存实亡，新官僚制度呼之欲出。晋国公室内斗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将叔父成师分封于曲沃，时人称其曲沃桓叔。曲沃桓叔的封邑规模甚至超过了晋国国都，这在当时是不合乎礼制的，《左传•隐公元年》记祭仲言:“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晋国一些贤者忧心忡忡:“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分封确实为晋国埋下了祸乱的根源。公元前739年，晋大臣潘父弑杀昭侯，迎立曲沃桓叔，桓叔入晋受阻，与国君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尖锐化。后曲沃一系在庄伯、武公时代完全把持了晋国政权，晋国国君由他们任意废立甚至杀戮，如庄伯弑杀了晋孝侯，武公弑杀了晋哀侯、晋小子和晋侯缗。仅经过三代人努力，曲沃便取晋而代之，周釐王封武公为晋君，位于诸侯之列，最终完成了代晋的全过程，曲沃也从晋之小宗摇身一变而成晋之大宗。在这场长达67年的权力争夺战中，晋国旧公族遭受到沉重打击。晋武公之后，其子献公即位。献公为巩固君位，采纳士蒍之计，对桓叔、庄伯之族展开了大清洗，最终诛杀了桓、庄之族群公子，晋国公族势力再一次遭受打击。然晋国公族的厄运仍未结束，时隔不久发生骊姬之乱，太子申生受骊姬陷害被迫自杀，重耳、夷吾等群公子也受到骊姬诬告而失去信任，被迫流亡国外，“自是晋无公族”。公元前636年，公子重耳回国执掌政权，是为晋文公。鉴于晋国公室内乱的惨烈教训，文公不再分封同姓子弟，政治上亦不再倚重公族而起用一批能干的异姓贵族。晋国宗族从此逐渐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不惟晋国如此，春秋其他国家的宗族也基本上经历了类似的衰落过程。由于各国国君多有提防同姓篡权夺位的心理，使得同姓贵族出仕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却大力提拔异姓贵族出仕，导致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出现了新变化。由于“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间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这样，宗法制下君臣之间的血缘关系不复存在，臣对君也就不可能盲目地绝对服从。从政治角度分析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可以看出，“忠”的观念依然得以保留，但这种“忠”是有条件的，即以臣子的人格受尊重作为前提。如臧文仲教育儿子要“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论语•八佾》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都强调臣子对国君尽忠的同时，国君也要尊重臣子的人格，对他们以礼相待。春秋末期，孔子兴办私学，弟子中“学而优则仕”者不在少数，他们无论仕于国君参与国政，还是仕于卿大夫为其家臣，都是凭借才干谋得职位;他们和国君及卿大夫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不存在依附性，合则留任，不合则去职，职位亦非世袭。这些都与宗法制官僚体系下的情形有别。第四，僭礼使得诸侯国之间攻伐战争不已，部分小国为大国吞并，直接沦为大国属县，加速了国家行政建制的改变。周灭商后，为有效控制被征服地区，派遣王室子弟或异姓勋戚建立诸侯国，同时赐予他们土地和人民，代表周天子行使对地方的管理。诸侯在其封国内，将部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再将采邑内的部分土地分封给士作为“食地”。经过周初大分封，形成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格局。在众多的封国之中，姬姓封国独占鳌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反映出周初以血缘关系为重点的分封特点。同时，由于周人实行同姓百世不婚的习俗，又与异姓贵族结成了婚姻联盟，这样，整个国家被一张庞大的血缘网所笼罩，各级贵族的封邑构成了国家行政建制的主体。至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同姓诸侯国之间不再顾及骨肉之情而大动干戈，企图侵夺对方土地和人民以壮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晋国就曾先后灭掉了同姓的虢、虞等国。同姓的诸侯国之间尚且如此，无血缘关系的诸侯国之间攻伐更加残酷和激烈。随着大国所属区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各国普遍设县以便于统治和管理。在诸侯国的混战中，小国被灭成为大国的属县，县名也多以原国名称之。如晋献公灭掉耿、魏后，“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晋文公灭原，以“赵衰为原大夫”;楚庄王灭陈，“因县陈”;楚文王曾“实县申、息”。故顾炎武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此外，一些诸侯国内失去权柄的宗室贵族，其封邑被新兴权贵倚仗军事实力和政治特权瓜分而设为县。如晋国大批宗族失去封邑后，以六卿为代表的新兴贵族就将其封邑改称为县，“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公族祁氏、羊舌氏的封邑被六卿分为了十县。县的设置与运行，揭开了由宗族政治体制下的封邑制向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转变的序幕。

第五，僭礼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趋向开放和自由。春秋时期鲁国的僭礼现象非常多，但并不能完全改变鲁国保守的思想观念，毕竟鲁国为周公后裔，得周礼之嫡传，号称“周礼尽在鲁矣”，是当时各国恪守周礼的模范，因而发生像宋伯姬为等待保姆而宁可葬身火海的悲剧就不足为奇了。但这件事并未得到其时“君子”的肯定，“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显然，在“君子”看来，宋伯姬固守礼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似乎有些迂腐，因而并不值得称道。《国语•鲁语》篇记载季康子拜见他的叔祖母时，“皆不逾阈”，孔子“以为别于男女之礼矣”。这种男女有别的礼制规定，使人们的思想僵化、保守。与鲁国相比，其他国家的人们精神面貌相对开放一些。齐晋鞍之战，齐国大败，齐顷公率兵仓惶逃归途中，锐司徒的女儿拦路打探消息，询问国君和她的父亲是否免于战争死伤，在得知“君与父免矣”的确切消息后才离去，态度落落大方，毫无羞涩之意。齐大夫杞梁随庄公出征战死，杞梁妻迎丧于郊，齐庄公欲在郊外行吊唁之礼，杞梁妻据理争辩说:“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结果齐庄公不得不“吊诸其室”。这位齐国女子直面国君亦无忸怩之态。此二女做法显然与“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的规定相背离。除此之外，齐国还经常组织社祭之类的群众性活动，使男女一起玩乐，鲁庄公就曾欲“如齐观社”，“以是为尸女也”，即以“观社”为由头，想趁机去看女人，盖因齐国举行社祭时，男女可以同时参加，礼制方面没有性别忌讳，这种男女混同参与的公众活动，成为吸引庄公前去观看的主要动因。第六，僭礼导致的名实失调为先秦名家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素材，为中国古代思想领域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春秋时期僭礼之所以层出不穷，原因在于僭越者不断追求礼所象征的等级名分，以致本应天子才有资格享受的礼制，却被诸侯甚至大夫僭用，鲁国季氏的“八佾舞于庭”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此，礼的名与实严重不符，同时，君不君、父不父的名实失调现象，使得子弑父、臣弑君的社会事件也屡屡发生，整个社会呈现出紊乱状态。孔子从政治角度对名实关系进行了思考，呼吁通过“正名”重整社会秩序。但这样的呼声，最终被淹没在社会巨变的浪潮之中。战国中期惠施、公孙龙等名辩家的出现和名辩思潮的兴起，使名实观念从哲学思辩角度得到了大讨论，为名实的理性回归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国名辩思潮的出现，和名辩家对春秋僭礼现象所引发社会问题的思考有一定关系。

作者：任晓锋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