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科书的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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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东传

（一）哲学的特质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其希腊文为“φιλοσοφíα”，英文为“Philosophy”，意即爱智慧，即一种对智慧的不懈追求。在哲学发展的早期，哲学瓤括万千，不仅有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植物学、社会学、逻辑学，甚至包括本属宗教探讨的世界终极存在和意义的所谓形而上学。观哲学的发展史，古希腊先贤（尤指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以发展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论为主。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纷纷提出自己所认为的“世界的本原”，诸如哲学第一人的泰勒斯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一团在一定尺度上燃烧的永恒的活火”，以及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世界的本原是数”。在伯利克里执掌希腊政权，希腊哲学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巅峰期，涌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学家。如美国现代哲学家怀特海所言，“后柏拉图时期的哲学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解”。此时的哲学则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以探讨本体论和宇宙论为主，发展为探讨本体论（柏拉图的理念与现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和《大伦理学》）等。然而，随着希腊政治的变化，希腊哲学进入希腊化时期，以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为典型。由此可知，无论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天问，还是伊壁鸠鲁提出的快乐主义均表明：人类在孤立与孤独的环境下，试图寻求世界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归宿。然而，古希腊意义上的哲学和希伯来意义上的信仰虽在历史上曾有过交集，但二者在探寻存在的根本指向上却始终是迥异的。正所谓人之所以能够“哲学”，恰恰是因为人自身中的有限性，也正因人自身的有限性导致哲学的有限性。鉴于哲学的有限性，在西方世界最为流行的西方哲学的著作———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在选取纳入各自哲学史目录时亦表明哲学这一学科性质的局限。

（二）“哲学”东传时中国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哲学”一词传入中国从严复开始，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至于整理国故的事业，也到严复介绍西洋哲学的时期，才渐渐倾向哲学方面”。严复在《天演论》中讲述了政治社会哲学、自然哲学等方面。此后出现了专门研究哲学的学科设置，而胡适等人开始编撰关于哲学的著作及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了哲学史概念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哲学范畴的形成时期。较有影响力的有韦政通的《中国哲学辞典》、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以范畴概念观照中国哲学的确方便和直观了许多。在此基础上选取与范畴紧密相关的人物建构哲学史显然有一定的逻辑性，且大大方便了人们对人物的梳理与概括。中国哲学史基本上分为四部分：先秦、唐宋、元明清及现代，并且将先秦与宋明作为最重要的时期，前者是奠基是源泉，后者是成熟、完善。这种定型大大影响了后世对哲学史的梳理与评判。将本来非常丰富的文化简缩为范畴和与范畴相对的人物的集合，单一的评判与选取方式使得哲学范围由宽变窄。然而，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哲学是不排斥文学与历史，相反与历史、文学融合为一体的。其结果显然违背了这一初衷，哲学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来源都被抽掉了，换之以简单的范畴概念，从而以范畴的“视界”抹杀了原初大量文本的价值。当然，这是教科书的编写方式，随着中国哲学的发展的完善，亦有其他认知方式的提出。一些有远见的学者提出了研究哲学不能只是局限于脱离实际的范畴研究，而应与民族文化相结合。但大多数人都遵循了以往的研究方式，也就是跟着前人研究的惯性导致了一大批人不去跟风追随，并不去认真思考前人思想背后的深层原因，不扎扎实实地深入研讨与探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固然是好的，但作为学者在身心及知识条件具备和社会要求之下，未能在人类文化的大道上行走就急于下结论，显然不合适，这与研究者责任感缺失有关系。

二、解决之道

要达到尽可能的完备与准确性，研究者必须在人类文化的大道上走一遍，不能仅对单纯的哲学人物和范畴进行罗列。更重要的是，要从背景分析，从一般性知识、思想和信仰分析，得出哲学的一般的、概括的知识。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一）学科本身的重新定义伴随具有自身参照系统的西方哲学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化“焕然一新”。但是，如上面所分析，哲学自其降生之初便有着不可消弭的有限性，更何况将一个有着内在学科局限性的哲学完全运用在另一个有着自身完整文化特质的中国文化之上。在完全运用西方哲学理论框架去“格”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导致的明清时期的文化在任何一部哲学史著作中的概要性结局完全可以想象。所以，在运用某一文化系统的概念系统去研究另一异质化的文化系统时，就会出现文化传播早期所谓的“格义”现象。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当有自己的概念系统和价值系统，不能盲目崇信通过本就有自身局限性的哲学去研究异质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并非一门孤立学科，与其他学问相联系，尤其是历史与文学。历史、文学作为哲学的奠基对哲学研究的推进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当然哲学仰望星空，有自己的学科点，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阐述的是一般的原理与概念。但是没有脚踏大地的历史、文学，它只能是失去大地母亲庇佑的阿喀琉斯。此外，虽然现在分科越来越细，研究时也是隔行如隔山。但从哲学之原初看，其不仅包含现在通俗意义上哲学领域，还囊括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科学等学科。因此，在哲学研究时，不能因为其他学科的分离就弃之如敝屣。

（二）教科书编写的方法一种文化或者思想被过分强调，原因之一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葛兆光讲到，“传统的思想史依据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只是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叙述”，而这些叙述是存在着“有’组织的历史记载’和’有偏向的价值确认’”，在这种价值和意识下选取的哲学主线是片面的和脱离生活实际的。一种原因是社会这种思想的过度缺失，不得不通过强调才能让人们注意到。而真正内化人心的思想价值观念无需高喊。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出于礼崩乐坏的战乱时代。只因礼崩乐坏，孔孟才站出来为人民伸张正义。同样，作为哲学同样盛行的程朱时代也是一样。统治阶级总是把符合自己利益要求的思想定位正统，对于正统的采纳，学者无需发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感慨，无需怀才不遇。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呐喊者，却是少数。“道”高深却没人能懂，人们关注的只是能不能解决生和死的问题。“中庸”非常深刻，但人们只是觉得这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可否认，精英思想有某种超前性和理想性，他们只占历史上的少数。而思想史选取他们来写会充满着神圣与骄傲，充满历史奇迹的波澜壮阔，但这样反反复复的精英咀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学科本身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脱离生产精英土壤和背景的思想终将成为一潭死水。程朱理学被赋予极高的价值，普遍性、绝对性与恒常性。他的“理”将那远在春秋的孔子之“仁义礼智”变为既超越又内在的价值规范。或许就连朱熹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抬高到这样的地位，授予如此高的荣誉。孔子那个遥远的背景被加诸于朱熹这个“道统”的传承人身上，显得那样遥不可及，而朱熹当时社会状况及对当时的影响我们却无从得知。哲学研究不是踩高跷，需要不断还原，不断认识，而非站在前人肩膀上让前人扛着走。思想只有先还原才能再创造。背景的回归挖掘，思想史所依据的文献或资料的重新检讨，才能找出前人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土壤，才能将前人思想与方法内化为己用。

（三）编写者的素质要求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遵循了太多的习惯，以至于习惯甚至是无意识地继承了某人的思想，这样一环接一环，脱离了生活中延续并直接起作用的一般性知识与思想。这一点上，佛经作者那种不只从书本上读到，而是不辞千辛万苦，受尽人间艰辛亲身体验才写出来著作的素质可作借鉴。这是作为传授人类文化的学者应有的担当和责任感。

三、结论

明清时期思想的丰富性与中国哲学史的概要性原因，一方面在于哲学学科的局限，即其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乃是一种力图将一切“说清楚”而不可能的奢望之学；其二哲学源于西方而非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因此导致在使用时出现文化格义的后果；第三，长期浸染着西方哲学式的思维模式的中国哲学编撰者在选择纳入自己的哲学史内容时难免受到西方哲学所规定的内涵与外延的影响。因此，针对上述影响中国哲学史编撰的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是大势所趋。近来，新出的郭齐勇的《中国哲学史》便是在摆脱以往完全按照西方哲学所规定的框架的一次尝试。相信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下，由自生概念系统和理论框架所编撰的中国哲学史在不久的将来便会面世。中国哲学史对明清时期思想家的论述将呈现出另一番格局。

作者：马丽娜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