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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自從歷史上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共產體制──蘇聯崩塌以後，在全世界引起骨牌效應，使共產體制國家接二連三的瓦解，於此同時，人們對馬列主義合理性．正當性．正義性的信念也全面退潮。在此歷史大潮中，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雖未走向瓦解，但也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調整中轉向市場經濟，並引進一系列資本主義理論，以指導改革開放的政策需求。在此過程中，中國大陸固然取得經濟領域的飛速發展，但在法政領域裡，卻因為依據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所建立的“合法性”體系，嚴重背離了改革開放所實施的政策措施，從而引發了“合法性危機”。如何適當改變調整國家意識形態信念體系，以減緩或克服“合法性危機”，遂成為當前學界．政界的重要問題。
當代儒者蔣慶先生對此“合法性”問題深思研究多年，並提出“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論述，以期為中國當代“合法性”建設問題，提供有益藍圖。此種思想探索，不論可行與否，其敢於探索的精神都是極為可佩的。以我對蔣慶先生的理解，他所有論說的核心關切，仍然是落在中西文化的挑戰．因應與融合的範疇中，而其理論立場則在強調華夏文化的主體性與優越性，希望通過公羊學[微言大義]，[我註六經]的方法，通過重新詮釋與創造，恢宏華夏文化的深厚內函，為中國之崛起提供理論與思想資源。此種理論立場，也是我個人積極認可與推崇的，因此，我對蔣慶先生的相關論說，是能夠同情理解的。只是“合法性”論述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既涉及理論與意識形態建設，又涉及實際的法政結構與政策施為，需要各方力量的憚精竭慮．集思廣益，才有可能為國家“合法性”建設提供有益資源。因此，我想就蔣慶先生〔三重合法性〕論說的相關問題提出討論，希望能對中國的合法性建設略盡棉薄，並以此就教於蔣慶先生及四方君子。
二．如何看待馬列合法性的流失
馬列主義論述及其體制在全球範圍內的倏起倏滅，實在值得引起人們的反省與深思，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該如何看待呢？要照我的觀點看：馬列主義根本就是一種違反人情事理的不正常狂想曲。1．它認為“物”是歷史與社會的核心，此“物”又非“物自身”，而只是人們心中關於“物的概念”。2．以“物”來界定人性與道德，不佔物的人〔無產階級〕最道德，佔有物的人〔資產階級〕等同於惡棍，在法律上視同罪犯。因此對資本家地主的鎮壓與流放，都是正義而公道的行動。3．“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人間至福，共產體制是通往天堂的天梯，國有＝全民所有＝共產。官員通過行政意志核定總體計劃，是全民所有制運行的基本規範。其結果經濟活動行政化．政府化．權力化．官僚化．不擔心贏虧．不考慮向上競爭，人員臃腫效率差。國有化走向官員的半私有化，總體計劃成了大鍋飯，專門培養大懶虫…….。4.國家凋謝論，完全背離人間歷史經驗的狂想。5.階級鬥爭論。賦予無產階級打人殺人的革命特權，全面破壞社會秩序存立的基本法則。…….
這樣的合法性論說，如何能產生正常社會？如何能發揮生產創造力？如何能使人民富裕安定？如何能帶來穩定和諧？…….自從中共高級官員自己也吃盡苦頭歷經艱辛之後，終於迎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於是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的安定繁榮。於此同時也因為所信仰的．與所實行的嚴重背離，從而造成合法性的流失。這正如康曉光在〈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一文中說的：〔時至今日，改革以來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危機並未得到有效解決。這種危機首先來自理論的貧乏。如今馬克思主義已經邊緣化，政府又明確拒絕競爭性選舉，傳統和宗教也被摧殘殆盡，結果中國政府既不能憑藉歷史必然性證明其合法性，又不能借助選舉程式獲得合法性，也沒有傳統和神明來授予合法性。可以說，自改革以來中國實際上並沒有有效的合法性理論。於是，中國政府只能依賴亨廷頓所謂的“政績合法性”維持政治穩定。其次，中國的合法性危機還有“非理論”的原因。明明是推行資本主義的權威主義政府，卻宣稱自己信奉的是馬克思主義和民主主義，而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不共戴天，民主主義要消滅權威主義，中國政府就是這樣天天宣揚要消滅自己所作所爲的理論。這樣的政府不陷入合法性困境之中簡直是不可思議。〕
當然就原有馬列體制而言，這是一個“合法性困境”，但從國家社會的正常化，社會的安富尊榮．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來看，此種“合法性困境”卻是揮別不義的．瘋狂的．愚蠢的意識形態，所必不可免的浴火重生與痛苦轉化之過程。只有真正的．徹底的揮別馬列意識形態，建立市場的．法治的．人道正義的信念體系，才能迎來中國的富裕與雄飛．安定與繁榮。因此，所有三個代表．德治主義．仁政思維．和諧社會之主張，都是過渡期之必要。而回歸傳統，再建儒學，尤其是國家安定發展的大計長計。近年以來的讀經運動．公祭孔子．建立孔子學院．人大設國學院．社科院建儒教研究中心……等等活動，也都是國家合法性建設之一環，我們不但樂觀其成，更覺得應該大步前行，積極推動，這對中國軟權力的提升．對政治合法性的建設．對人民的自信．國家的發展，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關於“合法性”的說明
孫中山先生有句名言說：〔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這意味著國家權力來自國民全體的積累，而每一個人對權力的抉擇與支持，則來自他心理的認同，不同的認同導引出不同的政治選擇。因此，人們心靈的認同與贊許，正是國家權力最根本的基地之所在。所以如何控制及導引資訊之流佈，如何創造並形構出相應的意識符碼，也正是所有國家政府，為維護其權力的安定與持續，所必不可少的核心工作之一。
國家在意識形態．教育．大眾傳播等領域的形構與控制，固然對國家認同的形成有相當作用，但人民認同的組成卻來自多因多緣多門類，不是單純的意識形態控制所能為力的。人民對國家認同的形成涉及利益．感情．歷史．文化．地理．制度．宗教．經濟階級．民族……．也涉及該政府的行政效能．廉潔程度．執法能力．維持基本安全與正義的能力等等。套用〔綜合國力〕的流行名詞，我們可以說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正是該國家及政府的綜合統治能力在人民心中的反映。此處用〔認同〕這一稱謂，主要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心理的立場，來詮釋人民對政府的接受與擁護程度。如果換一個角度，站在政府立場我們也可以說是威信問題，一個有威勢有信用的政府，總是能贏得人民最大的支持；這在古代詞語上就是“天與人歸”“民心向背”的問題。而站在政治學理上，我們用〔合法性〕或〔正當性〕來說明同一件事理。
這裡想借用康曉光在〔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一文中的論點來說明何謂“合法性”。
他引英哲之言說：〔任何一種人類社會的複雜形態都面臨一個合法性的問題，即秩序是否和爲什麽應該獲得其成員的忠誠的問題。而在現代社會，這個問題變得更爲突出也更爲普遍。〕[1]
康曉光又說：〔一般說來，一種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指它獲得被統治者自願服從的能力，或者說在不使用暴力的條件下獲得被統治者支援的可能性。〕….〔哈貝馬斯指出，一種制度要贏得人們的承認，即獲得合法性，需要借助哲學、倫理學、宗教對該制度的正確性和合理性作出論證。一個政治秩序失去合法性意味著失去被統治者的忠誠。這便是合法性危機。合法性危機將帶來國家和社會基本結構的變化。〕[2]
依此，我們可以綜合的說“合法性”即權力得到人民的認同．贏得其國民的忠誠．獲得被統治者自願服從的程度。此處的“法”字我想可以引用薩維尼[F.C.V.Savigny]對法律詮釋的一段話：“法律深深根植於一個民族歷史之中，其泉源是普遍之信念．習慣和民族共同意識，法律是人民關於公正與正義的看法。”[3]因此政權的“合法性”意即該政權的正當性．合理性；也就是政權符合其人民共同意識．符合其人民正當正義信念，而受人民接受與擁護的程度。
四．在全球化格局下的合法性問題
自中西文化交通數百年來，特別是從鴉片戰爭開始受西方國家百般欺凌以來，如何面對西方？如何克服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的壓迫？如何超越西方，恢復漢唐榮光？就已經成為中國知識精英的核心關切之所在了。從滿清政府的“自強運動”．“變法維新”．到民國的“五四運動”．再到共產運動在中國的興起，高呼“超英趕美”，以至於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等等，走的都是學習西方以超越西方的道路。近二十年來，傳統文化在中國興起，逐漸出現了“回歸傳統．超越西方”的主張與聲音，認為中國思想與體制比西方更優秀，認為中國應該捨棄西方道路，張揚自我理據而超越西方。例如蔣慶先生大聲宣告：〔我們可以斬釘截鐵地說，當今中國的政治發展必須超越民主，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見〈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一文】〈以下簡稱王道一文〉。蔣慶先生在該文中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標榜西式民主，社會主義也追求“社會主義民主”，〔就連以弘揚中國文化爲己任的新儒家，也把民主作爲應由儒家內聖心性之學開出的“新外王”。環顧當今中國的思想界，中國人已經喪失了獨立思考政治問題的能力；也即是說，中國人已經不能按照自己文化（中國文化）的內在理路來思考當今中國政治發展的問題了。這是當今中國思想界的最大悲劇！〕
這種論述也正是強調中華文化主體性人士，所採取的標準立場，此種自尊自愛的心緒是可貴的，但如果適度放下義理的身份連結，一視同仁，平情論理，則此種悲情感慨，實在有些多餘而大可不必。試問儒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言忠信．行篤敬，成功不必在我，無可無不可，又何必一定非己不可呢？只要民主政治之理念與實際，真合乎人情義理，真有助國家之長治久安，又何必只因其西方關係而非去除不可呢？至於所謂“中國人已經喪失了獨立思考政治問題的能力”一語，恐怕也失之情緒過強而格局過小了！其實要照中國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所謂的“獨立”，恐怕只能解釋為“自立”與“聯立”的互補互成，相即相融。世界不存在西方思維模式下的“單體”“獨立”，人間社會本來就是相關相涉，聯立共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