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教育理论培育的意义研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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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传艳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年10月对东莞市农民工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此次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则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32份，有效问卷为409份，有效回收率为90.9%。从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看，覆盖了全国23个省、直辖市地区。从所属行业看，调查对象来自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农民工来源的多元化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

表1给出了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描述信息。可以看出，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以年轻一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力军；绝大部分农民工拥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多数人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务工，对农业生产不熟悉，没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与农业相脱离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们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行业、在外务工时间长、工作流动性大、大部分农民工对工资收入不太满意。可见，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在诸多指标上表现了较高的趋同性。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可分为“有需求意愿”和“无需求意愿”两种情况。本文以“农民工是否愿意参加学历教育或培训学习”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有意愿，定义为Y=1；没有意愿，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Y的分布函数为：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系数进行估计。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其中，pi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的概率，i为农民工编号，βj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j为影响因素编号，m为影响因素的个数，xij是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a为截距项，μ为误差项。

2.自变量及研究假设。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业产业的劳动者（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

依据农民工的定义，本文通过农业背景、务工背景等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群体身份特征。农民工个体特征包括人口学特征及社会特征。纳入解释变量的因素有：

人口学个体特征。包括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性别等指标。（1）实际年龄。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生命周期理论，年龄的增加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收时间的减少，所以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将下降。因而假定，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越低。（2）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越大，意味着个体走进社会时较为成熟，更加愿意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为强烈。（3）性别。一般来讲，女性较少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更倾向追求文职等稳定工作。研究假设认为，女性的教育投资意愿更强烈一些。社会学个体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婚姻、月工资水平、工资满意度等指标。（4）肥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竞争力也高，研究假设认为，为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强烈一些。（5）婚姻。已婚者面临更多的家庭压力，因而假定，未婚者比已婚者的教育需求强烈，而遭受婚姻挫折的人教育需求最小。（6）收入状况。农民工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为教育投资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本文假定，收入越高、对工资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高。农业背景。包括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7）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决定了处于边缘地位、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是回归农村还是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研究假设认为，没有自己名下农业田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强烈。（8）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研究假设认为，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更易脱离农村，为适应外界生活对新知识的渴求会更强烈。务工背景。包括行业、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等指标。（9）行业。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相应较高。本文假定，高技术含量行业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一些。（10）务工年限。进城务工年限长的农民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较多，会更加重视教育。研究假设认为，进城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也越大。（11）换工作次数。一般来说，换工作次数越多意味着工作越不稳定，会给农民工接受教育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假定，换工作次数越多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需求越低。

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描述信息

从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看，89.3%的农民工认为需要接受学历教育或培训，10.7%的农民工认为不需要。从支付意愿看，8.6%的农民工表示不会投资，18.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每年投资1000元以下，23.9%的农民工表示每年愿意投资1000-2000元，48.8%的农民工每年愿意投资2000元以上。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工认为有必要参加教育培训且愿意投资教育。

从实际参与情况看，51.5%的农民工务工前参加过学历教育或培训，58.3%的农民工已经参加过企业单位组织的培训，45.4%的农民工参加过高校或培训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14.5%的农民工参加过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由此可以看出，半数左右的农民工已付出实际行动参与各类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项目。在这种背景下，探求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对有关部门顺利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二）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结果分析

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各因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呈现明显差异：

第一，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复杂影响。17-21岁年龄段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处于17-21岁年龄段的90后农民工群体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加强烈。17-21岁年龄段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12.833，表明90后农民工群体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比率比老一代农民工上升了约11倍。处于22-31岁年龄段的80后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前面的研究假设基本一致，但年龄与教育培训需求之间并不是呈线性关系。

第二，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作用。初次外出务工年龄的统计检验结果在0.05的水平显著，回归系数为0.390，说明初次外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强烈。结合第一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教育培训具有强烈需求意愿的农民工主要是实际年龄小而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第三，性别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显著。性别的显著性水平为0.012，回归系数为1.301，表明女性比男性的教育培训需求更强烈，这与研究假设一致。女性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3.673，意味着女性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比男性提高了2.67倍。

第四，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9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67，这表明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并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设不一致。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调查的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以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主，所占比例高达70.2%，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可见，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并没有明显的学历差异。

第五，婚姻状况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统计结果显示，未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回归系数为负值，这表明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意愿较低，婚姻上的挫折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负面影响。

第六，农业背景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是否拥有责任田及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均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研究假定不一致。

第七，务工背景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务工背景包括“外出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行业”等指标。统计结果显示，这三个指标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从前文农民工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外务工时间较长，换工作频率较高，所从事的工作一般属于低端行业，这说明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处于同等地位，务工背景极为相似。

因此，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并没有显著的务工背景差异。第八，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从月收入水平看，处于2001-3000元、3000元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5和0.027，回归系数分别为2.275和2.144，这说明了收入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月收入处于2001-3000元之间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率为9.725，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处于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提高了约8倍。月收入处于3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为8.530，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为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发生率提高了7.5倍。

从工资满意度看，对工资满意的显著性水平为0.029，回归系数为1.504，这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与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之间的教育培训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需求发生率为4.499，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提高了约3.5倍。可见，收入因素是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对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参与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性别、婚姻、收入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是否产生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农田、对农业的熟悉程度、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所处行业等因素没有显著性影响。不难看出，影响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意愿的因素主要是一些个体异质特征因素，而农民工身份识别特征及个体同质特征如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是否接受教育的行为没有产生显著差异，这表明固有的群体结构特征对教育行为的选择产生了高度的趋同性。本文在对农民工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完整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两类不同特征的差异影响，这一结论是较之已有研究的新颖之处。

同质群体（homogeneousgroup）是由特点相似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这种相似性包括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价值观念、种族传统、行为习惯等内容。群体的同质化会影响组织的行为，Schneider等人通过对美国142个组织的13000个对象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种现象在组织内普遍存在。群体成员在共同经历中形成的习惯、惯例、规范和路径依赖等行为在时间上和彼此间具有稳定性和规律性，前者指个体行为在时间上的可预测性，后者指不同个体的行为在相同情景下的可预测性和相似性。如前文分析，我国农民工具有相似的文化程度、相似的身份背景，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

农民工作为一个高同质性群体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合乎一种逻辑的社会结果，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的产物。人力资本在城市体制与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之间担当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农民工是否愿意参与教育培训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在共同的环境下，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选择行为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因此，群体身份特征对农民工的教育意愿没有明显的差异。然而，无论从短期改善农民工生存条件的角度看，还是从长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看，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都是有必要的。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工收入

教育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增加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才能使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首先，建立健全的工资支付、增长、公决和保障机制，规范用工合同管理，加强对农民工工资的监察力度。其次，扩大农民工参保面，实现社保关系的跨区域转移和接续，使农民工真正受惠。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也等于增加了农民工收入。再次，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及政策咨询等信息服务，建立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用工协调机制，帮助农民工顺利就业。

（二）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知识的普及化及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劳动者内部分化和多样化，使各个行业、社区成员的同质性逐渐消失，使社会的流动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在管理体制上，应由专门部门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将农民工教育培训纳入常态管理，推动长效机制的建立。在学习内容上，注重教育培训内容的层级性和多样化，以满足农民工对高层次知识的需求。在教育机构上，应积极推进成人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院校的改革，使其成为农民工接受高质量教育的主场所。同时，建立规范的准入和考评机制，规范培训机构的管理。在教育形式上，采取开放性、分散性的形式，以适应农民工的特殊需要。

（三）进一步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

政府组织农民工培训工程，本意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帮扶，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但从现有地方政府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文本看，本地户口仍是不少地方政府提供培训服务和补贴的先决性条件。在这种体制下，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必然受到压制，也必然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必须深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待遇，为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消除制度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