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主义语言艺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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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话性:笑和杂语性

洛奇在《巴赫金之后》一书中，对许多著名作家作品中的双向话语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并指出，由于小说中不仅具有作者和人物的语言，而且还具有自由引语和双向话语，由此赋予了小说文本较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具有明显的狂欢化特征，导致小说意义的不确定性，同时也使得小说具有了其他文学形态所不具有的独特性。总而言之，这种对话性表现了小说两大基本因素，即笑和杂语性(许丽青，2012:93)。所谓的笑，就是传统民俗活动中对所有话语形式的一种嘲笑。而所谓杂语性，则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家在小说中对各种人物语言的模仿，一是指双向双重话语。这两大基本因素不仅有效避免了小说意义强加性和单一性问题，而且赋予了小说旺盛的生命力和创新力。洛奇利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分析当代小说的文本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比如现代派作家，强调尽量消除人为创作的痕迹，非常重视模仿的自然性。但是意识流小说家经常采用的“记忆独白”，实际上是人物自我的一种对话，是自己在对自己讲故事。所以现代派的重模仿是一种纯叙述性的模仿，但后现代小说，却更加重视叙述，比如小说中经常会包含其他文体形式，包括报刊杂事和口头语言等，尤其是在元小说中，作家成为了小说中的人物来客观分析自己的作品。但是和意识流手法相对应，后现代派总是大段描写人物对话，缺乏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由此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小说“对话流”。不同于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属于一种模仿性的叙述(许丽青，2012:82)。但是这种模仿却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生动形象力求真实的模仿，也不同于现代派的屈于模仿的模仿，它属于一种揭露模仿虚假性的“反模仿”。

客观来讲，所有的理论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也不例外。洛奇认为，若是语言本质是对话性的，那么为何还存在独白式话语小说或独白式问题小说呢?以巴赫金的观点来讲，理论上并不存在纯独白性的文学作品。就算是纯粹的抒情诗，也不应将其视为独白性作品，更不应将其视为作家情感的文学表达。因为诗歌并非真正的语言行为，而是一种语言模仿行为。洛奇认为，巴赫金的解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过分强调语言的对话性，导致人为遮掩了独白体存在的事实，进而取消了两者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但是洛奇又指出，巴赫金的偏激想法并不代表对话理论的浅薄性，并不是说毫无深刻性。实际上巴赫金想要指出的是，整体而言，对话性在小说中占有主导地位，而并非是独白和对话一分天下。在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时，要将小说视为作家对社会语言的一种模仿，要从小说语言的对话性入手，从小说与社会关系、小说中的对话以及小说与读者间的对话等方面入手，对小说意义加以挖掘和分析(李利敏，2012:95)。可以说，洛奇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得出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和见解，洛奇在小说语言对话性方面不仅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究，而且还进行了有效的实践探索，对当代小说理论界和批评界做出了很大贡献，不仅维护了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文学研究合法性，而且为叙述话语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2．后现代:讽刺幽默下的解构

语言不仅是小说的形式外衣，而且是小说的内容切入点。小说的整体风格首先是通过语言得以彰显。语言作为小说的重要媒介，小说家必须要依靠它实现艺术创造。洛奇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小说家，他在实际创作中对叙事技巧非常关注和重视，他的小说既不同于传统叙事，又有别于现代主义，既没有传统叙事的严肃自然，有没有现代主义的庄重冷峻，他的小说通常以讽刺幽默的笔法对主题加以解构，具有非常鲜明的戏谑性，表现出一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最典型的当属他的《小世界》(安杨，2013:28)。在《小世界》序曲中，洛奇笔下的现代研究会成为了古代基督徒朝圣，参加会议的学者成为了古代基督教圣徒，但他们要比古代圣徒幸福的多，他们有着比古代圣徒更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免去了朝圣路上的坚信跋涉，还能充分体验旅行的愉悦，但表面上却给人一种进行严肃自我完善的印象。可以说，他们参加会议只是一个幌子，有了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便能够到各种有趣的地方旅行，去做所有自己喜欢的事情，旅行、会客、建立各种关系，等等。而且这些人的花费基本上可以报销，很少有自己掏腰包的情况出现。不难发现，这些描述中带有明显的戏谑色彩。

洛奇非常擅长用讽刺幽默的笔调去塑造现代学者形象。这种语言描绘可以说贯穿了《小世界》的始末。比如知名小说家佛罗比希尔的创作源泉已经彻底干涸了，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从未有过新的作品出现。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基本的文学创作能力，而导致他无法进行创作的原因却显得非常荒谬，那是因为有一天邓普塞教授用计算机对佛罗比希尔的作品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他的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词是“grease”和该词的所有衍生词。可怜的佛罗比希尔由此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思维泥淖:每当写作需要一个新的词汇时，最先进入脑海的就是“greasy”。同时，罗德尼•温赖特丧失了基本的论文写作能力，每当写道“因此问题是，当文学话语本身……”就写不下去了，或是费尽心思不能下笔，或是将稿纸全部撕碎扔掉。语言成为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大干扰，这无疑是对当代学者的莫大侮辱和讽刺(张艳蕊，2012:89)。洛奇用讽刺幽默的笔调来描绘一幅当代学术界的众生相，任何一位读者在读了之后都会产生荒谬的感觉。同时也对学术界敲响了警钟，让无数学者掩卷之余，开始反思。普通读者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戏剧情节或幽默画面，而学者却能够看到本质问题，探寻深层的本质内涵。

洛奇在其“三部曲”中对当代学术界的不学无术现象进行了全面揭露，并以讽刺幽默的语言进行凸显。但洛奇的讽刺在继承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表现出了完全不同于讽刺大师们的风格和特色。传统讽刺基本上是针砭时弊、直言不讳、辛酸尖锐，主要是为了揭露和抨击。但是洛奇的讽刺却含蓄温和，是一种圈内的善意戏谑。洛奇也曾明确指出，所有有创作力的作家都要对“学院派神话”加以一定抵制，这些小说的讽刺只是一种旨在挖掘暴露的消极尖刻。洛奇的这一思想或许是其广受读者喜爱的一大原因，洛奇好像是要告诉所有读者，将学者文人看作是一群完人是多么荒谬的事情(梅丽华，2010:41)。而他的这种语言艺术观点与文化研究打破阶级格局，消除贫富贵贱之分的努力如出一辙。

3．戏剧性:反讽的笔调

反讽是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辞技巧，它凭借在情节铺排、人物刻画、表达情感等方面具有委婉深刻的独特优势，受到了小说家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反讽甚至被看作是所有叙事文学必须具备的一种修辞技巧。在小说创作中，反讽不仅是指一种语言修辞，而且还指隐含在文本中的暗示、对照或结构方法等。洛奇在其“三部曲”中，将反讽这种修辞技巧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功。他不仅擅长传统文学创作中的基本反讽手法，而且还善于运用双重结构的手段达到反讽效果(余丹，2009:37)。在《小世界》中，洛奇就通过语言反讽、人物反讽等手段，为整个文本的戏剧性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上文所讲的，在《小世界》序曲中，洛奇将当代学者形容为基督圣徒。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就是都能让参加者充分享受到旅行中的种种乐趣;但两者又具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古代基督徒在朝圣时是非常虔诚的，将上帝放在至高的位置上加以崇拜，但是当代学者只是“似乎”在严肃地进行自我完善，洛奇用“似乎”一词，指出了学者的虚伪性。学者们参加学术会议，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和幌子，实际目的并非如此;其次，古代基督徒讲究清心寡欲，但当代学者却以开学术会议来获取名利，他们借参加会议的幌子去旅行、吃饭和聊天;最后，当代学者有着古代朝圣者所没有的便利，即他们所有的开销基本不用自掏腰包。由此形成的鲜明对比就蕴含了浓浓的反讽。洛奇以此来讽刺当代学者们的不学无术和学术界的普遍堕落，而这种反讽手段无疑增强了文本的喜剧效果(王树杰，2013:51)。

“四月，甘霖阵阵，把三月的旱魃，连根拔去．每一寸土地都被晶莹的液体滋润着，百花盛开，争奇斗艳……那时候，正如许多年前杰弗里•乔叟所写的那样，人们渴望着去朝圣。而在今天，学者们把它称作开研讨会。”《小世界》序曲中(徐琳王维佳，2010:166)的描写为读者呈现了大自然的一派盎然和生机，衬托了学者热心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积极心情。但是随后作者却将笔锋一转，引用了著名诗歌《荒原》(艾略特)中的首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样的一个转折，就形成了对比鲜明的两个情境，为小说的情节发展和做了铺垫，也为随后学者们的情绪失落做了铺垫。当参加会议的学者们发现住的吃的都非常不合心意，而且每天都在“会议综合症”的折磨下艰难度日，失望感充斥着每个人的内心……洛奇将前后相反的两种情景进行对比，先扬后抑，反讽色彩非常浓厚，也增强了文本的戏剧性(李利敏，2012:61)。在《换位》中，洛奇将一系列互呈反讽的情节进行并置描写，将相互平行和对称的两条线索，通过交叉剪接的方式加以描写，并让故事情节充满了强烈的巧合性。两位主人公同一时间下飞机，都巧遇了同一个关键性人物，都去看了脱衣舞表演，两人居住的地方也同时出现了意外事件，两人同时入住了对方家中，双方的妻子在同一时间收到了告发丈夫婚外情的匿名信件，等等。小说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对照性并行叙述，并随着场景的变化而极具内涵和意味，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讽效果。

此外，小说《换位》中的两位主人公之间也充满了强烈的反讽性，不管是两人的性格还是两人的经历。扎普是成功的学者，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但是性格粗鲁、过于自负，以讽刺挖苦他人为乐，正当风生水起之时，却因为婚姻破裂而选择暂时逃避，情非得已之下来到了令人感到低沉的鲁米治。而史沃娄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毫无可圈可点之处，性格懦弱、胸无大志，由于职位竞争而被临时调走，但却因祸而得福，让他捡了个大便宜，来到了风光秀丽、条件极好的尤福利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洛奇将两人完全相反的性格和命运并置叙述，产生了非常鲜明的反讽效果。生性粗鲁、斗志昂扬的扎普和性格懦弱、非常普通的史沃娄形成了强烈反差;封建保守的英国和思想开放的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一来，两个格格不入的人物被置于同各自性格完全相反的两种环境中，极大地加强了文本的反讽性和戏剧性(李开拓王翠，2013:150)。同时，小说《换位》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查尔斯•布恩的个人境遇也具有很强的反讽性。他在英国鲁米治读大学期间，他是众人眼中狂妄自大、惹是生非的不良学生，史沃娄将他称为“系痞”，在英国到处碰壁，虽然史沃娄为其写了许多推荐信，但却很难找到一份工作，甚至连不要求学历的搬运工都得不到。而此时的他根本没有得到史沃娄的正眼看待。但是当他来到美国后，他创办了一个叫“查尔斯•布恩节目”的热线电话节目，并凭此节目摇身一变成为了传媒界的传奇人物，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虽然他的节目在史沃娄眼中有些不伦不类，但在美国却红极一时，他拥有一群非常特殊的粉丝，包括精英分子和底层民众，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节目的追随者和拥护者。许多美国人将其视为偶像，还有人刻意收集有关节目的民间传说，而与布恩的相识竟成为了史沃娄成功在美国站稳脚跟的资本，还将受邀成为嘉宾主持的事引以为荣。洛奇通过布恩在英国和美国两种完全不同遭遇的戏剧化呈现，将互呈反讽性的情节进行并置叙述，以此来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可以说，洛奇在反讽这一语言艺术方面的造诣非常高，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回顾戴维•洛奇的创作生涯便不难发现，他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实践是交叉进行的，他是一位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者型作家，他独特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成于广泛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蕴含于他丰硕的理论著述中，体现在他成功的小说创作中。洛奇的文学批评理论不仅有深厚的理论研究做基础，而且有对丰富的个体批评实践作依托，同时还有丰富的小说创作实践作印证。他的文学作品是一种理论和实践、感知认识和理性认知高度结合的产物。这种特殊的文学构思源于他独特的审美诉求，洛奇曾指出，他是一个学院派批评小说家，擅长所有术语和分析方法，所以他是一个自觉性非常强的小说家(蔡志全，2013:147)。在其小说创作过程中，他对文本创作的要求和批评其他作家的小说要求是完全相同的。小说的所有元素，所有情景，所有人物，甚至所有词语，都必须要服务于文本的整体性。可以说，无论是洛奇的理论著述，还是洛奇的小说作品，都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既具有学者典范，又不失大众趣味，可谓雅俗共赏。

作者：焦丹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