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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西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
(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特质农耕文化是华夏社会的主题文化,作为主题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文字的广泛使用。相对于游猎部落,农耕部落从客观上有着闲暇时间,在生活中人群之间的交流频繁,文字的使用对社会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建立了汉字的庞大体系。不仅如此,文字在使用的传播上产生的夏校、殷庠、周序这样的早期教育体制,以“明堂礼乐”为核心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华夏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而游猎部落,由于分散游动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对文字的使用和需求没有那么迫切。虽然在历史记载中辽代的契丹造字、金代的女真造字、唐代西夏造字都有记载,但是夏朝时代,乃至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游牧民族也在造字,只不过是没有流传下来。而且一些字或已融入到农耕部落的文字体系之中,甚至美洲的印第安人标记的“米”字,与汉字的“米”字都是相同的,这有可能就是游牧部落文化传播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夏的游牧部落是世界文化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孤独而豪放的游牧部落,其精神世界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心灵交流基础之上的。这种心灵与自然的交流,形成了“萨满”的神灵文化,也是东方神话的基础源流,这也就形成了华夏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特征,而“神灵祈福”与“明堂礼乐”在华夏的大地上自古就是相互融合和相互依存的。如果说以“明堂礼乐”为源的农耕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而形成了以“周礼”为代表的一种华夏周礼文化体系,那么以“神灵祈福”为源的游牧文化,则在历史长河中发展而形成了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另一种华夏萨满文化体系。只有游牧民族才有这种人与自然神灵追逐的梦想——夸父追日,才有后羿射日那样“登高峰之顶,方见日瘦月小”之气魄。这在海西的赫哲族民间故事中也有类似后羿射日的民间故事,这一点可以证明游牧“神灵祈福”的文化特质。细读《诗经》中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其中不乏神灵祈福的理念和萨满文化的影响。而楚辞这种取材于《山海经》的神灵祈福的神话更是屡见不鲜。楚国本是中原华夏之九州边缘之国、南蛮之国,渔猎是楚国的生活传统,但长期以来受中原的文化影响频繁,文字与文化的发展,比较边远的游牧部落要发达得多。虽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文化造诣相当高,但本质上仍属于具有高等文化素养的萨满,以他所代表的楚辞开创了华夏大地不歌而咏的“赋”,成为文化的先河。赋,在汉代文化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二)三足鼎立的文化依存我们讲到了中华文化的两大源流,即农耕部落与游牧部落,并且梳理了农耕部落在“明堂礼乐”中发展出来的——周礼文化,以及在游猎部落在“神灵祈福”中发展出来的——萨满文化。当我们细读历史时,我们会发展还有一种文化之源在影响、支撑、关联着中华文化。通常我们在读历史书籍中表述的往往是:北方民族或者是游猎、游牧民族对南方中原袭扰、侵略等等。一般的印象是游牧民族彪悍、野蛮、霸气、神秘。那么,为什么夏朝时农耕部落却打败了游牧部落?我们在先秦的正史,如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见到,但事实上却存在着以一种文化之源,那就是著名的《黄帝内经》、《奇门遁甲》以及《黄帝阴符经》等。只能说,黄帝当时同炎帝作战时得到了高人的指点,并将天下奇书传给了黄帝,才使黄帝战胜了炎帝。这些是什么人?它们的文化、思想、生活是怎样的?后人常称作它们是隐士。远离社会、独居深山之中,冥想、感受、领悟世界。而隐士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黄帝内经的对话者岐伯、伯夷、庄子、老子的共同特点就是领悟世界、比类取象、充满智慧。其类同者有看破红尘隐居而去的、有修身养性追求成仙的、有沽名钓誉逃避社会的,有重文化而为后世留下不朽著作的,也有一字不识清心感悟的,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精神世界和智慧思想上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至今儒、道、释、玄成为中国的四大门派哲学,而这种哲学对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简而言之我们称这种文化叫隐士文化。所以,中华文化是由明堂礼乐、神灵祈福和隐士文化三者鼎立而构成的,而共同构建中华民族的大文化。只有我们全面地、历史地理解东方文化的源流,才能破解我国少数民族、边疆文化中所存在的历史遗存中的音乐文化艺术谜团。
二、海西文化史与其音乐文化遗存
当我们了解佳木斯地区海西女真文化时,可以试分为四个阶段:1.先金部落文化历史;2.金元礼乐文化历史;3.明清海西文化历史;4.近现代海西文化复兴史。上述,为海西文化研究的其他科目,在这里就不进行深入探究了,但在赏析海西音乐中,我们逃避不了历史文化的遗存,如,萨满的歌舞和依玛堪的吟咏艺术。这种历史文化的遗存是海西音乐诗歌的源流,如果一种文化离开了源流,这种文化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
(一)民间的依玛堪和萨满神曲在我们采集民间歌曲中,经常听到依玛堪的传说,但是会唱者甚少,萨满神曲和歌舞也是传说的多,实际见到的少。探究现有的资料不仅不能构成体系,而且真伪也必须得以验证明察。首先,依玛堪是什么?疑问一:有人称依玛堪是一种说唱艺术,这一点在考证上却是所谓的演唱者很随意而没有调性,往往同一段落,一遍一个样。疑问二:语言的发音混乱,同样的语言再现后往往不同了。这不乏有为争得传承人的名利而过多地表现一些即兴到无法自控的程度。所以,在这里暂时将依玛堪以吟咏的宣叙来表述,而不用歌唱来表述。其次,什么人才能真正地吟咏依玛堪。依玛堪吟咏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能否复制和再现海西依玛堪文化,这是我们应当努力完成的课题。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我们采风得来的凤毛麟角的片段就是依玛堪,但是共同的结论是,依玛堪所吟咏的内容就是海西部落的传说和部落的历史。口传心授的历史史诗在人类文化中是常有的,而海西女真属于渔猎部落。历史上,为使资源得以有效利用与合理分配,有一种传统就是一个部落群只有四户,大到八户,人数过多,在一处渔猎将遇到资源短缺的困境,也不利于资源的再生。而且在金朝,就有春季不准狩猎以便动植物休养生息的民风自律。若一部落人口众多就必须有人需要走山。走山形式上与云游的隐士相似,但大多是以打猎为生,以便争取新的河道渔场建立一个新的部落,也靠有猎取奇珍异兽的皮草来换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这样,四户、八户的部落,若要建立“明堂学府”那是资源溃乏的。部落的首领,一般都兼职萨满,萨满主持如下工作:医疗方面——草药救治、神灵修复、铃鼓舞招魂的工作;渔猎技能传授——狩猎技法和捕鱼技术;历史传说的叙述——依玛堪。部落中也有有灵感的年轻人来主持萨满的工作,但依玛堪不能是由年轻没有灵感的人来完成的,这是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之一,当然依玛堪的吟咏者必须是有威望的萨满。依玛堪在吟咏之前,一般会有一段引唱的曲调,这不足以证明依玛堪是一种歌唱的形式,应当属于叙事性的——赋。古人曰:不歌而咏为之赋。赋是一种叙事性的铺陈,是赞颂形式的述说。屈原的楚辞属于赋,依玛堪在历史上也应当属于同类。早期的赋,在形式上存在特有的多种表现方式。如:大司马。就是主持者,或是萨满在仪式上充当主祭司的特有表达方式。舞乐是以舞蹈的形式,陪伴或渲染的神灵祈福在陈述上的递进发展;云歌则是众信徒所共同参与的赞美诗。这里是有歌唱性的,是有组织集体敬神仪式之一。海西历史上的依玛堪也是这样,它是游猎部落一种文化形式的总称,与楚辞的文化现象有着共同之处。汉赋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化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提炼了赋在铺陈、陈诉和赞美诗的要素,剥离了渔猎民族的祭祀、神舞、祈福的文化特征,进而采用了农耕部落日常熟悉的、可以接受的文化部分。而海西历史上的依玛堪,在早期的文化形式中,萨满仪式、陈诉(有腔调叙述)、舞乐(铃鼓舞)、云歌(民众齐唱赞美诗)等文化形式的要件是共同存在的。即使金代海西文化的第一次复兴后,民间个体的依玛堪吟咏者也是将司仪、陈诉、神舞、云歌集于一身的文化表现形式,而将依玛堪只狭义地认定为歌唱形式则游离渔猎文化的核心。所以依玛堪是一种依托神灵祈福,具有萨满仪式、陈诉(有腔调叙述)、舞乐(铃鼓舞)、云歌(民众齐唱赞美诗)综合的文化形式。
(二)后金宫廷礼乐中的宫廷歌赋与散曲佳木斯海西女真是历史上女真部落的核心发源地。虽然明代之后人们将女真部落分为建州女真(吉林辽宁地区)、海西女真(依兰庙街地区)野人女真(库页岛北极地区),但是在海西女真反抗契丹,即辽国第一次建立同一部落的行政管理体制时,金国的主体是由海西女真为核心的。当金国建立以后,海西女真第一次面向南方民族进行文化大融合,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期间,这不仅体现了海西人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而且在渔猎的部落文化上也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在文化方面,建立的以中原汉文化体制的科考制度,之后在历朝历代,产生了大批的海西原住民的秀才、进士、状元。其次,以汉文字和契丹文字为参照,创建了女真文字。同时建立了具有海西文化特征的礼乐式的教育体制,如猛安(户)、谋克(户)、奥夏(学府)等文化建设。再次,在国家礼乐体制中,海西特有的依玛堪、萨满也得以发展和继承,其中有世宗亲自在官府倡导依玛堪的文化形式。在金史散曲)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段历史,金朝的第三代黄帝世宗,春日回到海西女真部落行猎,久久不愿离去,请到一位老萨满,是一位妇人吟咏依玛堪,世宗听后怀乡之情悠然而生,泪如雨下,并当场赋诗令其乐者吟咏。在建立国家礼乐体制以及宫廷歌赋的同时,对民间歌曲也以散曲的形式在官府推广,这就使海西文化艺术得以巩固和发展。因此说,依玛堪、萨满神曲、宫廷歌赋、民间散曲是历史上海西文化四种特有的音乐艺术遗存。
作者:赵新单位:佳木斯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