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的音乐理论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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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雪艳单位：西安工业大学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批评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音乐理论批评也许并不像同时代的某些理论批评（诸如文学批评）那样成果丰硕，但是在百余年的音乐文化建设中，对于音乐创作和音乐建设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即使在中国民族危亡时刻，音乐的理论建设也同样在积极地进行着。发生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音乐理论建设，是中国音乐理论建设中不可获缺，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它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新音乐理论的重要思想和左翼音乐运动中的音乐理论批评的传统，成为中国新音乐理论建设的新阶段。本文试图将延安时期音乐理论建设作为考察对象，对这一阶段的音乐理论的求索过程和主要理论成就进行初步的梳理。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有着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它的形成和发展深受中国近代革命思潮和五四新音乐的影响，是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总结中央苏区的音乐实践和左翼音乐运动理论成果基础上所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和新的音乐建设。这一时期，民族化、大众化是音乐理论持续关注和努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延安时期音乐运动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建设的核心。

音乐大众化思想并非肇始于延安时期。其萌芽最早可追溯到五四新音乐理论，当时的音乐界就提出了“以‘平民文学’为鉴，主张通过艺术、音乐来发展个性自由，培养高尚情操，以达到改善人生，改善社会的功效，以‘启蒙’为中心，以美育为形式，强调艺术与生活之关系，重视艺术的社会功能。”（刘曲雁.“五四”与“新音乐”理论[J].齐鲁艺苑，1995，（1）.）此时的“平民文学”也就是大众文学，以“‘平民文学’为鉴”的新音乐也就是民众全体的音乐，而且也初步强调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在1927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领导的革命文艺发展中，音乐大众化虽然并没有形成相应的音乐理论，但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大众化是作为一种音乐实践而存在的。因为苏区文艺还处在革命文艺的萌发期，而革命音乐活动是为了在音乐上寻求与群众沟通的语言，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从而为革命斗争服务。苏区的音乐大众化主要是从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对当地流行的歌曲进行重新填词改造以便于传唱。这种方法为后来延安时期的民间音乐采集研究所继承和采用。

大众化概念的明确提出首先发生在文学领域。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为了更大范围地争取广大群众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左联成立后十分重视文艺大众化问题，不仅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而且还专门开展过三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讨论涉及大众化的必要性、目的、方法和途径等问题。1931年11月的“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还特别强调了大众化问题的意见：“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文学导报，第一卷，1931年11月15日）这里的“大众”已经从民众全体的“大众”，衍变为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代名词。“左翼文艺运动提出的‘大众化’的主张，意味着文艺家要走向农工大众，发展大众文艺，使文艺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有力武器。”（姜昕.延安解放区音乐大众化思潮研究[D].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从文学界开始的大众化要求继而影响到了包括音乐在内的整个艺术界。1932年至1934年间，一些进步音乐工作者如聂耳、王旦东、李元庆、田汉、任光、张署、安娥、吕骥等人先后组织成立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1932年）、“中苏音乐学会”(1933年)、“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4年)等左翼音乐组织，开展了革命音乐活动。从1936年初起，为了与当时政治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相呼应，左翼音乐界提出了音乐大众化的问题，并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大量有关大众音乐的批评文章。其中周巍峙的《国防音乐大众化》、吕骥的《论国防音乐》、刘良模的《高唱吧!中国》、陶行知的《从大众歌曲讲到民众歌咏》、周钢鸣的《论聂耳和新音乐运动》、麦新、孟波的《大众歌声》第一集前记等文，从理论上阐述了左翼音乐运动的根本任务和性质。他们认为，应该“把国防音乐迅速建立起来”，以唤醒民众，同时指出“建设国防音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大众化”。为实现大众化，“国防音乐应当以歌曲为中心”，因为歌曲较容易为群众所接受，“要用唱歌的方法来唤醒民众，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使他们有参加集团生活的习惯和纪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团”。这些音乐思想为延安时期的音乐大众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左翼时期的音乐大众化追求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并没有很好的得到落实，但在延安时期这种理论诉求却得到了最好的实现。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

它对于中国音乐发展最大的贡献在于：在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热潮的激励下，确立了中国音乐民族化、大众化的发展方向。音乐大众化在这一时期最终得以确立，主要依赖于当时的音乐创作实践和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同时又离不开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自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后，延安便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本营。此时，大批左翼文化人士奔赴延安，使延安成为中国革命以及新文艺运动的中心。当时延安汇集了大量的进步音乐家，其中有许多人如吕骥、向隅、唐荣枚、张贞黻等都是具备相当专业音乐水平的音乐家，他们在救亡图存精神的号召下，走上前线和走进敌后宣传抗战，在体验现实生活与深入群众的过程中转变了自身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念。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音乐事业中，掀起了群众歌曲创作的艺术高潮，并将创作经验提炼升华为创作心得和音乐理论。此外，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音乐教育理论以及对于民间音乐的采集和研究工作，在培养延安解放区的音乐人才以及推动音乐民族化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音乐大众化成为这一时期文艺界的普遍的追求，音乐大众化在延安解放区最终确立。

这一时期的音乐大众化既有前期音乐大众化的一些共性，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性，即党对于文艺发展的干预指导性前所未有的加强了。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进一步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强调文艺的改造与服务，不仅要改造某些左翼艺术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从而使其向工农兵方向转变；同时还强调要用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风格来影响和改变他们原来的西化风格，从而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讲话”指明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提出并解决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摆正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比较彻底地解决了音乐大众化的路线、方针问题，成为延安音乐理论建设的重要一面。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建设与音乐实践紧密结合，大多数革命音乐家身兼创作、教学、战地宣传等多重工作，他们在实践基础上对音乐评论、音乐理论研究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讨论了许多问题，如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的继承发展，中西文化关系，民族化、大众化等问题都得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就。其中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期刊的建设等成为我国音乐理论建设中极其光辉的一页，是社会主义时期音乐理论建设的雏形，为现代音乐建设谱写了令人骄傲的篇章。

延安时期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这一时期音乐理论探索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原因，其出发点在于使文艺能够争取更多的群众，从而使文艺能够更好更有效地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这些讨论的中心议题，主要是如何理解和对待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如何使音乐创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乐于接受，与此相联，就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上的中西关系、传统继承等问题。

事实上，音乐“民族形式”的探讨早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展开时就已提出。当时仅仅认为文艺内容应尽力反映群众的现实生活，在形式和语言上要尽可能考虑到群众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后来，音乐工作者为迎合群众对于民间音乐的喜爱，提出了采用“利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看法。尽管这样的观点在理论深度上还比较单薄，但这些看法对当时抗战音乐创作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40年代初，“民间研究会”的成立之后，音乐家们在经历了对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研究之后，才达到了“文艺工作者应该重视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和“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群众，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老师”这样的认识高度。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冼星海和贺绿汀的文章较有代表性。冼星海《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一文中指出，音乐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立足点应该是现实生活，创作新的民族形式，关键还是要向人民大众的生活学习。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冼星海指出，应该“广泛地收集民间小调、歌谣，深刻地研究中国的音乐史。另外还要注意呼吸西洋音乐高深的技术与理论修养。”这也就是他说的：“以民间音乐做基础，参考西洋音乐进步成果，创造一个新的中国音乐形式”(在《生产大合唱》座谈会上的发言)。贺绿汀在《抗战音乐的历程及音乐的民族形式》一文中指出：“在抗战时期，我们要用音乐来动员民众，当然我们更需要民间歌谣形式。利用民歌，创造为民众所喜爱的新民歌，我们的目的是在动员民众、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的音乐水平。不过这不能算是新中国音乐的全部，至多也只能是中国新音乐的一部分。在这伟大的时代，我们更可以创作出比较高深些的大型作品，如交响曲、管弦乐曲、歌剧等等，以反映我们的伟大的时代。”

此外，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建设还围绕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民间音乐研究以及音乐理论期刊建设等进行了探索。音乐家除了通过言论阐明理论观点之外，还论述了音乐批评标准问题。冼星海就认为音乐的标准就是社会功利价值标准，在这一标准下，力求艺术性与党性的统一，他说，“音乐不独是一种斗争的武器，他还能给人们一种高尚娱乐，不单是鼓励冲锋杀敌，还能慰藉许多在长年抗战中的英勇战士”《(民歌研究》)。他认为首先要把音乐当作艺术看，作为“反映大众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然后才是音乐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民族音乐研究工作是第一次系统的、有目的的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研究，开展了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其中冼星海的《民歌研究》和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成就最高。冼星海认为：中国民歌“有它自己活泼的规律，我们应该辩证地去了解它，我们不能拿别人的尺死板地来判断。”关于研究民歌的方法，冼星海则主张到民间去向民间艺术家学习。吕骥于1946年完成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一文则从民族音乐学的理论高度系统性提出了民间音乐研究的理论框架，他首先指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了解现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的状况，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而获得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些规律性的知识，作为接受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建设现代中国新音乐的参考。”进而又提出了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即“首先了解中国各民族音乐形式的社会条件，即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生活）的实际情况，甚至于还要研究各民族的发展史，……仅仅着眼于民间音乐的形式（如音阶、调式、节奏式样、乐曲组织等）与技术性的研究，并不能深刻了解民间音乐，只有从民间音乐的内容（即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以及表现这些内容的音乐语言）出发，才能真正了解民间音乐这些形式与技术在他们生活中具有什么意义”。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既是对延安当时展开中国民间音乐的学习、运用和研究的理论总结，又为后来人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指出了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341.）音乐期刊建设是延安时期音乐理论建设的开拓性举措。

音乐刊物是开展音乐理论建设、推动音乐创作向前发展的重要平台。1942年4月，由延安边区音协和边区作曲者协会编写的《民族音乐》创刊。刊物主要刊载论文、创作歌曲、介绍苏联音乐和西方音乐家，到同年12月共刊行8期。其中，李焕之的《歌曲中国化底实践》、麦新的《略论聂耳的群众歌曲》、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张鲁执笔的《怎样采集民间音乐》、吕骥的《民歌的节拍形式•民间音乐研究笔记之一》等论文，都是民间音乐研究的丰硕成果。1942年11月，由中国民间研究会编印的《民间音乐研究》虽然只刊出一期，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第五次全体大会告全体会友书》（刊词）、吕骥的《三年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如何研究民间音乐》，陈冲的《评剧敲击乐器演奏法》等文都表现出了较高的理论境界和水平。1947年6月，吕骥在东北佳木斯创办了以刊载创作歌曲和评论性短文为主的综合性音乐刊物《人民音乐》，除刊发音乐新作之外，还发表歌曲创作及群众音乐活动的指导性文章，同时还开设了音乐基本知识讲座和民间音乐研究专栏，有利推动了东北群众音乐的发展。解放后吕骥领导中国音协时期，最先创办的音乐刊物也定名为《人民音乐》，由此可见《人民音乐》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创刊的开拓性意义。

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建设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虽然它与政治关系过于紧密，在音乐创作技法和音乐史学等专业音乐理论上的建树不够丰厚甚至有明显的不足，但的确为后来新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经验。特别是延安文艺确立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方向，成了新中国音乐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