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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文报刊发行和书籍出版传播。近代报刊发行和书籍的出版促进了英语教育传播过程,西学东渐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影响甚广的报纸,例如《万国公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均是使用外文进行编排。1818年,英华书院正式成立,该书院特设立了印刷机构,出版印刷大量的中英文期刊,以及著名的专著,促进了英语教育和教学。外文报纸和书籍出版地区主要集中的上海、广州、香港。其中上海的西化速度最为迅速,根据有关记载,上海地区英文报刊发行数量是广州和香港之和,而英文数据发行,在地区分布上也呈现类似的特征。当时英文报刊和英文书籍面向的客户群体主要是在华外籍人员,但是英文报刊和英文书籍的流通,对我国英语教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洋务运动开始以后,学习外语成为一种时尚,大量的英文报刊和英文书籍成为中国民众学习外语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就引导了外文报刊和书籍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英语书籍发行间接为促进国民外语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氛围。
2.学校教育传播。鸦片战争初期背景下,清政府并没有对基督教义进行解禁,因此,最早进行传教的马礼逊的基督教义无法在大陆进行宣公开宣传。马礼逊随即逊令他的助手米怜与马六甲考办院校,该院校的主要教育内容是,对当时来华的传教士进行中文教育,目的是为了以后进入中国大陆做好准备。1818年,英华书院正式成立,该书院开设课程包含天文、地理、语文、数学、英语、哲学等可能,学习中所用的书籍除了我国传统教育所使用的《三字经》、《千字文》之外,还包含很多传教士从西方带过来的英文书籍。英华书院于1820年正式招生,直到1834年,十多年的时间内共培育40多名学生,促进了英语教育事业发展。1834年,传教士马礼逊逝世,为了纪念马礼逊所作的贡献,当时在广州和香港等地,出现了一批支持马礼逊传教的英美同行,他们成立马礼逊教育协会,并于1839年,在澳门开办马礼逊教育学校。该学校在时间安排上,上午学习英文,下午学习中文,教授课程汇集我国传统教育经典书籍,还包含西方教育课程,例如英语、天文、地理、算数、生理学、音乐和化学等。而课程教授中,全部采用英语教学模式,课本、课堂语言均为英语。经过多年英语教育和教学,该学院的学生在基本的英语听、说、读、写技能等方面,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马礼逊教育协会年会期间,对了对学生进行考核,特设以成绩测评会,在这次展览会上,回报了很多同学的英语学习状况,大量学生的英文习作被展览,这表示当时英语教育对学生个人成绩的促进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3.留学生教育对英语教育的传播。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加剧,清末时期的中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开明的绅士、有志之士等,坚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学习西方科技,改变清政府备受奴役的现状,因此开展了洋务运动,为了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清朝政府派遣了大量的留学人员,培育满足当时政治和社会时局所需的人才,希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加强国内建设。其后,随着列强入侵的加剧,为了有效处理与外国之间的事务,英语类专业人才需求甚多,在此推动下,各地新式学校也不断派遣留学生,赶赴欧洲和美学。留学生在国外一方面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英语教育水平得到锻炼和提升,一部分留学生回来以后,除了从事我国近代科学的创新和发展,更多的是选择英语教育行业,大大促进了英语传播水平。
二、西学东渐对清末英语教育的影响
1.造就了大量的翻译人才,促进了英语事业的发展。洋务派和顽固派在对西方的观念上存在截然不同的态度,洋务派重视西方文化和科技,因此认定借鉴西方科技发展清末近代贫困现状是可行的,顽固派则无视西方文化,只坚守封建文化,在洋务派占据优势的背景下,不论是留学生的派遣,还是传教士英语教育传播等途径,都培育出了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翻译人才。传教士传播中,采用英语进行传播教育、设置英语教学课程、创办英语教会和学校、出版和翻译英语刊物和书籍等,在这个过程中,培育出来的翻译人才不计其数。而留学生的派遣,完全是满足当时社会形势发展需求,造就英语专业人才为重要目的。英文人才需求,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英语教学学校增多,还有一些传教士私人创办的义学、私塾等。教会中学的学生英语水平高于一般学校。这与教会中学的英语授课方法和学习氛围是分不开的。在教会中学担任英语教学的都是外籍教师,很多教材都是英文原版教材,英语的教学课时也较多。圣安德烈中学每礼拜英文教授钟点自十六小时至十八小时。教课的是英、美和加拿大籍的老师[3]。
2.促进了英语教材编纂事业的发展。洋务运动西学东渐背景下,我国英语教育是为了满足处理外国交往事务的需要,以及改变我国贫困和被侵略现状,培育科技人才需要。在此历史条件下,近代英语教育体系是不成熟的,最为明显的是英语教育没有统一的教材,当时的英语教育主要机构———京师同文馆,是清政府成立的官方机构,但清政府并没有明确其英语教材的使用标准。例如,五年制西学教学中,教材的获取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京师同文馆师生合作翻译完成的书籍,二是传教士和近代中国学者合作翻译完成的书籍;而八年制西学教材则更为不固定,有的甚至直接采用外文书籍原版。尽管如此,近代英语教材编纂事业有了初步发展,但是根据中国语言习惯,完全由中国人编纂的数量少之又少,其中,《英文举隅》是一篇流传比较广的英语教材。但是无论如何“,西学东渐”促进了英语编制事业的发展。
3.促进了英语教育注重技能的培育。为了增强英语的实用性,洋务运动西学东渐时期,英语教育也开始重视英语技能的培训,英语语法和英语实际操练性的培育增强,并在英语教学中也转向了对英语知识性的教学。作为教育的官方机构,为了满足英语教育语法需求,京师同文馆也试图编制一本英语教学范本,只是其中部分教材中,英语口语化并不符合语言使用习惯,但还是促进了英语教育的发展,以及学生英语技能的提升。
4.推动了西文和西艺结合的英语教育课程体系发展。洋务运动时,英语教育课程主要有两大类,中文系统和英文体系,1896年京师同文馆开办时仅设英文馆,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任第一任英文教习,前几年以注重学习语言文字和外国史地知识为主,后几年兼学自然科学,做到文理并举,当时是上午学中文学科,下午学外语;外语由“洋教师”执教,中国教师助教,这还不是真正的双语教学[4]。但是京师同文馆规定,以英语教育为主,教材的使用多为英语,此时,西文教育中,增强了对西艺的结合。用英语学习相关科学的过程,正好也是掌握英语知识以及巩同英语知识的过程。进行大考的时候,学生在进行规定的英语语言考核外,还需要通过英文进行其他科学课程的考核。比如:总理衙门的综合语言以及科学课程方面的成绩属下评定等,如果是优秀,那么可以授予相关官职。(本文作者:崔俊阁单位:南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