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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历史看把握时代主题的重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整整80年了。80年来,党走过辉煌的道路,取得了巨大胜利和成就。但不容否认,也走过弯路,遭受过挫折和失败。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看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主题,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结合得好,就走向胜利;结合得不好,就遭受挫折。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并很快投人和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只是由于党太年轻,缺乏经验,共产国际不了解情况又直接指挥,遂使这次革命夭折。后来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才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局面。1935年的遵义会议,标志着党领导革命已趋于成熟,此后所执行的已经是既符合中国实际又符合时代主题的正确战略和策略,从而陆续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列宁说,只有首先估计到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见《列宁全集》第21卷680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时代的基本特征即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正如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见《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680页)而我们所制定和执行的战略与政策正好符合那个时代的主题,所以便进展顺利、势如破竹般地取得了胜利。
约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起,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减少,世界经济开始高速增长,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时代主题已从“战争与革命”逐渐转化为“和平与发展”。但我们却未能觉察到这一转化(客观上也有冷战的掩盖),仍然按照旧的时代主题分析形势和制定政策,没有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还对内热中于阶级斗争和不断的“政治运动”,对外搞闭关自守、支援世界革命和准备打仗,最后更以“”把中国经济推到崩溃的边沿。
在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后,我们又很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来说,这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不再像搞革命那样得心应手了。其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这20年中,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中国过去的教训是对外搞了闭关自守,对内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生产。”(引自198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邓小平会见门格斯图时的谈话)这就使我们在世界大发展中丧失了一次大好时机。我国经济占世界比重从1955年的4.7%下降到1980年的2.5%,由原为日本的将近两倍降成它的1I4。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60年超过我国4600亿美元,1985年已超过36800亿美元。(资料来源见1988年4月6日《人民日报》和1993年7月20日《经济时报》)改革开放后,我们经过20年的追赶,现在的经济占世界比重才达到3.5%,还没恢复到45年前的水平。
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重大历史转折,主要做了两件大事:进行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我们党又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虽然这一转变有个过程,但终究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出现了中国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阶段,产生了被中共十五大报告称为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的邓小平理论。
提出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是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的根本判断仍然有过去的影子,一时还没有看出时代主题已经改变,还坚持“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论断,坚持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就不能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搞建设。如何从“深挖洞、广积粮”及“支援世界革命”等口号中跳出来,制定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国内外政策,不但中央领导在考虑,全国人民极为关心,学术界也在积极献计献策。例如外交家李一氓就给中央连写报告,提出和平可能维护,不应再讲战争不可避免;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缺乏根据,应予摒弃。另一位外交家宦乡也建议改变“一条线”战略,拉开同美国的距离,缓和对苏关系,团结发展中国家,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和党中央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又集思广益,逐渐改变了对世界主题与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1984年后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这就为我国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本路线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还成为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制定和调整政策的出发点与立足点。邓小平就说,“讲战争危险,从那个时候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见《邓小平思想年谱》302页)20年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
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的提出,不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就已明确“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把它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又进一步强调了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和平与发展问题不但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是它产生的时代背景。
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提出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例如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说世界和平能够长期维护、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那是因为,国际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经过自身调节仍将长期存在,继续发展;国际关系中经济成为重点,合国力的竞争成为主要斗争形式,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使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战争的论断失效;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国之间的矛盾只限于竞争与协调、斗争与妥协的范围;局部战争仍然难免,但不会演变成世界大战。历史表明,1964年提出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后来的大小三线建设,以及“”中使全国长期处于临战状态,都是估计和决策的严重失误。正是由于对战争危险的重新评估,认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才能下定决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出跨度长达70年的三步发展战略;同时调整对外方针,实行全方位开放,改变“一条线”战略,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认定时代主题为和平与发展,表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形势有了新认识,改变过去那些过时的、不切实际的估计,摈弃过去那些空洞的、过激的口号,我们就不会再干那些“自己饿肚皮去无偿支援别人”的傻事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社会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5页)中国的事情办好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强大了,世界和平得以维护,世界经济得以健康发展,便是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极大贡献,便是中国人民对于全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
准确理解和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或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对一个相当时期整个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最高战略判断,因而是据以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是观察和处理各种国际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和立足点。如何认定和把握时代主题,关系着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
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已快20年,三次党代会都有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中央也一直在重申和强调。但是仍然有一种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意见,不承认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存在。这在科索沃事件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说,“所谓和平与发展只不过是好心人的主观愿望罢了,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见《中流》1999年第11期)还有更唬人的说法:“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屋楼中警醒,……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他们的意思似乎是,我们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和平”的前途是没有的;至于“发展”,其结果也是“利润流向西方,贫困留给第三世界”。为了否定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些文章说,邓小平谈到和平与发展时只讲是“两大问题”,没有用“时代主题”这一概念。是的,邓小平最初提出这一问题时是这样的,但这些文章的作者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明确表述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十三大报告,是经邓小平审阅并由代表大会通过了的。至于有人用邓小平说过的“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话来否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判断,也是站不住脚的。邓小平当时这样讲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在那样的国内外形势下,要唤醒人们更加提高警惕,努力维护和推进和平与发展。这些同志还是不大了解时代主题的含义,以为“没解决”就是“不存在”。按照马克思、列宁和国际共运关于时代的学说,时代主题是指一个历史阶段整个世界形势的主要内容(即主要问题和基本特征),既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也是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主观要求和奋斗目标。而无论从现实还是目标讲,当然都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早已是现实,但能说已经解决了吗?帝国主义时代作为时代主题的战争与革命,同样也不能说已经解决。
认准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就要牢牢把握,万万不可一遇风吹草动便发生动摇,影响对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这一基本国策的信念。例如当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中国发生“六四风波”后遭到西方七国“制裁”时,国内也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担心和看法。但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却处变不惊,稳定掌舵,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他说:“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1,353页)这里所说的“许多提法”,当然包括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在内。由于看得准,站得稳,不但使我们顺利渡过难关,而且还在随后邓的南巡讲话的号召下’,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推上了一个新台阶。科索沃事件的发生,特别是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后,曾引起某些同志思想上的摇摆,但在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轰炸使馆事件终于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处理,人民群众的情绪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国际风云变幻,突发事件的发生难以避免,提高警惕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我们更要坚持对形势的根本战略判断,遵守冷静观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原则。
有些人断定世界已开始了新一轮更激烈的军备竞赛,主要根据就是美国军费的增加。确实,美国为了推行霸权主义,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几年前已结束了冷战后的军缩阶段(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武装力量战斗编制缩减近一半),开始了军费的逐年增长,以推行它的国防现代化纲领与军事革命,采用新技术装备(一些激进派认为现有军种和装备只适于“过去的战争”,甚至主张取消坦克、航母等)。这当然应予高度警惕,研究对策。但是否可称为新军备竞赛,则值得怀疑。因为世界军备竞赛主要指大国之间。一些中小国家如印巴间和中东的军备竞赛可说从未停止,但影响主要限于地区,不会导致世界大战。可在大国间,美国的竞赛对手是谁呢?俄国今年的整个国家预算只合250亿美元,还不及美国三千多亿军费的1/10,显然无力也不会参加。按照邓小平制定的国策,中国不参加军备竞赛。只美国一家,没有对手,怎么能叫竞赛呢?
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冷战期间,美国的计谋之一就是用军备竞赛拖垮苏联。为此,它不但用各种办法刺激苏联,中央情报局还故意夸大苏联国力。苏联当局也打肿脸充胖子,20世纪70年代中就宣布它的经济是美国的一半多(67%),并且集中全力扩充军备。其后果已无须多说。现在美国又故伎重演,除鼓吹中国的强大外,还设法激怒中国,而有些军事措施如战区导弹防御也确实是针对中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有冷静的头脑,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的基本国策,不要上美国极右势力的当,被美国拖人军备竞赛中。回想在七国对我们实施”制裁”时,邓小平一方面表达了我们的坚定态度和原则立场,但还是强调要和美欧日搞好关系,说”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浪吹不倒我们。”(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页)而且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更多的仍然是:“机会难得”、“发展是硬道理”、“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等等。总之,邓小平的方针是,既然看准了不会打世界大战和发生大规模的外国人侵,就要抓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松手,不为一时一事的变化所动。因为只要经济上去了,其他一切都好办。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