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艺术宗教信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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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是我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碧江、保山、南华、元江、昆明、安宁等地，贵州毕节、四川凉山、湖南桑植县等地亦有分布，使用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还有说法主张白语(白族的语言)、土家语也属于汉语。绝大部分操本族语，通用汉语文。白族是云南的土著民族①，从洱海区域的六诏时代开始，逐渐形成部族，到元明清时期，白族大量吸收汉文化，融合成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白族的艺术多姿多彩，不仅具有丰富的审美蕴涵，而且也贯注了浓厚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近年来，学术界对白族的研究成果丰硕，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则从艺术的视角来透视其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对于丰富多元一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神话传说与讲唱文学

白族文学艺术中的神话传说与故事，是白族长期的社会生活、宗教观念、历史文化的艺术再现，不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白族的神话传说主要有:一是与自然灾害搏斗的英雄传说，如“蛇骨塔”、“蝴蝶泉”、“小黄龙”、“望夫人”等;二是历史人物或民间传说，如“大黑天神”的传说、观音“负石阻兵”的故事等;三是劝善惩恶的佛教讲经说法所喻故事，如《傅罗伯寻母》、《白莺哥行孝》、《大禹耕田》、《柳荫记》、《孟姜女哭长城》、《董永卖身》等。如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小黄龙出身平凡，为白族人民战胜自然灾害，原来是龙的后代;火把节故事中的“柏节夫人”也是描绘白族人民战胜黑暗和寒冷，杀莽英雄段赤城被封为羊皮村的本神。历史人物或民间传说以及讲经说法所喻故事多寓于白族讲唱文学中的“大本曲”。白族“大本曲”的活动时代大约在宋代的中原讲唱文学之后，即宋代的勾栏瓦肆中的鼓词、弹曲，形成讲唱文学体系之后。明代以后，本来脱胎于白语腔调的讲经唱故事的唱“大本曲”受到中原讲唱文学的影响后形成了白族唱“大本曲”。观音“负石阻兵”的故事是说，传说古时候有敌兵攻入大理，到了观音塘，只见一位白发老婆婆背着一块万斤之重的巨石健步如飞，便惊问她何以有这么大的力气?老婆婆回答:我年纪老了，只背得动这样小的，村里的青壮年背的比这还要大呢。敌兵一听，这里的老婆婆尚且如此，青壮年更不知如何了得，于是不战而退。原来老婆婆是观音菩萨显化的，白族人为感念她的保佑之恩，特地在大石头上建庙纪念她，所以大理观音塘又叫“大石庵”，至今香火不断。还有观音制服罗刹的故事，残暴凶恶的罗刹被观音用机谋制服的曲折过程引人入胜。观音成为“救苦救难，能施无畏”的爱的慈善的化身。“大黑天神”的传说，则是说大黑天神是玉帝的侍者，有一次奉了玉帝之命背着瘟丹下凡播散瘟疫，他不忍心无辜百姓死亡，但回去又交不了差，于是自己把瘟丹吃了，因药力发作，燥热难熬，就跳下洱海，把洱海烧干了几寸，他也被烧得浑身漆黑。白族人为感念他舍身相救之恩，把他奉为本主，为他建立庙宇，世世代代加以奉祀，反映了白族的宗教信仰。《傅罗伯寻母》来源于《佛说盂兰盆经》和《佛说报恩奉公瓦经》，佛经演为“变文”讲唱之后，形成有起伏、曲折、有起因和结局的完整故事，又进一步发展为“宝卷”的《目连救母宝卷》，把印度佛经的故事更中国化、世俗化了。《傅罗伯寻母》侧重“傅罗伯”下地寻母的情节，描绘了十八层地狱，折射出现实社会的黑暗，劝善惩恶，更较《佛说盂兰盆经》受民间听众喜爱。白族“大本曲”中的《白莺哥行孝》，本源于佛经故事的讲唱文学《白莺哥宝卷》，宣扬达摩祖师的法力无边而吸取印度民间动物故事，富于民间艺术趣味，白族艺人进行改造，创造了鹦鹉治丧、百鸟相助的传统习俗，以及各类鸟的生活习性，也体现了白族的宗教信仰，为听众喜闻乐见。《大禹耕田》体现白族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及“化恶为善”思想，把禹子屡遭继母迫害，又屡次绝处逢生表现得生动曲折。《柳荫记》从《梁山伯宝卷》中移植，但在白族大本曲中重心在于梁祝生死不渝的爱情绝唱。这些白族“大本曲”讲唱文学都烙上了佛教文化的印记。而且，白族“大本曲”的曲本体式，与佛教寺院讲经时的“转读”、“唱导”、“俗讲”的变文，“宣卷”的“宝卷”一脉相承。

二、本主法事与巫术

本主崇拜是白族独有的一种宗教信仰。除白族支系勒墨人不信本主外，其他地方的白族都崇拜本主。“本主”，又叫“本主神”，白语称之为“武增”、“武增尼”、“增尼”、“本任尼”、“老谷”、“老太”等，意为“我们的主人”，具有村社祖先或村社保护神的含义。本主是白族乡村的“村社保护神”，③“即掌管本地区、本村寨的生死祸福之神”。④在白族地区的绝大部分乡村里都供有“本主”，有的是一村供奉一个本主，有的是数村供奉一个本主，用泥塑或香木雕成本主像，供奉在本主庙内。在周城，本主称为“武增尼”，有两位，分别供奉在南北本主庙中。始建于唐代的南本主庙(景帝庙)供奉的是赵木郎本主，相传他是开辟周城的始祖，被尊封为“灵镇五峰建国皇帝”和“天郎文明新官景帝”。景帝庙内的神祇有大黑天神、赵木郎本主、护驾、三位子孙娘娘、痧儿哥哥、痘儿哥哥、财神赵公元帅、左右判官、地母、观音老祖、门神秦琼和尉迟恭。本主信仰在白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婚嫁、丧葬、生病、起居盖房、求子嗣，还是外出求学，做生意等关系人生的大事，白族人都要到本主庙去磕头敬香，以求本主神灵护佑。有的是自然本主，如石头、树疙瘩、猴子、白骆驼等;有的是英雄本主，如杜朝选、段赤诚等;有的是民间人物本主，如大理南门本主，鹤庆城关镇本主张老人等;有的是帝王将相及祖先本主，如阁罗凤、段宗榜、段思平等;有的是外族人本主，如郑回、杜光庭、李宓、忽必烈;还有的是佛教与道教神祗本主，如观音、大黑天神、文昌、关公、李靖等。本主庙会法事为村社集体祭祀仪式。这类仪式活动一般主要由女性组成的“莲池会”和由男性组成的“洞经会”或特别选出的会首及执事班子组织进行，男女老少全民参加。主要活动有请神、迎神、祭神、娱神。请神仪式过去由“巫师”操作，现在一般由“经母”、“经长”等人操办。请神时，主持者跪于神龛前，手持点燃的表文，口诵经文，虔诚地祈请本主等神灵莅临，其他人手敲木鱼、口诵经文，站立于左右。整个过程气氛肃穆，所请之神包括天上地下各类神灵。迎神活动一般由“莲池会”、“洞经会”中选出的会首与执事班子组织与主持。迎神这天，白族民众盛装参加，有组织地抬着神轿(或推着神车)、香炉、万民伞、祭旗、古代刀矛斧钺，耍龙舞狮、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前往本主庙迎接本主。到达本主庙后，燃放鞭炮，烧香磕头，上表诵文。之后将木雕本主像抬上神车或神轿，鸣放礼炮，迎神队伍回到村中后，将本主放到本主庙中或放到村里专门搭建的“行宫”中，进行祭祀。祭神即祭祀神灵，目的为奉供祭品以慰劳本主神，并祈求本主降福赐顺。程序为:敬香、上表文、诵经、磕头、献祭品等。本主崇拜吸纳和体现的佛教、道教、儒家文化，恰恰是白族文化多元特征的体现。⑤其底层是原始社会的土地神或社神崇拜，在社神基础上不断叠加而成。⑥白族的本主信仰体现了儒、佛、道融合的思想。传入白族地区的道教在民间有一些法事，比如说白族人新房子落成一年了。要为房子做生日。说这个房子没有建成以前，这里是一片空地，有鬼魂、动物、花草。人来了以后，就把这些环境破坏了。要安龙谢土。整个法会顺着撒净—请神—上表—送圣—请祖宗—安家坛—送祟，一道道来。还有佛教，做法事要“破地狱”，要破五方，拿着剑，东南西北中，又耍、又唱，还有去点灯，去十供养，所有仪式都有音乐、舞蹈。⑦日常祭礼仪式，一为日常生活中白族家庭或个人在出生、满月、取名、结婚、病痛、丧葬、求子、求职、经商、建房、年节等重要关节，到本主庙向本主献牲祭祀、祈福求顺的活动，主要程序为:明确祭祀意图，准备祭品(香火、活鸡、猪肉、糖果、茶酒等)，到了本主庙后向本主上香、献祭品、祈福、磕头等。祈福时要把祭祀的目的向本主提出来，如求学的要说“弟子某某何年何月考大学，请本主保佑考取”。愿望实现后，一般要到本主庙还愿。二为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白族善男信女们到本主庙烧香拜神，进行祭祀活动。从发生学看，白族本主崇拜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图腾、祖先崇拜，大约形成于唐南诏时代。白族的“反义歌”或“反调”以及“绕三灵”的法事，就是原始巫术。长期以来，本主被赋予了护村佑民、降福赐吉、除病去灾和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富贵吉祥等功能，还有巫术的成分。本主崇拜成为白族(除居怒江的支系勒墨人外)共同的宗教信仰。

三、歌舞音乐与祭祀

白族人生产生活离不开歌，深受民众喜爱的是白族调，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理“小鸡足山”歌会和石宝山歌会。每年农历三月三，白族聚居区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湾桥保和寺，“小鸡足山”是洱海地域大理坝子中白族人民的一个传统歌会，故民间有“年年三月三开曲头，一直要唱到九月九”的俗话。风俗歌是每一个民族风俗习惯、宗法观念、宗教思想、民族心理的反映。主要在年节、起房盖屋、婚礼及丧葬等民俗活动中演唱。白族风俗歌有大帛曲、青姑娘调、丧葬调、祭祀调等类型。⑧白族舞蹈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从南诏奉圣乐舞、燕会笙舞、菩萨蛮、紧急鼓到现在仍存活于白族民间的大理白族绕三灵、洱源闹正月舞、田家乐、云龙“围棺舞”、耍龙、耍狮子、耍白鹤、鹿鹤同春、凤赶麒麟、耍马、耍牛等舞蹈，舞姿欢快、奔放，极富节奏感，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白族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代表性的民间音乐有白族洞经音乐、唢呐吹奏乐、吹吹腔、大本曲等。白族地区的洞经古乐，据施立卓先生考证，大致在明代中叶经文人的规范和推广，在洱海周围传播。洞经古乐不仅包含道教音乐、唐宋音乐、龟兹音乐、佛教音乐、江南丝竹、南北曲及儒教音乐等，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白族特有的南诏、大理国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它不仅音乐风格奇异，曲调优美古朴，且曲牌丰富。吹吹腔也是白族的民间戏剧。白族的“绕坛舞”、“瓶花舞”、“八宝花舞”、“莲花灯舞”、“剑舞”，主要是表现佛教的“生死轮回，四大皆空，追祭故亲，超度亡灵”信仰。大理地区白族上千个村寨约有本主神600多位。每个本主都有一两个节日。每年，不同的村寨共有200天在过不同的本主节。每个节日都有音乐舞蹈。白族民间歌舞大约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流行于广大坝区、半山区的“霸王鞭舞”。表演时，演员手持特制的道具————霸王鞭，伴随着歌曲的节奏，在肩、臂，脚各个部分敲击，做出各种形态的动作。另一种是流行于山区的“打歌”。表演者分别围成内外圈，双方对唱，每方有领唱、齐唱，边跳边唱。乐曲结构简练，乐句匀称。此外，还有儿歌、风俗歌及其它类等多种体裁。据《唐会要》载:“骠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曲多演释氏词云。……袁滋、郗士美至南诏，并见此乐。”风俗歌中，有一部分曲目保留着一定的宗教色彩。如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县北部长新乡、白石乡一带，分布着无数白族村落。长期以来，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生活习俗孕育了风格独特、丰富多彩的白族民间音乐。据徐嘉瑞的研究，唐代南诏时期，南诏向唐进献的大型乐舞《南诏奉圣乐》中，就有古代云龙先民的“夷中歌曲”。“踏丧歌”也称“打歌”，是云龙县长新乡白族地区人们在办丧事时的特殊环境下演唱的一种民歌形式，“踏丧歌”习俗中体现为对生死轮回的信仰，对人的自然死亡有着极达观和多样性的理解。白族拉马人的舞蹈《白日江》表演内容十分丰富，人物情绪多变，场面转折自如，不仅具有佛教祭祀舞蹈的程式，而且兼具原始巫教的表现形式，形成一套独特的民族民间宗教祭祀性伴唱舞剧。

四、绘画工艺与建筑

白族的绘画工艺也很发达，从中可以看出白族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如白族绘画中的王奉宗的《南昭中兴二年画卷》全画可分为观音幻化故事、祭铁柱故事、南诏诸王及作画臣工拜佛的形象及题名，将南昭建国的神话传说，用连续的短画精妙地描绘出来，生动优美，各阶层的服饰和梨的形制清晰地表现出来，从该画中可清楚地看到白族南诏时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的一些特征。当时佛教传入云南，南诏后期最先传入的是密宗的“阿吒力”教派，画中观音幻化和祭铁柱故事具有密宗的神秘色彩。而且画中出现有铜鼓，是南诏白族召集群众和祭祀鬼神习俗的工具。瑏瑡南宋另一幅被誉为“南天瑰宝”的张胜温《大理国梵像卷》中佛祖诸尊，人物表情刻画，衣褶勾勒，神情各异，笔法工巧生动，施色涂金，细腻工巧。不仅反映了云南大理白族的佛教的密宗信仰，而且可以窥见密宗图像传播的蛛丝马迹，这幅佛像巨制而且还有“华密”的成分。白族佛教造像中的崇圣寺的雨铜观音。《南诏野史》:“光化庚申三年铸崇圣寺丈六观音，清平官郑买嗣合十六国铜所铸，蜀人李嘉亭造像。”文下胡蔚注曰:“一说，唐天宝间，崇圣寺有僧募丈六观音像未就，野忽雨，旦视之，铜也，即取以铸像。像成，白光弥覆凡三日夜，至今人称为雨铜观音。”瑏瑤崇圣寺千寻塔的佛教造像中有一尊观音像，顶戴阿弥陀佛，右手持柳枝，立于束腰莲台之上，面庞浑圆，发髻高耸，右肩斜挂一串长珠，仅下身裙赏，薄裙贴体，腰部曲线一览无遗，上身全袒，仅天衣披肩，宽肩细腰，胸肌隆起，臀部右移，身躯三折摆动，作S形，姿势生动活泼，可能受到中土风格影响。剑川宝山石刻反映的是佛教密宗题材和民间信仰的结合。剑川宝山石窟周边白族的信仰民俗，诸如求子、祈雨、朝山、拜观音、崇拜帝王等，表面上看似民俗的活动，其实都是来自对石窟诸佛菩萨的崇拜，来自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信仰传统。白族民间到石窟“求子”的习俗，是佛教信仰，不是原始崇拜。“求雨活动”是来自于对佛教密宗的信仰。“石宝山歌会”不是初民“山林野合”遗风，是佛教朝山香会。白族民间对男性观音、南诏大理国帝王的崇拜，可以在剑川石窟中找到根源。这些民间信仰活动表明，白族的许多民间信仰，其实植根于历史上白族全民信仰佛教的社会基础之中。瑏瑥白族的扎染，俗称绞缬染、扎花布，是白族的一种古老的手工印染工艺。通常在浸染之前，先在白布上印花纹图案，然后再用针线将“花”的部分重叠或撮绉缝紧。呈“疙瘩”状，经反复漂染后，色未渍达的“疙瘩”(扎起处)即成各种花形，蓝底白花，清新素雅。白族聚居区剑川、鹤庆、洱源、大理一带的农家，到处可见扎染制品，扎染工艺世代相传。扎染的图案寓意深刻、内涵丰富、意趣无穷，例如五福棒寿、松鹤延年、鸳鸯戏水、凤凰牡丹、喜鹊闹梅、莲生贵子等传统题材的图案，这些组合型造型图案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企盼，也体现了扎染图案的自然多样、严谨的结构、丰富的寓意以及它的耐看性特征，而且体现了白族的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此外，白族刺绣主要是一种大红大绿的搭配，大面积使用银色。因为，白族崇尚白色，认为白色是圣洁、美好的象征。其图案多为牡丹、茶花、太阳花、桃花、梅花、石榴花、荷花、菊花、佛手柑等;动物主要有蝴蝶、蜜蜂、凤凰、鸟、鱼、蝙蝠等;此外尚有其他各种几何图案。在河尾村的各类刺绣纹样中，以花类为最多，表现生殖崇拜、吉祥纳福、辟邪禳灾和宗教信仰。白族的木刻版画———甲马纸，不是纯粹的审美功能，而是附属于巫教礼仪的，在祭祀祷告时焚烧的祭品。

五、丧葬习俗与仪礼

据考古发掘证明，佛教传入前(战国—南诏后期)大理地区都实行棺葬，死者的尸骨完整保存至入棺下葬。云南洱海地区的白族人葬礼，尸体处理程序是“洁身”和“饭含”，后人会为死者擦洗身体、修剪指甲和头发，并为其换上入殓的衣服。随后，死者的嘴里会被放入一些食物物品，不同地区放入的物品不尽一致，但一般都有米和大枣，有时候人们还会在他的手里放上一些钱币。一些被褥和衣服鞋帽之类会随尸体一起放入棺材，但特别忌讳其中有毛皮制品。在死者彻底断气之前，家人可能会为他招魂，如果显示无效，则会有女性长者匆忙前往村庄的神庙，第一时间向神灵报告死者去世的消息。家里的老人去世后，所有朝院子开着的房门都被贴上表示孝子极端悲伤的白色对联，而堂屋里的家具被迅速清理，这里马上变成了丧礼完成的场所。传统格子门的优越性此时得以完全体现，它会被临时拆卸下来以便于棺材和人的出入。出殡前举办的一些仪式是全部葬礼的高潮，很多的活动都集中在这一时段。首先举行的是由洞经会专家主持的“出帛”的程序。魂帛是大理出丧的必备器具，往往由竹篾和白纸扎成。随后即“鸿题”和“点神签”的仪式，“鸿题”是用大红绸，上面贴着的白纸上写有死者的乡评称号、生卒和享年寿龄等等信息，出殡时由四位女性亲眷各持一角行走在送葬队伍前部，这一仪式过去多是富贵之家举办，先是“主丧官”作揖请“陪宾官”，而“陪宾官”又请“签点官”用清水和毛巾净手后，坐到台子后与灵柩相对的一侧。经过相当复杂的程序，在奉献三次香、茶、酒、果品之后，孝子背负神主，绕灵柩三周，最后跪在院子中临时搭建的台子旁，并将神签转交到签点官手上。随后“，执事者”用针将孝子的中指扎破，将鲜血挤入一个事先已盛有部分红色染料的小容器中。在一片乐器的伴奏声中，签点官用毛笔蘸取混合了鲜血的染料，将“神主”两字欠缺的一笔补上。棺材从灵堂内被抬出，这就是所谓出殡或出丧，每个村庄习惯上都有一个位于村落之外的特别位置作为送葬的终点，这个地点往往有一个明确的地标，比如一座山神庙或者一棵大树。此时孝子们脱下套在外面的用麻布制成的特殊孝服，仅保留和其他服丧人一样的普通白布包头和孝服，而其他亲人身上的麻绳也被解下丢弃。对“孝”的美德的追求完全可以说是仪式举行的主线。瑏瑦佛教密宗传入后，风气大变，除怒江地区的白族支系勒墨人外，白族居住地区都风行过佛教密宗式火葬。白族的火葬墓，均立石幢石碑，刻梵文经咒、佛像、莲座，以追荐死者，祈祷冥福。从葬法来说，人死后，请密僧阿吒力来主持法式、念经，三日后或择吉日火化，火化后的骨灰盛入特制的饰有莲花、十二生肖、五方佛等的火葬罐内，未化尽的骨头也请阿吒力用朱笔、墨笔或银箔在上书写梵咒，也盛入罐内，埋罐于家族墓地，并立墓幢或碑。由此可见佛教的传入对白族葬俗的影响之深。随着密宗在大理的衰落和明王朝对火葬的禁止，白族地区从嘉靖年间开始复兴棺葬，明清以后火葬逐渐消失。而且，崇法礼佛之风日盛，拜佛念经成为日常功课，行善于积德成为修身的大事。自从南诏晚期统治者要求其臣民“每家供养佛像一堂，诵念经典，手拈素珠，口念佛号。每岁正、五、九月持斋，禁宰牲口”之后，佛教礼仪就逐渐成为白族生活习俗的一部分。《云南志略?白夷风俗条》也说:白人“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年手不释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礼佛拜佛、吃斋诵经已经成为古代白族的重要生活习俗，直到现在，有些白族家庭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吃素、拜佛、烧香。大理白族人家的堂屋或正楼，供奉的神祗多为“三教并列”，有太上老君和观音菩萨。一些人家不供佛像，则写“天地国君亲师位”，这来源于全真教的“君”、“亲”、“师”三位一体的伦理观念。供奉祖先牌位。道教对儒家的“孝”持肯定态度。大理的丧葬风俗受道教的影响也较深，如发丧的前夜须请道士做法事为死者“开咽喉”，即给死者去阴间发放“通行证”;入土时要供山神土地，要洒米、埋鸡蛋等;丧毕之后再做道场，以“超度亡灵”。做法事请道士，不请僧尼，这些都属于道教在白族民间信仰方面留下的痕迹。

综上所述，白族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的形式多样，白族艺术中的说唱文学、歌舞祭祀、绘画工艺中贯穿了白族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形成了以本主教为主，儒、佛、道多元一体的白族独特文化。深入研究白族艺术中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对于弘扬白族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保护民族精神遗产，促进社会和谐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有着很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