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幼儿文学翻译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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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儿童文学是指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作品。其实古代中国很早就开始用所谓的“儿童读物”来进行儿童教育了，但是教育的目的是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正如周作人所说的，中国的儿童历来只能“偶然从文字堆中——正如在秽土堆中捡煤核的一样——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实在是很可怜的”。鲁迅先生认为当时的儿童读物中有很多荒诞无稽的唯心主义思想和不从实际生活出发的荒谬东西。所以他号召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为儿童翻译和写作一些喜闻乐见的新作品，“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

二、意识形态与翻译

一般意义上，“意识形态”是指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系统，即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世界观的普遍观念。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伦理的等等。努力追求权力的组织会去影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翻译文化学派旗手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提出“改写”的概念，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形态（poetology）两方面的限制。在这两个因素中，意识形态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和翻译过程本身，也会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诗学形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手段、文学体裁、作品主旨等，二是一种文学观念，即文学在整个社会体系中起到的作用。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对西方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的翻译介绍。

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中国早期儿童文学翻译

（一）宗教意识形态影响下最早期的儿童文学翻译

在中国，最早进行西方儿童文学译介的，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们。传教士们到中国传教，常用的方式之一是兴办教育。而教育要从儿童抓起，要从创作和翻译儿童读物开始。由于传教士们身负的使命是传教，要在上帝的指引下对中国的儿童实行宗教的救赎，他们很自然地开始了福音小说的翻译和创作。这个过程从1846年持续到19世纪末。福音本来是基督教用语，意思是耶稣的话及其门徒传播的教义。而福音小说是以小说为载体，传播这种教义。传教士们翻译的福音小说主要以儿童作为预设读者，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1856年吉士夫人（CarolineP.Keith）翻译的《亨利实录》等。这些作品一般都是逆境中的孩子在某种情况下接触并虔诚地信仰基督教，不甘沉沦，最后被好心人解救，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如《亨利实录》这部小说是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舍伍德（MaryMarthaSherwood）所著，讲述了一个在印度出生的英国孤儿亨利，遇到一位传教士的女儿。女孩用心教他念书，把做耶稣门徒的道理告诉他。亨利体弱多病，但凭借悟性和毅力，成了一个虔敬的基督徒，在病中也不忘感化仆人蒲师。尽管这些故事有着强烈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这些翻译作品在中国开了风气之先，把世界各国的重要童话介绍给了中国儿童，也把西方现代儿童观带到了中国。在这些作品的潜移默化之下，中国的有识之士们也开始了对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童话的译介。

（二）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第一次儿童文学翻译高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以戊戌维新为中心的近代意识启蒙运动，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译介西方的思想文化。当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时，他们也看到了儿童，知道了儿童是民族命运的改变者、民族未来的建设者。1901年《杭州白话报》刊文“儿童乃为国之宝，儿童教育休草草”。重视儿童教育当然要考虑给儿童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在这种政治性启蒙的照耀下，大约从1896年开始，我国出现了近现代第一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高潮。其间，也有供儿童阅读的作品。如1900年周桂笙在上海《采风报》上刊登《国王山鲁亚尔及兄弟的故事》和《渔夫》。这是《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谭》）在我国的第一次中译。1902年，他在《寓言报》上发表了译自《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和《豪夫童话》的15篇文章。1903年他把这些译作故事集结成《新庵谐译初编》出版。这部译作注意选择爱国御敌、弱者智胜强者的篇目。他将第一部译作献给少年儿童，抱有希望通过翻译输入西方文明以拯救祖国摆脱贫弱的意愿。1904年周作人翻译《侠女奴》（今译《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奚若翻译的《天方夜谭》4册，共收故事50个。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收录的第一篇即是周作人翻译的《安乐王子》（今译《快乐王子》，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作品）。1914年7月，《中华小说界》发表刘半农翻译的《迷洋小影》（今译《皇帝的新衣》）。1919年一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一号发表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1918年1月，陈家麟和陈大蹬翻译安徒生的童话，译名为《十之九》，共收安徒生童话6篇。林纾和严复的两个儿子严培南、严璩合译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共收寓言298则。

（三）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第二次儿童文学翻译高潮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勇们，以反帝反封建、改造社会为己任，必然会把目光投向国家的未来，寄希望于少年儿童。同时，提倡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必然会由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产生民主的儿童观，认识到给儿童以文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致出现“凡学习外国文学的，开手不久便选择童话”。(鲁迅《小彼得•序言》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大声疾呼“救救孩子”。1919年，鲁迅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说“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这个观念大大冲击了“父为子纲”的陈腐观念。可以说，“五四”时期“人”的启蒙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中国的儿童问题也才得到了极为密切的关注，与此相关照的是，文学界开始大量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从而出现了第二次童话翻译高潮。1922年，鲁迅收集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1923年译介了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还有1928年由未名社出版的《小约翰》。郑振铎翻译了《高加索民间故事》《莱辛寓言》《印度寓言》和《幸福王子》（也就是《快乐王子》）等，还写了《安徒生的作品介绍》，对这位童话大师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评价。儿童文学作家卡罗尔（LewisCarroll,1832-1898）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卡罗尔的另一部儿童小说《镜中世界》也出了中译本（陈鹤西译，北新书局，1929年）。科洛迪（CarloCollodi,1826-1890）的《木偶奇遇记》共有7种译本。

（四）儿童文学翻译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

在大量译介外国童话的影响下，我国作家们积极借鉴和吸收世界优秀童话的因素。叶圣陶是中国现代童话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创作成绩最突出。1921～1936年共创作43篇童话。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作家童话集，并标志着中国文学童话的成熟。鲁迅说《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立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表>•译者的话》）它把现实世界引进童话创作，把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渔民等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构成的现实生活显示给儿童，充满着浓郁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民族生活气息。叶圣陶在其《我和儿童文学》中说到：“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在叶圣陶的《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中，安徒生童话和王尔德童话，尤其是王尔德童话的影响的直接和深刻是清晰可见的。我们不妨将作为童话集名的《稻草人》这篇代表作和王尔德的童话名篇《快乐王子》做以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惊人相似之处：首先是童话主人公形象，一个是立于城市广场高圆柱上面的塑像，一个是立于农村田野里的稻草人；其次是由于这两个童话形象都不能移动，只能通过他们的视野来展现人间现实的苦难，一个是城市穷人的惨状，一个是农村贫妇的悲剧；再次，在情节结构上，快乐王子因一次又一次惨状的刺激，最后铅心碎裂，塑像拆除，而稻草人也因一次又一次目击的悲剧致使伤心倒地。所以，无论是童话形象、情节结构，还是所展示的社会主题，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基本方面《稻草人》有着《快乐王子》的影子。还有古代英雄的石像，石像的倒塌而且，和其他童话中温馨快乐的结局不一样，王尔德童话和叶圣陶的这两部童话均以悲剧结尾，融凝了许多“成人的悲哀”在里面，把生活的残酷面展示给儿童，认为儿童也不能躲在成人的庇护里。郑振铎为《稻草人》做序时也说：“再试读王尔特的《安乐王子》，燕子飞在空中所见的景象是何等悲惨的景象呀！少年皇帝（王尔德童话，现译《少年国王》）在梦中所见的景象又是何等的景象呀！没有，没有，在童话中的人生也是没有快乐的！”而译者和作者在选择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表现的社会意识形态意识又是多么强烈。

四、结语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语境中。它首先借助西方传教士基于宗教意识形态而进行的译介活动才得以发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特殊的政治及社会意识形态土壤下，通过翻译家和文学家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逐渐开花结果的。到了当代，虽然进行儿童文学出版和创作的出版社多、作家多、作品多，但是经得起读者与时间检验的精品少之又少，具有长久魅力的作品寥寥，让人耳熟能详的作家作品日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早期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发展历程应该会起到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