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语言诗意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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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甫的《西厢记》，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着同样崇高的地位，二者并列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被誉为中国古典文艺的双璧。作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西厢记》代表着我国戏剧的最高水平，贾仲明称其为“新杂剧，旧传奇，唯之天下夺魁”；金圣叹更说它是“天造地设的妙文”，认为“它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作为一部相当出色的戏剧，《西厢记》不仅是缘于它前无古人地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超前进步的爱情新主张，更是因为其富有浓郁抒情性、以秀丽华美著称的曲词，让人读来满口生香，回味悠长。作者或化用前人诗词佳句入曲，意境优美，词意细婉缠绵；或融情入景，营造饱含诗情画意的场景，使境界尽善尽美，烘托剧中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感情状态，景物描写贴切自然。朱权说王实甫的词“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极言称赞王实甫的曲词有着诗一般的语言和意境，形成了优美的“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可以说，作者以高超的语言描写艺术，给人们带来一场感观与心理的盛宴，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诗性的语言艺术，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人物的语言是文艺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在进行人物的描写时，要尽量“语求肖似”，随口而出，说一人像一人，力求个性化又不失于通俗。一部成功的作品只有使用真实的、符合人物个性的语言，才能使剧中人物显得亲切而熟悉，才能和读者有活生生的交流，才能使作品富有生机和鲜活的气息。王实甫极长于以诗化的语言塑造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在《西厢记》中，无论是角色语言还是记述性的语言，不论是唱词还是宾白，他都非常注意区分各个人物独特的身份、经历以及社会地位，常常让他的人物自然而然地说话，使人物在一定的时间和场所用一种适合他们性格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例如：张生和崔莺莺虽然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又同样出身于名门，对爱情充满自由的向往，但两人的个性有异，语言风格也就相差甚远。张生的语言显出直率单纯又踌躇满志，一种大丈夫的豪迈气概融于其中。比如张生与莺莺初见于普救寺的时候，张生听到老妇人说只要有退兵之人，就将小姐嫁与他时，马上自告奋勇地说：“既是恁的，休吓了我浑家，俺自有退兵之策”，显现出其天真热情的性情；而与莺莺于长亭离别之时，张生又言：“小生这一去白夺得一个状元……金榜无名誓不归”，表现出踌躇满志的大丈夫豪气。崔莺莺则不论是焚香拜月之时，还是生死离别之际的依恋期盼，都显得华丽却不失婉约，含蓄又深情款款，相国小姐的尊贵与闺中少女的羞涩之态尽显纸上。如莺莺在春日思念张生之时，唱词可谓精美绝伦：“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可以说，《西厢记》一直被视为文采派的典型代表，被誉为花间美人，其主要原因就体现在莺莺华美的唱词之中，她的语言就如她姣好的容颜一样，典雅华丽，委婉含蓄，美轮美奂；而剧中的红娘活泼率直，敢说敢讲，重情重意，遇老夫人赖婚之事，慷慨陈词，无畏无惧。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中，王实甫以壮观而又凝练的笔法写出了痴情人张生的形象。曲词中首先描写了黄河“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的九曲风涛，语言精雅，以气象取胜，寥寥数笔就勾画出险壮的天堑奇景，由此烘托了浪迹江湖的才子———张生的胸襟。大志未成的他在风高浪急的秋日，在能使归舟似弩箭乍离弦的黄河岸边，感慨自己“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显然一个踌躇满志却又壮志难酬的英俊男儿形象。而对于剧中另一主人翁———崔莺莺的形象塑造上，作者同样也没有直写崔莺莺的美貌，而是通过张生之眼之口极言了她的绝世容颜：“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宠儿罕曾见”“，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并直呼“我死也”。口语化的语言生动活泼，比喻优美动人，表现出欢快、风趣的情调和强烈的抒情性。作者更是通过曲折回环的描法，使语言具备了启迪暗示的作用。“娇羞花解语，温柔玉有香”，这是张生对崔莺莺的感觉，比之任何具体描述都要丰富得多，既不显得过于直白，又引导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和思维来丰富所描写的对象，使得作品留有充分的想象空间。王实甫充分利用人物的主观感受，用通晓流畅、隽秀精妙的诗化语言塑造了一个个肌肤丰满、个性鲜明、气韵生动的人物形象，赞美了人类最真挚高尚的情感，交织着浓郁的诗情画意，使描绘的场面有声有色，不仅如画，更是如现如见，使剧本不再是平面的东西，而具有了动人的立体美感，整部戏剧文采飞扬、诗性勃发，文辞典雅华丽，读来但觉心中馥郁芬芳。

二诗意与描摹相生，造就诗情画意的情境

戏剧艺术和文学是紧密相关的，一个成功的剧本需具备两个条件，即剧本表达诗意的程度和剧本适于演出的程度。适于演出的剧本不一定有诗意，富于诗意的剧本不一定适于演出，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能造就伟大的剧本。王实甫的诸多剧作正是此类剧本的典范，他的剧作可以说既是纸上的诗，也是舞台上演员口中的诗，更是生活和人物性格本身活生生的诗，他在作品中所运用的文笔，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词美的集大成者。《西厢记》的创造性就表现在它吸收了诗的特性，它不隐晦，语义充分，除了表现明确描述的物象之外，还隐藏着深层和多层的蕴涵，包含了多种审美信息，在描摹中注重创造意象。在《西厢记》中，王实甫采用描摹意象、创造境界的方法，充分调动了擅长抒情的曲词，继承中国古典诗词情景交融的传统，于具有诗意的境界中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情感变化，把崔张之间难以言喻的情愫暗示给我们，让我们从诗的意境中感觉到：这正是《西厢记》最擅长的。王实甫能够驾驭各种色调，豪放的、婉约的、本色的、华美的语言来写情达意，使剧中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其语言更是富有生发性，状难描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具有浓郁的诗意美。比如在第一本第三折中，王实甫用“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这样精致的几笔把原本有些凄清冷意的景物点染勾勒成一幅夜空澄澈、月色如水、星汉灿烂的秋日静夜景色，气氛宁静幽寂，以静寂之境来烘托张生偷看崔莺莺焚香拜月的屏声静气的情怀，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张生那时的谨慎警醒之意，他惟恐被莺莺发现。在张生的眼里，焚香之气已经和莺莺的呼吸无法分辨，这都表现了张生对莺莺的极端爱慕之情。而当莺莺于幽静月夜之下长叹自己人面桃花、幽锁深闺荒度人生最美时节，无人可倾诉衷肠时，张生则在花园高墙那头试吟一诗看其反应：“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崔莺莺听到，芳心一动，随即依韵而作一首回应：“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静夜中两人一对一和清朗婉转，和幽静的氛围和谐地融为一体，丝毫不给人以造作之感，两首清新雅致的诗委婉含蓄地传情达意，显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国式古典美，温婉含蓄的语言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诗的语言所建构的诗的意境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与再创造空间，情与景极好地交融在一起。在这里，作者本可以使用平铺直叙的手法，但他却于声、色、香、味之中，把人物的内心情感物化为形象可感之物。而第二本第一折的（混江龙）“落花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王实甫在这支曲子中，写了崔莺莺见了张生之后的百般情思，春天的景物在她眼里都同她思念张生的心情联系了起来，正是借景抒情，情景交辉，曲词的华美正适合描写人物性格的需要。最后四句具有传统婉约情词的色调，婉约含蓄中包含着强烈的情感，用这样的曲文来形容相府闺秀的情思是十分贴切的。

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是强调“诗言志”，而戏曲代言体“剧诗”更讲究情真意切，正如明代何良俊所言：“《西厢记》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始终不出一个情字。”剧中的曲词，抒情性强烈，明显偏向于华美，形成一种诗剧的风格。许多曲词广泛融合唐诗宋词的佳句名段，使意境有诗画相生的美感，并擅用骈俪句子，以高度的语言技巧形成浓郁的抒情气氛，如“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又或纯用排比句，“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莫不是裙拖得环佩叮咚？莫不是……”此段运用诗与长短句一连写了八个排比，才结束在“原来是近西厢理结丝桐”，给人以重章叠句的神韵美，也给人以半遮面的发现美。可以说，全剧的每一首曲词都流溢着古典诗歌美的旋律。王实甫的匠心独具，使剧诗神形兼备，离形得似，虚写中带实，给读者美妙的回味和联想，剧作的意境也由此而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在充满诗意的描写中给读者带来丰富多彩的审美感受。比如《西厢记》中被赞扬备至的“长亭送别”的曲文更是一气呵成的组诗，“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一段是从范仲淹的《苏幕遮》演化而来的，作者采用了和人物的心情相合的深秋黄昏的景物描写，以寻常之景、寻常之物，由远及近，由上至下，由耳至眼，在丰富的色彩变换和空间转换中，渲染出一个寂寥瑟然、充满离愁的境界，恰到好处地烘托出封建时代贵族少女莺莺的凄凉心境，使人读来恍若感同身受，秋景之美与主人公的点点离愁都如现眼前，被誉为书写离愁别恨的绝唱。

汤显祖说：“填词皆尚真色。”祁彪佳言：“词之能动人者，惟在真切。”作者的艺术风格与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和特点是紧密相联的，运用什么样的语言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而剧本也是如此。王实甫这位风格卓然的语言大师，在人生失意之际，将胸中许多欲吐而不敢吐之物、欲语而莫可告语之处，一朝触发，势不能遏，于落笔之处都为真心性、真感情，这种刻骨铭心、至真至诚的怨情之情、不平之气，正是推动作品进入化境的巨大动力，其剧作文采粲然、语言生动，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的诗意美。有人说，元杂剧是一种愤怒的艺术，王实甫、关汉卿等一批剧作家未能入仕晋身，于境况窘迫之时深入到社会底层，于瓦舍勾栏中看到了老百姓们的遭遇、觉醒与反抗，这些都使他们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所创作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西厢记》正是因为王实甫真心性、真感情自然而然的流露，剧作才能由真到美，由美及妙，真正成为天造地设、自然天成的妙文，工巧至极而不可思议，它作为一部有着独特魅力的诗剧，其作品本身透露着作者的情感生活的自然流露，始终和作者的情感相融合，它的语言并不讲究模仿外物的逼真性，而是注重人物内心活动自然性与自由性的契合，摹写胸中的感想与时代的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时流露于其间。同时，因为元杂剧的曲和诗词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词为诗余，曲为词余”，曲是诗词为了适应扩大情感表现内容的要求，侧重作品的表现性和抒情性发展而来的，因此，《西厢记》的曲词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性和斑斓的色调，其诗情画意溢于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