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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丰子恺的“佛性童心”与李贽的“参禅悟真心”
(一)心性本净:童心世界与艺术世界相通按照著名佛学大师吕澂先生的观点,心性本净源自以《大乘起信论》为基础的中国佛学心性说。丰子恺受弘一法师指点教育,虽未剃度出家,但佛学修为极高,把心性本净和儿童的纯真、纯净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佛性童心理论与实践体系。为什么能把二者融合呢?他说:“童心的世界’与‘艺术的世界’相交通,与‘宗教的世界’相毗连”。我们从丰子恺一生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和从事的音乐教育中,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佛性童心。佛性,是他自己的性格和修为;童心,是他自己对待儿童音乐教育的态度和方法;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作为一个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的丰子恺最重要的理论修养和艺术实践。与其说丰子恺的佛性童心直接源于李贽,还不如说丰子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况且他还具有非凡的艺术领悟能力和创造能力。比如,他也曾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文章《告母性》中他首先阐述了他的童心观: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鉴于丰子恺吸收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文在此初步分类认为:佛性,更多是指向佛教学说,慈悲、包容、大爱;童心,更多指向道家学说,纯真、自然、任性。具体到音乐教育上,丰子恺认为:“艺术教育……就是教人学做小孩子。学做小孩子,就是培养小孩子的这点‘童心’,使长大以后永不泯灭”。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不仅儿童要保有其童心,成年人也要学习儿童的童心。因为童心里的自由创造、个性自由与艺术创作的自由和个人都是共通的,其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对丰子恺运用佛性和美育相结合的做法,朱光潜曾赞叹过丰子恺“真正能了解佛家精神”。这是对他极大的肯定与褒扬。
(二)参禅悟真心:用童心去追求个性解放相同的是,李贽也用《大乘起信论》等所讲的真心来解说他的童心。所不同的是,李贽是一个追求自由反抗程朱理学的斗士,他用波若的真空来否定传统儒家伦理的神圣,最终放弃儒学,皈依佛门。李贽晚年弃儒学和道学,专攻佛学,融会禅宗的净土思想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在贬斥儒家经典和黑暗现实的同时,追求他的纯真和童心。同时,他并不停留于此,而进一步倡导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修佛的目的是什么呢?通常认为,禅宗的观点是见心见佛、即心即佛。他也认为:“夫念佛者,欲见西方阿弥陀佛也……见性者,见自性阿陀佛也,见自性弥陀了,即是成佛了,亦无别有佛可成也。”。也就是说,修佛参禅的目的,就是醒悟真心。他理解的童心,就是真心、赤子之心。那么,真心到底是什么?李贽对童心说的一段经典表述可以回答此问题。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入。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就是说,童心即真心,真心即赤子之心。这点和丰子恺也是一致的。但是李贽认为接受教育、进入社会乃至入职官场后,这种真心被腐蚀或消磨掉了。封建礼教、儒家的纲常伦理,就是扼杀和消磨童心的罪魁祸首,这也是为什么士人门饱读圣贤书后却没有童心的原因。所以,他到了晚年“参禅悟真心”,就是为了保持童心,以对抗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否则童心就散失了,人就成了“假人”,文也成了“假文”。要做一个有真心、真情和真趣的赤子,就必然要摒弃封建伦理道德,甚至与阿谀奉迎、溜须拍马的假道学者门对抗,所以李贽的追求,实际是追求个性的解放。这点,除了他的《童心说》外,在《读律肤说》一文里也说得很清楚:“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于礼仪,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仪可止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一律求之哉!”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能看出,在童心理论的核心来源和最终区别上,除了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外,无论是道家、儒家多一点,还是佛家多一点,李贽和丰子恺一样,都是受到儒释道三教的综合性影响,只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最终选择站在佛家的立场看待问题,佛心和童心的相接、相融,不仅符合各自的文化修养和理想诉求,而且极大地扩大了童心说的内涵,启蒙和美育的对象也就不再单单指向儿童,而是指向芸芸众生。李贽要在明朝末年这个程朱理学和王氏心学占统治的年代,追求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以童心说做某种程度上的思想启蒙。丰子恺要在清末民初和民国军阀混战、烽火连天的这一段岁月里普及音乐知识,传递美育精神,开启国民智慧。
二、丰子恺的童心说实践:社会和家庭音乐教育
(一)实践缘起:有感于现实社会里音乐教育的严重缺席丰子恺的青壮年岁月,正直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光。国家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何谈音乐教育?但也正因如此,更显其音乐教育之必要:培养具有高尚情操、独立个性、纯真心灵的高素质国民,才能结束国家分崩离析的状态。但在现实中,虽有少数音乐教育,但教育状况是:“学校中,除了课表上的‘图画’、‘音乐’几个字以外,别无艺术的香气了。似乎,这一个小时的图画与一小时的音乐,已能充分达到艺术科的教育目的了。”[13]227因此,他提出:“故艺术教育,就是美的教育,就是情的教育”。这种观点,直接导致童心说音乐教育理论逐渐在教学实践中形成,走向社会走向普及。其实,联想到我们今天的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莫不是如此嘛?各种语文、数学、外语等课程占有了本该积极锻炼身体的体育课和触摸真性情的音乐课,孩子们的童心逐渐被腐蚀和扼杀,真情、真趣亦不复存在。
(二)编写社会普及教材:《音乐十课》《音乐初阶》丰子恺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也将“童心说”付诸音乐教育实践。他的音乐教育实践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在儿童音乐普及读物方面,他撰写的《音乐十课》、《音乐初阶》在当时和对后世都影响巨大,可算是其在在《音乐初阶》里,他分为七节课和一个附图:第一课音乐序说,第二课音的高低记录法,第三课音的长短强弱记录法,第四课唱歌序说,第五课弹琴序说,第六课提亲序说,第七课管弦乐序说。在具体的内容上,他在文中都是介绍性的话语和常识性的论述。比如,论述大家都熟悉的贝多芬时,他写道:“《命运》描写裴德芬自己的生涯的不幸和奋斗的精神,曲调悲痛。因为裴德芬抱着伟大的天才,但是他的耳朵聋了,这可悲的运命使他的运命不易自由发挥,然而他的精神非常力悍而伟大,拼命和这可悲的运命奋斗,终于克服了这运命,成功了他的杰作。《田园的交响乐》是描写田园中的山水花鸟的风景的,曲调非常愉快。裴德芬平日爱好自然风景,他把小田的景色,雷雨的光景和田园生活的样子,用音乐描写而成这曲子,使人听了好比看见田园的风景画。”从这些内容可见,丰子恺是写给儿童和初学者的,作为入门教材或读物。以贴近儿童之认知规律,符合童心之发展实际。从这些普及性音乐教育教材可以看出丰子恺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以音乐教育及其包含的佛学精神来涵养童心,不过分注重音乐技法,而是通过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和了解,塑造国民的纯真的童心人格。
(三)家庭音乐教育丰子恺不仅在社会上普及童心式的音乐教育,而且在家里也是尊重孩子们的天性和儿童成长规律,进行音乐教育启蒙的。在其他的文章中,他也讲述过自己在音乐教学实践中是如何运用“童心说”去教育的。比如,在《儿童与音乐》一文中他谈到《春游歌》时说:“云谈风轻、微雨初晴,假期恰遇良辰⋯⋯现在我重唱这旧曲时,只要把眼睛一闭,当时和我一同唱歌的许多小伴侣的姿态便会一起显现出来……我无论何等寂寞,何等烦恼,何等忧惧,何等消沉的时候,只要一唱儿时的歌,便有儿时的心出来抚慰我,鼓励我,解除我的寂寞、烦恼、忧惧和消沉,使我回复儿时的健全。”丰子恺对待自己的儿女,就是用这样温馨、甜蜜的音乐教育方式去唤醒他们的童心。哪怕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间里,他带着四个孩子(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的阿韦)东奔西逃,也会选有空的时候到小院里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百感畅快的时候,激发孩子们的童心:最初是三岁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着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ngamngam”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醒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1]30丰子恺就是用这样温和、细腻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保护孩子们的天性,去涵养孩子们的童心。如前文所述,这种童心,就包含儿童的真心、真情、真趣。他用音乐来保住孩子们的童心,看似简单随意,其实对儿童影响巨大。多年后,女儿丰一吟女士还能记起当年父亲丰子恺把日常生活里的一些小事谱了曲来唱。
三、丰子恺与李贽:童心即真心
丰子恺一直倡导的童心的真,其实是哲学上的本真状态,而不是科学上的实证精神。丰子恺的心性本净是真正的做到了的静,他在俗世里,待人谦恭,谦谦君子的作风;在艺术里,则是真挚、纯净而热烈的;在佛学里,则是虔诚平和的。他不像李贽那样激烈地否定传统儒家文化,而是吸收了儒家仁的内涵,他的童心其实也包括仁爱之心。但以在最终目的上,他们又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塑造真人,为了培养和造就具有健全人格、完美人性的国民,而不至被脏脏社会腐蚀了真趣,被纲常伦理压制真情,散失了真心。李贽提倡童心说,源于他对种种现实的不满,尤其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不满,最终走向佛学。成人即成佛,童心即真心。他轻薄圣人之激烈言论,其实是让青年学子保有童心,而不要被圣人所言扼杀本性,压制创造力。丰子恺从佛学里找到与儿童心理特征相对应的童心,以即心即佛之佛学思维方式设身处地去为儿童着想,并推及所有人的纯净之心,恢复或找到其自性。虽然同为信佛之人,但丰子恺毕竟是一个艺术家,他直接从事音乐教育实践,尤其关注儿童音乐美感的培养,认为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且音乐能永久保住人的童心。所以,童心说虽从儿童而引发,但不仅针对儿童,是针对所有接受音乐教育的国民。
四、结语
丰子恺在音乐教育上提出的童心说,在当时富有积极的社会改造意义,颇具时代特征和某种先锋性,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在今天也有其实用价值。但说丰子恺的“童心说”直接来源于李贽的美学思想,则是无根据的。不过同时要承认,二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对各自所处的时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在我们的音乐教育实践行动中,我们应加以借鉴和运用。
作者:李悦平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