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远程教育发展及走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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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的历史进程及其特征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的重点和内涵是不同的。农村远程教育的发展同远程教育手段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及多媒体网络计算机教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函授教育在中国农村发展起来。函授教育是运用通讯方式与短期面授相结合进行的学历教育形式。这个时期，参加函授教育的对象为农村技术人员和农业干部及各方面的专业人才。1956年，高等农业函授教育作为系统的学历教育，在原北京农业大学开办农学、植物保护两个专业。1962年，为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教育部提出，“依靠全日制的有关学校，根据可能条件，有重点地试办函授教育”。对于函授教育的内容，1965年高等教育部指出，重点内容是农村需要的农学、畜牧兽医、机电、水利、土建、医药卫生。如北京成立农业函授大学，设有农学、果林、畜牧兽医3个专业；西南农学院、湖南师范学院分别举办农业中学师资培训班。随着“”的到来，这种发展势头并没有持续下去。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农村改革的步伐加快，广播电视教育以投入低、效率高、容量大、覆盖面广和学员不离岗、不离乡等特点受到了农村地区的欢迎。中国农学会于1980年提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农业科技知识广播讲座”的建议。1980年，国家农委等10个单位联合成立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同时开创农业广播电视教育。目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拥有“农广天地”固定栏目；在中央电台拥有“致富早班车”固定播出时段；中央农广校建有卫星主站，可利用卫星视频开展教育培训；在全国农村建立了12872多个“大喇叭”广播站。形成了以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龙头，有省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39所，地（市）级校336所，县级校2184所，乡、镇教学班7323个，村级教学班4606个，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2065个，专兼职教师10万名。广播电视教育主要是普及农业知识和技术为主，同时也兼有成人学历教育的内容。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代农村远程教育在农村兴起。1998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概念，结合广播电视教育与网络教育，为远程教育在农村发展提供新的基础。2001年，教育部开始全面实施中小学“校校通”工程，计划用5-10年时间，使全国90％的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上网，要建立远程教学平台。而到2006年，中国教育卫星宽带多媒体传输网已将课程教学、教学素材、自主学习、学习指导、教师培训、专题教育等6大类资源，按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教学进度和学校教育的需求，免费向农村中小学发送。2012年，教育部出台《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校校通宽带。在远程教育的实施中，重点在西部农村中小学实施远程教育扶贫项目，利用国内已有卫星网将东部优秀的教育资源向西部地区传送，拉平教育差距鸿沟。中央还开展了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在2003年试点的基础上，2007年9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意见》。到2010年底，在全国已基本建成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体系。同时，在多所高等农业院校设立了网络教育学院，并开办了如中国农民函授大学、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广播电视大学等针对性、专业性较强的学校用来发展农业远程教育。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还在全国33个省级农广校开通了统一域名的互联网站。由此可见，随着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提升，网络逐步被群众所接受，有效弥合了信息鸿沟，大大提高了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村群众的信息素养。这种发展为以后的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的走向：需求与供给

（一）现代农业从业者素质提高对远程教育的需求

发展现代农业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要适度发展土地规模经营，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相应的从事农业的人口就会减少，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要脱离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通过学习并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从事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投身市场经济浪潮中。因此，对于新型农民来说，不是简单的在地里出多少力和流多少汗，而是用多少“科技含量”。他们不但要掌握应用大型农业机械，更要学习农业科技信息、科学种田、科学管理。这是新农村建设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为迫切的要求。同时，这也是推进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只有农民素质和经营现代农业的水平的提高了，农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才能随之提升，城镇化水平才能提升。当前，农村从业者素质不高已成为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障碍。有关资料表明，“全国4.97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2%，而小学及以下的占40%。全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而且其中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从事外出打工，从事农业生产的绝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过职业技术和技能培训。因此，大力提高农业从业者的素质应成为农村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说，“农村职业教育要以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重点办好一批农业职业学校和1000个涉农专业点，每年培养农村实用人才100万人，努力实现2020年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1800万人的目标”。这反映了对农村远程教育的新的需求空间。

（二）就业方式多元化对远程教育的需求

城镇化的过程是产业升级的过程。产业经济理论指出，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数量和质量都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城镇化过程意味着大量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去，由农业生产者变为企业的工人、以及农业企业或者其他行业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而是对传统工业化和小农经济的彻底改造，要让进城农民真正转变成“城里人”，必须在减去农民身上体制性束缚的基础上，提升素质和能力。如果没有能力和素质，缺乏稳定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农民进城意味着选择风险。城市化带来了专业化，在城市中从事智力型和技能含量高的职业的人口占主体。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智力型”职业人口已达30%-40%。而我国的“智力型”职业的人口从1982年到2000年，只增长了3.65个百分点。2005年-2015年，农民将由34000万人减少到28000万人，转移中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转移出来的农民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必须作根本调整和提升，不仅是学历提升、更有职业岗位转移过程中的多种技能的掌握。在互联网技术和农村远程教育得到长足发展的今天，远程教育是一盏明灯，有利于引领农民顺利从农村走向城市。

（三）农民精神生活的改变对远程教育的需求

精神性存在是人的一种根本性存在。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就是从根本上关注人，关注人的发展问题。在现代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下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主体意识的转变，将逐步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将促进农村的社会机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社会发展从传统农村走向现代农村。但是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质量却不乐观。市场经济大潮为农村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为农民致富带来了机遇，很多先富起来的农民无节制地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却对精神文化上“吃不饱、穿不暖”不屑一顾，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很多落后农村经受如香功、、地下六合彩等外来文化的侵蚀，各种封建迷信、颓废的精神生活方式仍然大量存在着；有的农村如拆迁的城中村，有的农民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比阔气；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发展的主要是风俗、习惯、成见、传统等自发的社会心理。要使农民从封闭、落后的旧观念向先进、文明的方向转变，其主要途径只能是教育，简便快捷的以广播电视及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现代远程教育培训应该能发挥更大作用。

（四）生活方式变化对教育需求

城镇化改变了农村的生活方式。农民生活城市化，就是要以城市化生活方式，来影响、引导农民逐渐转变生活方式，从而实现城镇化。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斯鸠认为，“乡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指出，“在当代社会，城市化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即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可能在农村得到普及”。农民进城后，与农村密切相连的生活内容被与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相连的生活内容所取代；自主活动和闲暇活动时间的增加。从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城市文明普及间的经验来看，“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城市文明普及率呈加速增长趋势”。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为我们在农村普及城市文明，引导农民转变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如果城市文明的普及过程得不到及时有效引导，进城农民会失落、迷茫、无助，部分农民就会重新回到农村。有些进城农民甚至会扰乱生活秩序、危害社会治安。解决这些问题，应充分发挥教育的引导、教化和塑造的功能，通过远程教育的方式开办各种形式的教育，对“新市民”进行法制法规、伦理道德、城市规则等方面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和主人翁意识。综上所述，中国远程教育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总体上看，对远程教育需求的空间无论在量还是质上都有很大的提高；需求的群体也发生变化，重点由中小学生转变为整个农民群体；需求的内容由从单一的学业知识和技术教育转变为农民素质的提高。面对这种需求的变化，从供应方面来讲就要做出战略性的调整和变革。

三、对推进农村远程教育发展政策调整的思考

从本质上来看，农村的发展无论是城镇化还是新农村建设与农村远程教育都具有同质性，其目的在于促进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平等化，是实现共同创造和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性互动过程。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农村远程教育正经历着三个重要变化：一是教育的侧重点从服务于农业发展的技术教育转变为包括技术培养在内的综合素质教育；二是教育途径和方式从单一的媒体传播方式转变为纸媒、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综合应用；三是教育的目标超越了农民身份本身，转变为了培育新市民。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迫切需要进行政策调整和相关制度建设。

（一）制定农村远程教育中长期发展战略

今后20年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二十年，农村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农村远程教育站点布局不合理，教育资源利用率不高与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并存。城镇化建设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农村年轻劳动力的大量外迁导致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愈来愈明显，部分村庄甚至成为“空心村”、“老人村”。2012年10月20日，当代著名作家、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在一次发言中表示，过去10年全国每天消失80-100个自然村，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这个数字还将加速增长。相反，一部分具有特色产业的村庄以及已经完成城镇化进程的村庄，外出就业的人数相对较少。而农村远程教育投入巨大。据最新的新闻报道：至2007年底，“农远工程”已投入111亿元，其中中央投入50亿元，地方投入61亿元。全国11万个农村教学点，38.4万所农村小学，3.75万所农村初中分别配备了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卫星教学收视系统、计算机教室。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村落的消失，设备闲置，应用不高将造成巨大浪费。农村远程教育要适应这种变化，必须把其纳入国家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在站点设置上，要体现前瞻性，在做好城镇化规划的基础上，合理设置站点；在教学内容上，要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及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做好教学内容战略规划，促进城镇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在受教群体上，要合理估计农村劳动力和中小学生规模的变化，及时调整教育策略和投入规模等。

（二）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之路

农村远程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公益性，农村远程教育产业属性的逻辑在于对公益性的维护。当前，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的几种方式都是党的组织部门和政府部门直接参与进行开展的。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农村远程教育，在农村远程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是适用的，有利于促进远程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但随着远程教育网络体系十年建设，网络硬件的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全国农村地区基本形成了中小学远程教育体系、农村党员干部教育网络体系，以及以电视和广播为主要媒介的广播电视教育体系。政府如果再直接参与农村远程教育，往往会导致内容单一、效率不高等缺点，不能应付农村对教育多样化的需要。利用产业属性发展事业的特点是按照经济水平区别对待服务对象，提供不同的服务。这种做法的优点是能发挥“经济人的自利性”，实现服务对象“全覆盖”，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当然这种的逻辑在实践中也会有局限性。因此，中国农村远程教育应走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之路。未来走向应是政府出资招标远程教育的项目，由农业和高职院校、公司等单位或者农业职业教育集团来购买，然后在农村地区实施。农业和高职院校、公司可以根据地区产业特色，建立“站点+示范户”、“站点+基地”的培训模式，延伸远程涉农教育的触角，扩大教育覆盖面；同时充分发挥二、三产业致富示范项目和成功案例的引领作用，搭建知识转化平台，使远程教育起到助推城镇化建设的作用，实现“干部经常受教育，群众长期得实惠”，真正把农民对远程教育的潜在需要变为真正的迫切需要。

（三）整合和创新远程教育资源和方式

在城镇化推动下，农村远程教育培训的环境、任务、内容、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仅靠农民的自觉自愿或个别部门的努力，远程教育难以深入，须统筹组织、宣传、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农业管理部门的相关职能。目前，农村远程教育渠道多，参与部门也多。应用的模式主要有：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及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全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中央电大“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教育部2009年暑假期间开展的“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远程计划”等项目。相对应的负责部门既有教育部门、也有组织部门和农业部门。整合远程教育的资源和方式，形成合力是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的未来的方向。一是传统渠道与现代渠道相结合。充分利用农家书屋、党员活动室等现有硬件设施，以及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全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网，结合新兴媒介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互动强、便携可移动的优势，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培训；二是技能知识教育资源和市民素质教育资源相结合。现有农村远程教育多以知识和技能教育为主，在资源库建设上也是以技能培训为主。在城镇化的新形势下，既要巩固传统的资源库建设，同时也要做好新市民的培养的相关资源建设；三是整合正规教育与远程教育。目前教育部与农业部按照“农学结合、弹性学制”的思路，合作开发适合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的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农民职业学校将在未来农民培训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未来农民职业学校教学模式上，要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降低成本，为广大农民培训提供便捷的服务。（本文来自于《继续教育》杂志。《继续教育》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王鹏单位：北京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