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党员近代远程教学评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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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从明朝中叶以来，就开始进行“改土归流”，派流官直接进驻少数民族地区，取代土官的世袭统治，并且直接驻兵少数民族地区，如清代的绿营兵直接进驻边疆民族地区；经济上，也逐步推行与内地一体的经济体系，采取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倾斜力度，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推行玉米与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等措施，直接开发了山区；在文化上，从元朝以来就在云南兴设儒学，建立书院，特别是在清代，在云南大力兴办旨在针对少数民族子弟的义学，以促使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云南的一体化进程，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虽然从明朝中叶就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但往往出现反复现象，有的地方几经改流，最后还是被迫改流为土，致使云南的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虽然在少数民族地区驻扎军队，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因素，军队也无法长驻。在文化方面，虽然在雍乾年间在云南设置了几近700余所义学，但由于倡导设立义学的布政使陈宏谋的调离，此种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子弟的教育模式也逐家衰落。即封建王朝往往不能摆脱善政———良吏的模式，当好的政策有良吏贯彻执行时，就能取到好的作用，当没有良吏时，好的政策也无法贯彻实施，反而贻害不浅。

学界一般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恒久性的问题。在边疆治理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这两种认同关系，尤其是要维护和巩固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而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在少数民族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国家认同的情况下，国家的统一就具有坚实的基础。如果某个或某些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出现问题，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就会产生问题，出现麻烦，如果多个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出现问题，国家的统一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④近年来发生在西藏的“3•15”和新疆的“7•5”事件中，就或多或少体现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的迹象，由此，对国家的统一造成消极影响。对于云南这样一个集边疆与民族为一体的省份，如前所言，其在国家统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已然显现，因此，在云南构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的。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构建，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问题。学术界的众多研究成果表明，教育是构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⑤

其实，从元朝在云南兴设儒学开始，《春秋》公羊学派的“大一统”思想已经逐渐渗入少数民族地区，在明代，大规模地在云南兴设书院，并逐渐加强了对少数民族上层的儒家教化，在少数民族土司上层已经开始出现了忠君爱国的思想，如地处现今中越边境的原临安府所属教化三部长官司的阿雅（今文山州邱北一带）长官龙上登，由于其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明王朝式微之际，当阿迷（今红河州开远）土司怂恿其反叛中央王朝时，其正气凛然地说：“我本汉臣，数百年受国家厚恩，累代抵挡交南，恨无尺寸功劳，何忍从逆，以遗万世骂名”⑥，可见明代对少数民族上层土司的儒学教育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到了清代，更加重视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如在《滇系》中，师范在强调了云南重要战略地位之后，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云南与中原联系的困难。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当事者饬纪纲、除焚绕，以勤宣德教”，这样才能使“头目肩背庶交恃以无恐矣”；只有生滇者“兴经伦雷雨之思”，吏滇者“深桑土绸缪之计”，在云南大兴教化，才能达到“阜物化民”。

⑦而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最大贡献在于，其一改明朝只针对少数民族上层土司子弟的教育，而是在加强对土司子弟教育的同时，设700余所义学加大对少数民族下层土民子弟的教化，试图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而事实上清朝也部分达到了这一目的。20世纪初期，当中国处于列强的侵逼之时，中国边疆危机，国民政府组织一大批学者对边疆地区进行调查，试图了解边疆后巩固边疆。方国瑜先生深入滇西调查之时，当地土司头人仍然拿出清朝政府颁给他们的土司印札，宣称其乃中华之官员。⑧从以上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教育对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影响之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重视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教育经济和政策的倾斜力度，设立了专门的大中专民族院校，培养众多少数民族人才，实现了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全面提升。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开展以来，更是有效地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

中共云南省委、政府十分重视这一项工作，省委书记白恩培指出，在我们省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是一件十分重要、一举多得的大事，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把这项符合我省实际、有益于党员教育、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为了把这一项工作做好做实，从2007年开始，针对云南的特殊实际情况，就先后制定下发了一系列的文件，就终端站点、教学平台、教学资源、骨干队伍等的建设与管理作了明确的规定，促进了云南省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管理。特别是以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为契机，充分利用大学生“村官”文化水平高、电脑操作熟、信息沟通快、吸收能力强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好大学生“村官”在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中管理员、辅导员、信息员、宣传员、示范员“五大员”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设备维护等方面的技术问题，由此形成了一支常备队伍，可以保障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队伍连续性和政策的可操作性，避免了陷入有好政策而没有可以依靠的执行者的缺陷。

在云南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因素，注定赋予了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特殊的蕴意：即着力培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而云南省委组织部远程办也意识到身负的这一艰巨任务，特别重视边境县份的远程教育开展情况，如在开展工作后不久就对边境及藏区29县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及解决方式作了专题调研，加大边境县的政策倾斜力度，努力打造边疆稳定和边民的国家认同意识。

从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在云南实施情况来看，其培养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的目的已有所体现。以西双版纳州为例，因其处于边境一线，东、南、西三面与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长966.26公里，全州有13个乡镇、48个村委会及269个村民小组处于边境沿线。因此，西双版纳州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办公室坚持将边境村级组织建设成一个个“红色堡垒”，将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建设成一个个“红色窗口”，在边境线上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红色长城”。

如勐海县打洛镇是通往缅甸及泰国的重要陆路口岸，许多村民在境外都有亲戚，边民往来十分频繁。2011年11月，该镇5个村委会远教播放点全部建成，内容丰富的远教节目在深深吸引境内村民的同时，也让其境外亲友们“眼红”不已，经常利用走亲串友的机会到站点取经学艺。该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远教平台上搜集教学课件，对党员干部和村民群众开展科学发展观、党的政策理论、《国防法》及边境管理等方面的宣传教育，组织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知识的培训，并通过播放红色经典电影、教唱革命歌曲，大力开展革命传统、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满足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的需求，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又把远程教育课件译成傣、哈尼等民族语言，上传到远程教育平台，供各族群众学习，由此，构筑了维护边疆稳定的边民思想阵地，⑨也确实加强了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此外，作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管理员的大学生村官，因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加之能够深入边疆民族地区的最基层，对于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作用最为清楚，他们深深认识到了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在构建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中的作用，如有的大学生村官把国家在云南大力实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认为是一种伟大之思，务实之举；⑩针对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因素，有的大学生村官着重考察了远程教育在云南的特殊意义，认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对于云南这样的西部边陲山区省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广大山区农村干部群众踊跃学习党的路线，明白党的方针，了解党的政策搭建了平台，輯訛輥这也为构建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奠定了基础。

作者：付春管卫江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