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理论的比较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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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与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同为当代社会文化心理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两人在学术上曾有过长期的合作，但是在方法论来源、研究对象和心理发展观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两种理论可以在中介范畴下整合成为新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

［关键词］文化—历史理论；活动理论；比较；整合

进入21世纪，社会文化理论日益成为心理学领域中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研究取向。社会文化理论关注人类心理与其文化背景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将人类的心理与行为看作是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突出人类心理的文化差异性，反对实证主义对心理作出的普适性假设。同时，社会文化理论主张人类心理的发展实质是个体通过不断地参与所属文化社群的活动，掌握该文化社群特有符号工具的过程。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存在着符号论与活动论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前者以英美学者为代表，奉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Culture-HistoryTheory）为圭臬，后者以欧洲大陆学者为代表，将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作为主要的思想来源〔1〕。加强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两种不同理论之间的对话，可以进一步厘清社会文化理论研究中符号论取向与活动论取向的关系，并有可能在超越文化—历史理论和活动理论局限性的基础上，发展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心理学理论。

一、维果茨基与列昂节夫的学术关系

（一）莫斯科时期的合作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早期，维果茨基与列昂节夫共同创建了文化—历史理论。这一时期，维果茨基主要负责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论的构思，列昂节夫则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它们的正确性。维果茨基在著作《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史》中，首次提出将马克思有关个人掌握社会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决定其意识发展的理论运用于具体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确立了文化—历史理论的核心原理：由于有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作为中介，人类的高级心理机能才不是人的自然属性的直接延伸，而成为个体掌握社会经验的产物〔2〕。根据这条原理，维果茨基进一步提出了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两个重要假设：第一，高级心理机能的间接性假设（中介假设）；第二，内部智慧起源于外部活动，然后才转移到内部，成为人的内部心理结构的假设（内化假设）。维果茨基的理论构想得到了列昂节夫的赞同和支持。列昂节夫通过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直接记忆与间接记忆的研究，证明了在个体心理发展中存在着从直接记忆向间接记忆转化的现象，而这种发展的实质是个体由心理外工具辅助识记向心理工具辅助识记的过渡，最终实现完全通过心理工具的中介进行识记〔3〕。

（二）哈尔科夫时期的分歧

20世纪30年代，维果茨基科研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两股力量的影响。一方面，苏联国内的政治气候越来越不利于他进行相应的心理学研究。1931年，莫斯科国立心理学研究所展开了对反射学、反应学和文化—历史理论的批判。维果茨基对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以及认知发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兴趣被斥责为“反马克思主义”和“唯心论”。1936年，苏联政府颁布对儿童学的禁令。维果茨基作为儿童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著作成为无人敢问津的禁区。另一方面，维果茨基学派内部在理论上的分歧也逐渐显露出来。1932年，列昂节夫离开莫斯科前往乌克兰首府哈尔科夫，建立新的心理学研究中心，并由此走向了一条与维果茨基不同的学术道路。按照列昂节夫自己的说法，哈尔科夫时期是对“过去工作的重新评估和独立地解决心理学基本问题的开始……在这一时期，开展了一系列与新的活动理论相关的实验研究”〔4〕。列昂节夫放弃了符号作为心理发展中介的观点，转而强调儿童意识的发展史是由儿童和他的社会生活环境之间的现实关系决定的，研究重点则集中于外部活动是如何转变为内部的心理功能上〔5〕。1940年，列昂节夫撰写了《活动的分析》《心理生活的基本过程》两篇手稿，初步阐述了活动理论的基本观点。《活动的分析》从意识的发生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人类活动的发生史做出心理学的分析；《心理生活的基本过程》则讨论了活动、动作和操作及其与心理机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这两篇手稿的内容进行细致阅读，我们就会发现列昂节夫晚年在《活动意识个性》中阐述的理论思想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型了〔6〕。那么，列昂节夫为何放弃了文化—历史理论而转向活动理论呢？列昂节夫在前往哈尔科夫的前夕曾写给维果茨基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阐述了与维果茨基之间的分歧：“你（维果茨基）自己想想，现在我们在思想意识上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小组正在经受着巨大的危机……主要的是不能理解文化心理学及其道路和前景……这里必须明确提出原则性的问题——劳动的地位，然后是发展的中介问题。最主要的是个性作为心理发展的主体即心理发展的积极性问题，个性心理的文化问题和由此产生的研究方向问题。”〔7〕活动理论的重要成员加里培林认为，列昂节夫“很早就认识到了维果茨基理论中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儿童思维活动的自发形式与社会给予儿童的思维活动形式之间的对立，儿童在生活中自发形成的日常概念与通过学习获得的科学概念之间的对立”〔8〕。雅罗舍夫斯基认为，受到鲁宾斯坦著作《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心理学问题》中“活动与意识统一原则”的影响，加之对心理发展的一般生物学问题的研究，列昂节夫重新审视了有关符号和交往在儿童意识发展中作用的观点，“不是刺激手段的变化，而是儿童与实在的对象的实际活动成为以决定论观点分析个体发育中心理发展的依据”〔9〕。

（三）“维列鲁学派”神话的诞生

尽管维果茨基与列昂节夫在理论观点上存在众多的分歧，但是主流心理学界还是将维果茨基视作活动理论的创始人，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仅仅被看作是对文化—历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20世纪50年代苏联国内政治形势出现转机。苏联社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维果茨基思想也在政治上获得了解禁。同一时期，维果茨基的同事和学生也逐渐成为苏联心理学界的中坚力量，主导着苏联心理科学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列昂节夫获得了官方认可的对维果茨基理论的解释权。借此机会，他极力宣传自己是维果茨基路线的追随者和继承人，将自己的活动理论描述成是对文化—历史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10〕。其次，英美心理学界对二人思想关系的误解。西方心理学长期存在的理论危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激化。由于无法从内部得到解决，西方学者转而求助于维果茨基的理论。维果茨基的符号论观点获得了深受分析哲学熏陶的英美心理学家的欢迎，也正是在英美学术霸权的主导下，国际学界掀起了一场研究维果茨基的热潮。但是这场热潮也使得西方学者产生一种视角上的偏差：维果茨基被看成了文化—历史学派的唯一代表，甚至是前苏联心理学的唯一代表！而与欧陆哲学思想更接近的活动理论，则被英美学者有意无意地排除在外。即使有所涉及，列昂节夫也是作为维果茨基理论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在英美学者的叙述中，两者之间的差异或被有意忽视，或被看作是列昂节夫对维果茨基理论的错误偏离。实际上，维果茨基被认为是活动理论的创始人的前提是，维果茨基的思想确实与活动理论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活动理论的许多核心思想和基本原则，如活动原则、中介原则、内化原则等，大部分都是由维果茨基首先提出来并被活动理论所继承了的。但是，两种理论在具体观点上的相同，无法掩盖双方在核心原理上的分歧：符号论取向与活动论取向的对立。

二、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心理学理论的比较

（一）方法论上的差异

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与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有着共同的哲学背景，即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导思想，但是两人在具体方法论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维果茨基根据恩格斯关于人类通过劳动工具的中介改造自然的思想，提出了人类意识的间接性观点：与人的劳动活动使用工具相似，人类通过使用符号将意识与客观世界的直接联系转变为间接的联系。正是由于使用了符号工具，人类才能改造自己全部的心理活动，实现了维果茨基所说的由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的转变。除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工具理论之外，维果茨基还深受符号学尤其是德国心理语言学的影响〔11〕。维果茨基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施佩特有关“语言塑造意识”的观点，坚信影响儿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活动而是符号，尤其是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在最后的遗著《语言与思维》中，维果茨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的思维与其说是他与现实的全面的、实践的联系的产物，毋宁说是精神交往的产物——概念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其思维的发展水平。与维果茨基的符号论观点不同，列昂节夫更强调活动尤其是实践活动对人的意识发展的决定作用。活动观点深深扎根于欧陆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思想的土壤之中。从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实践哲学，直到马克思，活动观点一直都是德国哲学家关注的“宠儿”。以马克思为例，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述了一个列昂节夫认为对心理学研究极其重要的原理：以前一切唯物主义对象、现实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活动，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列昂节夫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中，关于人的活动的学说、关于人的活动的发展及其形式的学说，对心理科学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对活动的分析是获得关于心理的反映和意识的科学认识的决定性的关键和主要方法。”〔12〕列昂节夫关于活动的对象性和主体性原则的说明，关于活动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关于活动与动机的相互关系的阐述，关于外部实践活动与内部心理活动相互转变的论证，都可以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找到理论上的依据。

（二）研究对象的不同

方法论上的差异，直接导致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在心理学研究对象和活动范畴在心理学中的作用两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在维果茨基的文献中，活动范畴有两种不同的涵义。首先，是作为人类意识的解释性原则的活动，主要是指人的实践活动。其次，是作为高级心理机能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的活动，主要指的是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在维果茨基看来，作为意识的解释性原则的实践活动，并不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应当研究的是实现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交往活动。在儿童与成人的交往活动中，成人向儿童提供了作为中介的文化工具，并教会儿童利用这些文化工具去组织和控制自己的心理功能。与维果茨基将解释性原则和具体研究对象区分开来不同，列昂节夫既将活动看作是心理学的解释性原则，也看作是心理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对此，柯祖林曾批评道：“在讨论人类活动时列昂节夫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分类法，例如生产、正确评价、具体化和不具体化等，这些类目的运用，把讨论的主题变成了社会历史性的，因而是相当抽象的心理学的课题，与高级社会范畴无直接联系的行动和操作在心理学的范围内得到了实现。”〔13〕也就是说，一方面列昂节夫将活动作为心理学分析的基本单元，详细分析了活动的类别、形式和结构特点；而另一方面，由于活动概念的社会学性质，他又不得不在心理学研究中突出动作概念的地位。动作由于既包含了对象活动的基本要素和全部特征，又服从于一定的目的，并依存于引导活动的动机，因而被列昂节夫学派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得到了广泛研究。例如査波罗热茨对知觉动作的研究，津琴科对记忆动作的研究，加里培林对智力动作按阶段形成的研究等。

（三）对人类心理发展的不同理解

通过对传统心理学的批判，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放弃了“精神心理学”从人的主观世界解释意识现象的企图，转而将目光放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外部客观世界中找寻意识产生的根源。因此，意识发生的内化论成为两人共同的选择。根据内化理论，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机能不是从内部自发产生的，它们只能产生于人们的共同活动和交往之中，然后才可以转移至内部。这种内化的观点被维果茨基总结为人类心理的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一切机能都是两次登台的，都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起初是社会方面，后来才是心理方面；起初是人们之间的属于人际的范畴，后来才是儿童内部的属于心理内的范畴。这一原理无论是对随意注意、逻辑记忆、概念的形成还是意志的发展都是同样适用的。”〔14〕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都强调儿童心理发展的机制是对社会经验的内化。但是，他们对内化的具体理解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维果茨基的内化观与他的活动观、中介观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根据维果茨基的解释，人类意识的发展是个体在活动和交往的过程中通过掌握符号系统（语言），在对低级心理机能改造的基础上形成了高级的心理机能。在此过程中，活动（交往）是载体，中介是手段，内化是结果。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维果茨基强调内化是对已有心理机能的改造，心理和意识是第一性的和原发的，而不是被活动制造出来的。列昂节夫对内化机制的理解则与维果茨基有很大的差异。在他看来，人类掌握社会历史经验的机制是从外部实践活动向主体内部心理活动的转变过程，内化的实质是将外部实践活动的动作形式转变为在意识方面进行的动作形式，只不过是经过了概括化、言语化和简缩化，而这种转变发生的前提条件则是外部活动和内部活动具有共同的结构。换句话说，活动与意识的统一原则被列昂节夫理解为外部活动和内部活动结构上的同一，内化过程也就成了具有相同结构的不同类型活动之间的转化。在这里，内化不是把外部动作系统移置到在活动发生之前就已存在的意识里，而是形成意识，活动成为了第一性和原发性的东西，意识则是由活动制造出来的〔15〕。

三、文化—历史活动心理学：两种理论整合的可能性

在分析了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与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差别之后，一个相应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两种理论是否可以整合以及如何整合。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维果茨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就为两者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对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的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维果茨基主要强调文化性的符号工具和交往对人类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意义，较少关注人类实践活动的作用；列昂节夫则详细阐述了活动与作为心理功能的反映之间的关系，以及外部动作如何内化形成新的心理功能的问题，而文化对个体活动形式的塑造作用则被忽视了。因此，想要整合两种理论就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分析单元，能够将活动因素和文化因素辩证地统一起来，进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ultural-HistoricalActivityTheory）。目前，已有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尝试两种理论的整合，这其中以恩格斯托亚姆的努力最有代表性。

恩格斯托亚姆是当今活动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恩格斯托亚姆以中介范畴为分析的逻辑起点，整合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的思想，构建出第三代活动理论〔16〕。在恩格斯托亚姆看来，苏联活动理论学派虽然主张要想理解个体的活动和心理过程，就必须要将孤立的个体放回到社会生活之中，分析集体的社会共同活动。但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却是以个体活动为主，并没有明确地将活动置于社会的脉络和结构之中加以理解。这个问题在列昂节夫理论中显得尤为严重。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缺少了文化的地位，而正是文化塑造了个人的活动形式，提供了介于个人活动和赋予个人活动以意义的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恩格斯托亚姆坚持从宏观层面对活动系统的社会学分析，提出了活动理论的“三角模型”〔17〕。在三角模型中，活动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系统，包括了六大元素（主体、工具、客体、规则、共同体和劳动分工）和四大系统（生产系统、交换系统、消费系统和分配系统）。该理论模型突出了人类活动的文化特征，将法律、道德、社会规范、价值观、信仰等社会文化因素同样作为中介因素纳入到了模型之中，实现了在中介范畴之下对文化—历史因素和活动因素的整合。近年来，恩格斯托亚姆逐渐地认识到，封闭的单一活动结构对文化的多样性缺乏敏感性，忽视了不同文化、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问题。因此，他引入了“潜在共享客体”的概念，作为联系不同活动系统的活动对象，以相互作用的多种活动系统作为分析单位，推进不同活动系统之间对话、合作的实践研究，从而开拓了活动理论的新领域〔17〕。至此，对活动的分析已经从个体层面、共同体层面发展到不同文化层面，而且越来越真实和贴近生活。

作者：李晓辉 单位：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