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系科建设及发展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心理学系科建设及发展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一、心理学实验室与心理学会

心理学实验室对于心理学系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的重要基础设施。西南联大心理学组在艰难的历史时期还是建立了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实验室所在的教室目前被作为西南联大旧址保留下来，成为目前西南联大唯一的建筑。据张世富回忆，这间教室的一半是一个小教室，另外一半是心理学实验室。同时这里也是哲学心理学系心理学组的办公场所。［2］周先庚个人档案资料中收藏着他于1938年7月间在蒙自分校时手绘的心理学实验室平面设计图（见图1）。心理学实验室的实验仪器都是辗转千里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运来的。该心理学实验室不仅供本系学生使用，而且还曾多次供其他学校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参观学习，增进了学生对心理学实验研究的理解。如1943年秋周先庚曾执教当时昆明昆华师范学校的教育心理学，他于当年12月10日带领该校三十七、八班的学生参观了该实验室，学生们被多件实验仪器所吸引，深刻理解了做教师应该以科学的方法去了解学生心理的重要性。［3］1944年再次联系昆师学生前来参观之前，周先庚专门通知敦福堂、曹日昌、张世富、宋宝光、蔡孔德、魏鋹、洪世廉等五人亲临现场给学生们进行讲解和演示。实验室的建立反映了当时以周先庚为代表的教师们对心理学自然科学性质的认同，同时也对当时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培养和训练突出了科学倾向性。周先庚1926—1930年在斯坦福大学实验心理学家沃特迈尔斯（WalterR.Miles）指导下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受到过实验心理学的专业训练，并且擅长心理学实验仪器的研制和开发。任教清华之后，周先庚与1926级心理学系学生牟乃祚合作编写了《初级心理实验》作为心理学实验手册，共收录46个实验，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国外心理学实验手册或相关著作。1932年该手册由清华大学心理学系铅印出版供学生们使用，这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编著的心理学实验手册。这个实验手册在西南联大期间也被学生们一直参考使用。目前在周先庚档案资料中保存着刘民婉、曾本准、彭瑞祥、蔡劼等人大量的高级心理实验课程的实验报告以及一些实验心理学读书报告。从这些实验报告和读书报告可以看得出当时学生们在心理学实验技术与方法方面的训练是严格而专业的。当时都是学生们相互之间轮换着做主试和被试，由于当时心理学组的学生人数很少，不够主试和被试的分配，周先庚就自己做主试，学生做被试，帮助他们完成实验的流程。1941年3月7日，蔡劼在“对于颜色的美感和嗜好”的实验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实验不在乎精确结果之获得，而在方法之训练，以便将来尝试于这方面的实验及娴熟的应用方法，觅取各种色觉正确的结果。”［5］这种实验心理学的训练和培养，一方面对西南联大期间心理学学科建设朝着科学方向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其中一些学生后来走上心理学研究道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的心理学组师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对心理学保持着较高的学术追求，组织成立了一个联大心理学会，维系着师生们对心理学的热情。1942年度心理学会共由周先庚、敦福堂、曹日昌、郑丕留四位教师、李家治、倪佩兰两名毕业生以及19名各个年级的本科生参加。心理学会召开一些座谈会或演讲会，邀请一些老师进行演讲，如樊际昌曾经进行过一场以“思想与言论方面的心理问题”为主题的演讲。该心理学会还担负着迎新生、送毕业生的责任。这个组织的运行费用由教师和学生们缴纳的会费支出，如果是迎新生、送毕业生，所需费用则再由教师和部分学生另行捐赠，如1944年度送毕业生时，周先庚捐赠200元、敦福堂100元、曹日昌100元、王启文100元、蔡孔德100元、魏鋹100元。有时候该心理学会还接受其他方面的捐赠，如范准在1943年度捐了200元①，他是西南联大教师，1940年度电机工程系毕业生，因为范准有一些个人心理困扰，经常向周先庚请教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和问题。

二、心理学组的学生培养

（一）课程设置心理学组的课程设置是相对系统、完整的。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有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心理测验、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工业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原名“变态心理与精神卫生”）、生理心理学、理论心理学等12门，总计50至63学分。另外还曾开设儿童心理学、人类心理学专题研究、初级心理实验、心理生物学、高级实验心理学、心理问题、比较心理实验、心理卫生、青年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实验、诊断心理学等12门专业必修课程，由于这些课程的开设并不稳定，曾各自开设过一两次，故未计入必修课程学分的总数之中。［6］135开设过的专业选修课有动物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研究、高级比较心理学、心理学史、高级心理实验、学习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实验等7门。从这些课程来看，其中实验类的课程多达5门，反映出当时心理学组充分利用心理学实验室，培养学生们在实验方面的专业素养，也反映出以清华大学心理学为班底的西南联大心理学组对心理学实验方法的侧重和强调。另外，从目前保留的一些资料来看，心理学组的一些课程对学生的考核要求是比较高的。例如，赵婉和讲授过的“心理卫生”课程，列出了几个题目，要求学生们观察身边具体人物的个人心理状况与环境的相互影响：“①描写一个你所知道的‘内心冲突’的人，他所常用的是哪种顺应方式？应用这种顺应方式曾否产生过流弊？②描写你所知道的四个人：一个是自身抵抗力弱而环境压迫力小的，一个是自身抵抗力弱而环境压迫力强的，一个是自身抵抗力强而环境压迫力强的，一个是自身抵抗力强而环境压迫力小的，哪一个人的心理比较最容易健康？哪一个人心理比较最容易失常？”［7］另外，学生学期末还要提交学期论文。例如，研究生宋宝光提交的学期论文为《愉快的生活是如何获得的：改造一个有自卑感的女生的经过》，该文详细记述了一个中学教师改造一个心理有疾病的女学生经过的个案研究。［8］其中对女学生的家庭环境、精神状态以及教师通过这名女学生的作文发现其重年经验中创伤性经历都有着细致的描写，可以明显地看到该案例中有着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取向，这与任课教师赵婉和于1934年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曾跟随莱曼和戴秉衡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接受过精神分析的训练有着密切的联系。［9］她还进行过儿童行为指导心理治疗工作，前后长达六年，也曾在北平精神病院从事过两年的心理卫生工作，在协和护士学校兼职教授过三年级护士应用心理学，在北京大学兼职两年，讲授过普通心理、儿童心理、青年心理和心理卫生等课程［10］，因此她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和临床实践经验。

（二）学生名录及毕业论文心理学组自1938年秋开始招本科生，一部分生源是因其他大学内迁（如北京师范大学）而肄业的学生，一部分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未满学业的学生。前者属于西南联大的学生，后者仍属于清华大学学生。当时每年招录的学生很少，基本上是学生人数比教师的人数还少。同时，学生来源以及系别的转入比较复杂，以下表1为西南联大心理学组历年毕业生名录及其毕业论文情况。另外还有一批曾在心理学组就读过，但最后因各种原因未能从心理学组毕业的学生，包括林蒲美、侯绍邦、李春辉、李德礼、李应智、王隶容、马启勋、吴仁寿、杨琎熙、饶健等十人。从整体来看，当时学生的流动性是相当大的，毕竟是战时临时组建的大学，以接收其他许多大学未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为主。学生生源的流动性既体现在校际间的流动，也体现在当时在其他学校学习过心理学、教育学专业的学生纷纷转入西南联大心理学组。还有校内生源的流动，有一些其他专业，如外语系、电机系、航空工程系等的学生在二、三年级时会转入哲心系心理学组。当时学生需要修够学分才能毕业，他们在以前院系的考试科目达到及格标准可以计算学分，否则不能计入学业成绩。心理学组的部分学生因未能修满学分而留级或未能毕业。从心理学组学生毕业论文的类型来看，包括研究（8篇）、翻译（9篇）、实验（3篇）、统计（1篇）四类。有些年度则因为情况特殊，毕业生免于做毕业论文。这些毕业论文其中尤以实验类文章的科研水平为最高，这些纯学术性的基础研究，能够站在当时心理学的前沿，探索着未知的心理学知识。同时，这些纯学术性研究是当时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即渗透着抗日精神。田汝康的学位论文即为例证之一。1940年7月，田汝康从西南联大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并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其毕业论文是在周先庚指导下完成的一项实验研究，题目为TheabilitytojudgesexfromChineseandEnglishhandwriting（从汉文和英文笔迹评判男女性别的能力），该论文讨论到，自从国外关于笔迹的理论提出之后，相继很多研究探索有哪些笔迹特征可以区分出来，例如笔迹和诚实与否的关联，但是后来也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田汝康则选择了笔迹书写者性别的判别为研究主题，并评述了当时西方心理学界多项以英文笔迹判断性别的实证性研究。田汝康选择了男女大学生各12名，分别用毛笔、钢笔、铅笔书写了12个汉字的一句话，另外还让一些大学生用钢笔书写了一句英文，总共96句中英文的句子，分成四组作为实验材料，让150名（男、女生各半）被试对这些材料书写者的性别进行判断。其结果发现，男生、女生所做的书写者性别的判断在正确率上没有差异，男生的判断正确率仅比女生好那么一点点。田汝康还发现，英文笔迹的性别判断的正确率要好于对汉字笔迹的判断，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写汉字爱模仿书法家，从而导致汉字笔迹的性别判断不容易准确，而英文书写中不存在模仿书法作品笔迹的情况。由此文可以看出，田汝康在周先庚的指导下受到了严格的心理学训练。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时候，田汝康并没有忘记身边抗战的硝烟，他给被试提供的12个汉字的书写材料为“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3］，这是浸透着抗战热情的纯学术研究！在该手稿正式封面上的英文标题后面列有一个罗马数字“Ⅰ”，显然，田汝康在当时有可能计划开展一系列相关的研究。［14］在心理学组毕业生的论文中，另外一篇研究价值较高的是周先庚与敦福堂共同指导王启文完成的《汉字俗字之心理的分析》。心理学组的学生能够关注到汉字的心理学研究与行政负责人周先庚早年在美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开展过系统的汉字心理的实验研究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中国文字在演变过程中遵循着由繁而简的原则，同时在近代的字汇、辞典之中往往会出现一个汉字多种写法的情况，这是本为同一个字，却又另作他字来代替的现象。由篆变隶是化繁为简，而俗字简写的多种写法，不啻由简而繁。这显然与学习效率经济性原则相冲突。王启文首先对六部字典进行比对，筛选出513个俗字和简写字作为研究材料，从文字学的角度将这些俗字或简写字的产生来源进行了分类。王启文指出，俗字的产生不完全是文字学上的问题，而心理因素实际上居重要地位，而心理因素包括字形本身影响以及学习者对于字形的辨识。同时，刘廷芳、周先庚、敦福堂汉字心理方面研究表明汉字字形具有格式塔特征，俗字的产生同样与这种格式塔特征相关联。王启文总结道：“俗字产生之心理因素，一为记忆模糊产生之结果，一为简易化之心理的要求。记忆模糊不清则产生笔画比例改变，笔画脱落，形位改变，类化作用及造形倾向之表现。简易化趋势则为，改变字中笔画含混之画数，变为简洁易书之画数，或省略字形之一部分，或保存字大概轮廓，改写为简易之画数，或以同音画数较少之字代替画数较多之字，或保存字之意义改成画数简单之会意字，或采用草书而改成正楷。因此种种之因素于正字之外衍成俗字及简写字。”［15］这篇毕业论文在工作量方面无疑是很大的，作者将《辞源》上的9969个汉字都做成卡片，注明部首、集部、笔画数以供查对，又从其他五部字典中查出《辞源》未收录的1576个汉字，从这些汉字中选出六部字典中都有的4186个字，再参考《康熙字典》判断其中的一些汉字是否为俗字或简写字。同时又采用了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对俗字的产生原因进行了解释，最后还为汉字的改革提出一些颇具参考价值的意见。

（三）研究生培养美国空军部队的一名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心理学系的工作人员皮克（A.J.Peeke），因为视力不适合飞行员工作，同时又不想抛弃心理学专业，故赴西南联大研究院就读心理学研究生，经过教务长潘光旦和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批准办理了正式入学手续。但因时清华大学研究院下属的心理学研究部并未正式招生，皮克只能以特别研究生名义就读。皮克读研究生是半工半读的性质，再加上课业较难，皮克仅读了半年就退学了。1943年5月31日，周先庚呈书吴有训院长、潘光旦教务长请求恢复清华大学研究院心理学部和招收研究生的工作。其理由包括：（1）各学系早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唯独心理学部未恢复招生；（2）几年来，工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以及一般社会民族应用心理问题亟待研究解决，社会对心理学的需要很多，“问题上门，无人才担任”实在可惜；（3）美国空军的皮克就学只能以特别研究生的名义，名不正言不顺；（4）1941年航委会计划的心理分析研究工作因无研究生充当助手不得不撤销；（5）心理学组的教师都致力于维持心理学专业的工作。因此，恢复心理学部并招收研究生事宜实为刻不容缓之事。同时，周先庚也希望校方能够催孙国华、藏玉洤返回西南联大主持系务工作，因为当时周先庚正为家庭负担（儿子伟业患病）所累。［16］虽然心理学部的恢复工作有一些波折，但最后还是获得了学校评议会的通过，并于当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周先庚任心理学部主任。招录的研究生有1942年度的美国人皮克（A.J.Peeke），1943年度的彭瑞祥、王启文，1944年度的张世富、宋宝光、范祖珠，1945年度的倪连生［17］507，但是最终能完成研究生学业的学生并不多，这是因为尽管当时社会动荡，局势不稳，西南联大的研究生课业难度一点没有降低，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准。

三、心理学应用的开拓

（一）军事心理学实践1943年冬，周先庚经过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介绍，应邱清泉的邀请并为其筹划创办军官心理测验所。［18］此后直至1945年3、4月份，周先庚一直在与邱清泉筹划进行军官心理测验，但基本上是停留在纸面上，基本上没有开展实质性心理测验活动。［19］1945年3月，曾在北平协和医院与周先庚合作过的莱曼（Lyman）邀请他与莫里（Murray）合作用心理学技术为中国国民党军队选拔伞兵。供职于“战略服务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简称OSS）的莫里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主题统觉测验（TAT）技术创始人。周先庚认为借助心理学、医学和社会学等方法选拔伞兵入伍，这是学术应用于实践的好机会，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也是很光荣的事情，就答应带领自己的学生参加这项选拔工作，并担任测验小组的中方负责人。5—7月，周先庚同莫里等人开始了伞兵选拔工作。周先庚作为中方负责人，邀请参加测验工作的人员多为西南联大心理学组的同事、研究生或毕业生，参加人员有曹日昌、范准、田汝康、马启伟，其中范淮是西南联大教员，电机工程系毕业生。后来重庆国立中央卫生实验院的丁瓒及其助手赵婉和也参加了进来。1945年7月底，莫里、莱曼等完成了伞兵选拔工作准备回国之际，受到邱清泉之邀，通过对一对中国军官进行心理测验以演示测验方法和程序。当时的测验小组成员包括莫里、莱曼、戴秉衡、陈郁立、周先庚、丁瓒、曹日昌、田汝康、黄德才、范准、马启伟、卢濬、赵婉和、傅愫斐、宋宝光、张世富、张绍桂等。在美国专家回国之后，周先庚又带着林宗基、黄德才等人仿照莫里的测验方法并加以精简，于1945年9月17—19日、11月19—21日，1946年1月12—13日分别对五军45师54人、96师38人、18军118师山炮营第6营46人共计168名军士进行了测评。［18］周先庚在主持和参加军官心理测验和伞兵选拔测验的过程中，不仅完成了为军队和战局服务的任务，还利用实践机会培养了学生，在伞兵选拔心理测评期间，周先庚有时候就带上一些心理学组的学生进行见习。他还指导学生完成了军事心理学方面的本科生学位论文，例如孙际良的《军官心理测验之实施》。另外，周先庚指导田汝康和戴寅于1943年，刘民婉于1944年翻译了波林（E.G.Boring）和瓦特（M.Water）主编的PsychologyfortheFightingMan（《战士心理学》），后来部分内容以《战斗员所应知道的心理学》为题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上，总共连载了70期。这反映出周先庚虽然在那个特殊时期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心理学的实践工作上，也依然把精力用在培养学生的工作上，尤其是利用实践的机会，在满足实践需要、社会需要的同时积极培养学生。［19］在伞兵测验期间，周先庚和几位各有研究专长的心理学家聚集在昆明共事，周先庚很希望这些学者能够在西南联大任教，开展一些教学活动。例如他曾由冯友兰向西南联大校方转交一信函，希望能够聘请戴秉衡和丁瓒到校任教，并获得了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校长签章的信件，希望周先庚能“代为函约”［20］。另外，赵婉和于1945年下半年受聘在西南联大开设了《心理卫生》课程。

（二）心理服务社与青年问题顾问处抗战爆发前后，周先庚收到了美国旧金山市“心理中心社”寄送的多份宣传资料。该社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其目的在介绍科学心理学之事实与原理，特别注意其在个人与社会生活中之实际应用。其服务内容涉及：普通谈话服务类（家庭关系，性与婚姻问题，惧怕，烦恼，忧愁，饮酒问题，其他个人困难问题）、职业指导服务（职业与教育测验及指导）、父母子女问题（婴儿、儿童与青年行为问题，愚蠢、迟钝儿童问题）、诊断补救教学（阅读指导，写字，算术困难）等方面。受此激发，在1938年至1940年两个学年中，周先庚在西南联大应用心理学班上与同学们讨论这些传单内容，当时就计划在昆明开展这项工作，并且考虑到中国实际情形，改拟了实施方案。但是后来因课业繁忙未能实行。1939年间，周先庚组织了昆明心理学界的同仁每月在大西门内文林堂举行非正式的心理学座谈会，以轮流聚餐形式进行。该座谈会是周先庚梦想中的心理服务社的前身，陆续举行到1944年。1944年，云南省立昆华师范学校学术研究委员会心理学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哲学心理系心理学组，以及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研究院理科研究所心理学部合作正式成立了心理服务社。呼吁社会人士如有心理询问当尽诚解答，互相研究，并希望以此来奠定现代国家一种新事业之基础。在中国社会中，这类组织是否必要？兴办起来，有何困难？服务人员需要什么资格、态度与训练？最需要这种服务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哪一类最多？周先庚还以“心理服务社之商榷”为题就上述问题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21］这项工作虽然经常被周先庚鼓动宣传，而且当时人人都觉得需要，但是限于财力与人力，虽有其名，但并未真正开展相关的心理服务工作。1945年，文林堂牧师张绍桂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倪中方热心推动，联合周先庚决定在文林堂成立一个机构组织，举办社会服务工作。自1945年1月8日起，周先庚先后组织了五次筹备会，这一机构才正式成立。因这项工作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先后约定西南联大体育主任马约翰、训导长查良钊，教育系主任陈雪屏，理化系主任许浈阳，社会系主任潘光旦，及教育系教授胡毅、陈友松，共同交换意见，讨论筹备创办“青年问题顾问处”，这是周先庚心目中“心理服务社”具体服务实施的开端。顾问处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心理（周先庚）、娱乐（许浈阳）、健康（马约翰）、求学（胡毅）、职业（倪中方）、交友（张绍桂）、留学（陈友松）、婚姻（陈雪屏）、信仰（查良钊）、家庭（潘光旦）等。该顾问处自1945年3月5日至6月13日共开展了十周工作，曾前往顾问处请求顾问并进行登记的共57人，96人次。［22-23］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心理学者和教育者积极开展青年指导实践工作的情况。除了上述开展心理服务的组织机构的努力之外，周先庚还到各机关开展心理学讲座，传播心理学知识，推动心理学在社会上的应用。1943年5月11日、6月6日，周先庚应邀前往云南省警务处警察训练所做了“供词心理：说谎侦查器使用法”的演讲。8月3日，又在绥靖公署及宪兵查缉队警察局侦察队圆通公园警训所做了同样内容的演讲。9月17日，周先庚经由国民政府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政治部第一科科长余坚介绍与主任周泳南会面，并在该训练团上做了一次“心理学与军事”的演讲。10月，周先庚又在昆明农校美空军第一招待所、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上做了同一主题的演讲。1944年2—3月，经由樊际昌举荐，周先庚在昆明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上开始授课，从第一期到第六期为学员讲授了日用英语、作文、笔译等内容。1945年4月10—13日，周先庚为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党务干部训练团做了“群众心理”的主题报告。1945年12月27日起，周先庚经由西南联大教育系陈雪屏介绍，接受了云南省地方行政训练团主任教官张克定聘请任“社会心理”讲师，为该团第十七期国民党党员干部训练班做了“人事心理”的演讲，此后于1946年1月10日、17日分别做了“群众心理”和“领导心理”两次演讲。1946年3—5月被第十九期训练班聘为“教育心理”和“应用心理学”讲师。另外，周先庚还为昆明广播台撰写科普性稿件，分别于5月17日、7月5日播出了《催眠术之历史与性质》和《被催眠会不会做出不道德的行为？》两篇广播稿。

（三）心理学在工商管理上的应用1935年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时期，周先庚就曾与陈立、陈汉标等人一起开展过工业心理学的研究，并于1936年同陈汉标发表了《中国工业心理学之兴起》的长文，积极推动心理学在工商业中的应用。在西南联大期间，周先庚让学生张世富在平绥铁路南口机厂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工厂建议制度》的毕业论文。另一方面，他还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心理学与人事管理》《交通与工业安全问题》《工商心理漫谈》等文章呼吁心理学在工商管理方面上运用。1942年底，周先庚到昆明中央电工器材厂参观考察，寻求合作和开展工业心理学应用的机会。该厂总经理希望西南联大能够代为训练人事工作方面的人才。周先庚经过与校方商议，社会学系和心理学系可以开办一个训练班进行人才的培养，还可以先由一些同事、学生进行一些实习性的研究实验，具体包括：建议制度的建立；人事纠纷的调节组织机构；人与事、工与职的考察调整；精神动力的产生；研究成果的宣传和发表；人事部的行政机构试验等。周先庚提出，“一切（以）厂内迫切问题迅速解决为目标，绝非空洞不切实际之学校式学科所可以比拟”［24］，同时还委派学生戴寅到该厂进行实地考察。1943年4月2日至8月13日，周先庚举办了工业心理学讲习班，共20讲，每周五下午3时至5时进行讨论，指导研究，晚上6时至8时进行讲授和讨论。这种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在当时战争阴霾之下尤为可贵。

四、简评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艰难的时局之下，保留与传承着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这样的奇迹也体现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心理学学科方面。心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但是这种阻碍并没有彻底截断其血脉，这种血脉在重庆、昆明这样的大后方得到了传承。一批执守在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心理学组的师生，在周先庚的领导下完成了心理学学科力量在抗战时期的组织、建设和发展，无论是在国际心理学合作与交流的层面，还是在国内心理学人才的培养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国际心理学交流与合作方面，以抗日伞兵突击队选拔心理测评为契机，周先庚与莫里、莱曼、陈郁立等西方心理学家展开了一次服务于抗日的军事心理学合作，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周先庚为负责人的中方测评小组中的多位成员最后考取了出国留学或进修的名额，并在莫里、莱曼协助下赴美访学或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如丁瓒、范准、赵婉和、马启伟。曹日昌和田汝康则考取心理学留学生名额远赴欧洲留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田汝康后来改学人类学）。同时因为周先庚也是抗日战争期间唯一在册的美国心理学会会员，在昆明美军基地服役的心理学者格里恩（W.D.Glenn，Jr.）因退役即将离开中国之前，也曾慕名前去拜访，并将许多心理学书籍和资料赠予周先庚。周先庚利用能够获得美国心理学界信息的优势，经常将心理学最新的资料和信息，带到课堂上与学生进行讨论和交流。1947—1948年，周先庚赴美访学期间与上述学者在美国都有过互动。抗战八年期间，因为战争的影响，中国心理学留学生派出和回国的人数都到了低点，东西方心理学的交流和互动几近中断。而在抗战末期，西南联大心理学组则成为当时东西方心理学交流和互动的一个中心，这种交流和互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心理学组虽然是西南联大时期的一个较小的系科，但它的发展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系科，依然发挥着其学科特点优势，培养了具有实践精神的心理学专业人才队伍。心理学组一方面坚持正常的教学和学生培养，同时还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开展军事心理学实践，心理服务社的筹划以及青年问题顾问的活动，周先庚还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向大众普及心理学知识，这些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心理学实践活动。西南联大时期心理学组从课程设置到学生培养，再到心理学实践活动的开展，既带有心理学实验性倾向，又带有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实践性服务活动。实验心理学是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基石，心理学的应用和普及又是心理学生命力的源泉。如果说西南联大心理学组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历程上留下了遗产的话，那就是对心理学的实验取向以及心理学应用性的坚守。尤其要指出的是，其中多位西南联大的心理学毕业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改革开放之后，都为心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如林宗基、范祖珠、张世富、李宗渠、李家治、彭瑞祥等人，西南联大时期心理学系科发展的特点在他们的一些研究中均有所体现。

西南联大不仅在心理学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的传承作用，在心理学的物质文化传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心理学仪器、图书资料的保存和使用。抗战爆发前，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在实验仪器的购置以及实验室的建设方面花费巨大。内迁时心理学实验仪器辗转运抵昆明后虽然有相当的损耗，但依然成为当时实验室建设的基础。战后复员时这些仪器运回了清华大学，经修缮之后再度运用于教学与研究之中。西南联大哲心系时期心理学图书资料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使用，并且还有少量英文图书资料的添置。在周先庚档案资料中保存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书籍簿”一册、“图书登记出借簿”两册，前者详细记载着心理学期刊、图书的基本情况，后者详细记录了当时心理学组师生的出借、归还图书资料的情况，字里行间浸透着心理学师生刻苦学习的读书精神。这些心理学图书在复员后运回了清华大学再次在心理学教学与研究中发挥作用。

作者：李艳丽 阎书昌 单位：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系 河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