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语言学学科建设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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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提高检索效率为目标构建情报语言学学科知识体系

尽管图书情报学界对《情报检索语言》一书好评如潮，但张琪玉先生并未停止其学术探索，又于1987年出版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教材《情报语言学基础》[5]，1997年出版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情报语言学基础》（增订二版）[6]，鉴于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的扩展，创造性地提出了比“情报检索语言”更具覆盖性和概括性的学科名称——“情报语言学”。1997年增订二版《情报语言学基础》与1987年版《情报语言学基础》和1983年版《情报检索语言》相比，更为系统、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张琪玉先生构建的情报语言学学科知识体系，它包括：情报语言学一般问题、情报检索语言基本理论、不同类型的检索语言、分类法主题法一体化检索语言、情报检索语言基本方法、文献分析与标引问题、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情报检索计算机化与情报语言学的发展。这个学科知识体系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反映了信息环境、信息技术发展对情报语言学的影响和提出的新要求，其深度和广度均是世界级的，可以说走在了国际前列。笔者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随张琪玉、曾蕾两师等学习“情报检索语言”课程，在年少懵懂的岁月里，并没有体味出张琪玉先生开创情报语言学的非凡之处，只是感到很有学问。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个人学识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张琪玉先生对情报语言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很多，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对情报语言学知识的理论化、系统化和精密化。在张琪玉先生之前，情报语言学的局部问题研究早已有之，如张琪玉先生的老师——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对图书分类法、主题法有深入、精到的研究，武汉大学的皮高品先生也是图书分类法的研究大家。在欧美发达国家，除了分类法之外，主题法的研究也已比较深入，如兰卡斯特（F.W.Lancaster）教授的《情报检索词汇控制》[7]，是高度概括主题检索语言的微观结构和功能，并将两者融为一体的权威著作。但是抓住检索用语言的本质，从一个统一的角度，用统一的方法来研究，使得“各自为政”的分类法、主题法以及自然语言检索等的研究能够在高于各自原有层次的、统一的框架内得到发展，并相互联系、相互借鉴，则是张琪玉先生的贡献。华东师范大学范并思教授曾经做过精辟的评述，认为：“与图书馆现代化相比，检索语言研究有更多的创新意义。图书馆现代化研究是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领域，而检索语言研究却基本属于中国人自己创立的领域。在张琪玉以前，国外还没有人能在‘情报检索语言’的书名下将检索语言理论的内容讲述得如此系统而精密。”

笔者以为，东西方在学术研究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传统。西方学者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问题，他们往往从局部出发，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把局部研究得非常透彻、精致。但是较少有人会跳出局部，纵览、俯视不同的、分散的局部，用一种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统一的视角将它们联系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而东方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有着对研究领域的知识进行学科化、体系化的传统，张琪玉先生则是图情界的杰出代表。他集东西方学术研究风格于一身。《张琪玉文集》中的著作编年目录充分反映了他的研究特点：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有微观的深入透彻分析，又有宏观的抽象综合性研究。[9]笔者以为，张先生在情报语言学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欣然接受了外来的有益知识，另一方面又发挥了中国学术传统的优势，从事物的本质规律出发构建知识体系。他认为，各种检索语言都是在寻求更佳的检索效果过程中创制出来的，都是表达一系列概括文献情报内容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概念标识系统，其职能是作为检索系统的语言保证，其核心问题是检索效率。所以，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在情报检索语言的概念下，对它们进行综合研究，可以找出它们最本质的东西以及它们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相同或相异之处，概括出它们影响检索效率的共同规律，以及有效地改进和创新的途径。情报语言学正是在对各种类型的情报检索语言以及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问题作统一研究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10]1.2界定探知的相关主体张琪玉先生在创立情报语言学知识体系的同时，对探知的相关研究主体作了明晰的界定。这些界定集中体现在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所撰写的相关词条中。“情报语言学”提供了情报语言学的定义、研究目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相关学科等界定，“情报检索语言”[12]提供了定义、作用、优点、构成、基本功能及实现方法、对检索效率的影响因素、对情报检索语言的共同要求、类型等界定。这些界定完整、清晰地勾勒出情报语言学的学科概貌。为了满足构建情报语言学学科知识体系并界定相关主体的需要，张琪玉先生创造和规范了许多名词术语和概念的表达方式，后来被同行们接受，成为大家的共同语言和共同的表达方式。例如，为了说明“整体与部分关系”及“全面与某一方面关系”在情报语言学领域也是一种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之间的关系，他自造了“隶属关系”一词，以避免与“属种关系”一词混淆。又如，他坚持使用“分类法与主题法”、“分类法主题法一体化”，而不用“分类与主题”、“分类主题一体化”。他创造和规范的专业术语集中体现在《情报语言学词典》[13]中。该词典收录情报语言学总论、分类法、主题法、自然语言检索、索引法、文献标引和情报检索以及其他相关的名词术语2300余条，对某一意义上互相有联系的名词术语采取设立并列词条的方式，使得词义在相互联系中更易理解，并精简释义。这部词典帮助人们理清专业术语，并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统一的情报语言学术语体系，从而提高学术交流效率。

2以深化情报语言学研究为己任拓展

研究范围、提高学术辐射力情报语言学的发展并非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吸收了图书情报学子学科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营养，拓展了自身的研究范围和发展空间，同时又对其他学科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情报语言学创立初期，一般认为它是图书分类学的一个学派。或者说，情报语言学的母体学科是后者。但是如果对张琪玉先生《情报检索语言》出版前后国内编写的各种图书分类学、文献分类学教材进行对比分析的话就可以发现，情报检索语言思想对其母体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教材不同程度地采用张先生的体系、概念、方法，对自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大提升了学术水平。可以这么说，情报语言学源于图书分类学，又反哺于图书分类学，进而高于图书分类学。张琪玉先生指出，情报语言学的相关学科有：索引学、目录学、语言学、术语学、逻辑学、知识分类理论、计算机科学等。[14]张琪玉先生认为，情报语言学成果的主要应用领域就是索引和数据库的编制工作。可以认为，情报语言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索引和数据库的改进和创新。所以，它与索引学的关系极为密切，有些问题是两者共同的研究内容。基于这样的思想，他在索引学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除了撰写大量学术论文（主要发表在《中国索引》上）以外，还编著了《图书内容索引编制法》[15]、《张琪玉索引学文集》[16]等相关著作，形成了丰富的张琪玉索引学思想，数据库就是现代的索引为其索引学思想精髓。[17]术语学与情报语言学关系密切。张琪玉先生认为术语学对情报语言学的重要性在于：术语是指称概念的规范化符号，情报检索语言的语词（标识）则是指称文献主题概念的规范化符号，术语与情报检索语言的语词两者存在着本质的一致性。从这一角度看，术语学与情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是同一事物，情报语言学所研究的是如何编制用于情报检索领域的“术语词典”——分类表、词表、代码表。他认为术语整理工作的要求与情报检索语言的选词、规范化处理和显示概念关系等的要求都是一致的。所以，术语整理工作成果是情报检索语言选词的主要来源和进行规范化处理及建立概念间关系的重要依据。情报检索语言编制中的失误，有很多是忽视对术语整理工作成果的利用所造成的。[18]张琪玉先生有关术语学的思想在网络环境下得到了印证。如果说情报语言学与索引学、情报语言学与术语学分别是应用、吸收的关系的话，情报语言学对档案检索则产生了强大的辐射作用。80年代末以来档案检索教材、研究方向从无到有，[19]有些学者尝试将张琪玉先生创立的情报语言学档案化[20]。一些专家坦言档案检索理论研究的欠缺，不利于档案检索实践水平的提高，指出应注意吸收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成果并运用于档案检索的研究。如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等1990年编著的《档案检索的原理与方法》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参照图书馆学情报学中的情报检索教材，对档案检索作了新视野的阐述，受到广泛的欢迎。[21]从上可知，张琪玉先生创立的情报语言学在档案学界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但是引发档案检索课程和教材全新改革的，是张琪玉先生本人。1989年，他编写了国内第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档案检索教学大纲》[22]用于空军政治学院图书档案系档案专业本科教学，又于1993年主编出版本科教材《档案检索》[23]。他还曾撰文阐述情报检索语言在档案检索中的应用。[24]张琪玉先生将其创立的情报语言学应用于档案检索，这种结合既尊重了档案学、档案工作本身的规律，又给档案检索学科带来新鲜血液，激发了档案检索学科的活力，不啻为对档案检索学科的一次革新。而且张琪玉先生在武汉大学和空军政治学院先后培养的研究生中，有几位在张先生的指引下走上了档案检索的教学科研之路。

3以自身学术魅力为引力形成情报语

言学学术共同体学科的建立与学术共同体密不可分，只有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学科才算真正建立起来，才能不断发展壮大，人才培养才能得到保障。学术共同体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哲学家波拉尼（M.Polanyi）于1942年在其论文《科学的自治》中提出来的。不过他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主要是把科学家与一般的社会群体区分开来。因为他认为，全社会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是一个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社会群体。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将学术共同体与范式密切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学术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25]范式是特定的学术共同体从事某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包括共有的世界观、范例、方法、仪器和标准。它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也就是说，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或者说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会从前科学进入科学时期。由此可见，学术共同体不是单纯的一种人际关系，甚至地缘关系和研究领域关系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在共同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关怀的前提下，以一定的范式凝聚和整合起来的真正的学术组织。笔者以为，张琪玉先生的学术魅力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学者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成为其学术思想的坚定拥护者；同时张琪玉先生的学术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因此，自然而然地，以张琪玉先生为核心形成的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很快就形成了，它并非是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或组织，而是一种“无形学院”，它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情报语言学的发展，使得情报语言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内图书情报学中的显学。我们知道，图书情报学领域中存在着3种范式，即面向信息源的S范式，面向传递过程的T范式以及面向信息用户的U范式。[26]以张琪玉先生为核心形成的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遵循了T范式，并带有自身强烈的特色。

3.1引领范式，造就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

张琪玉先生在情报语言学的开拓过程中提出的追求目标、统一的术语概念、倡导的研究方法、把握的学术走向构成了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的范式要素。首先，张琪玉先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独辟蹊径”，第一个跳出所谓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及其相互关系“三性”争论之圈，提出要改变研究方向，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提高情报检索语言的检索效率，特别是检全率检准率方面来。指出情报检索语言是影响情报检索效率的主要因素，要建成一个高效率的检索系统，必须有高质量的情报检索语言作保证。提高检索效率是情报语言学研究的根本目的。[27]他创立情报语言学的目的，就是要鸟瞰全貌，从更高的层次对分类法、主题法和其他检索语言以及自然语言检索等各种检索方法进行统一研究，吸取各法之长，补己之短，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理想情报检索语言。张琪玉先生这一开拓性的研究，对我国情报语言学理论与实践起到了积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在80年代形成了以张琪玉先生为核心的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发展延续至今，成为图书情报学领域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代表人物除张琪玉先生本人外，老一辈的有国家图书馆刘湘生、丘峰，南京农业大学侯汉清，中国科学院白国应，武汉大学俞君立，华东理工大学陈树年，北京大学马张华诸先生；中年学者有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曾蕾，南京政治学院的戴维民，国家图书馆的汪东波、卜书庆，中山大学的曹树金，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曾建勋、常春，深圳大学的曾新红；青年学者有武汉大学的司莉，北京大学的王军，南京理工大学的薛春香、章成志，南京农业大学何琳，国防大学的傅亮，四川大学的范炜以及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的包冬梅等。其次，张琪玉先生提出一整套专业术语，以满足情报语言学知识体系构建的需要；规范术语表达，为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交流提供共同的概念和术语表达，以节约交流成本，提高交流效率。前一个问题，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明，此处不再赘述。我们知道，情报检索语言强调概念与标识的一一对应，避免自然语言中的一词多义、多词一义以及词义含糊现象，以便提高检索效率。同样，张琪玉先生在情报语言学的创建过程中，非常重视情报语言学自身专业术语的规范。张琪玉先生对于专业概念的使用和表达十分严谨，主张大家使用统一的、规范的术语。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目前情报检索语言的名词术语极不统一，教材和本书的用词和释义有些与其他作者的用词和释义不一致，应以教材为准。虽然并不能说教材的用词和释义是最准确的和标准的，但为了使教授者与学习者有共同语言，这样要求是必要的。”[28]张琪玉先生为了规范专业术语用词和释义，还于世纪之交专门编写了《情报语言学词典》。分支学科出版专门词典，这在图书情报学界可能是唯一的。以检全率和检准率为例，张琪玉先生指出检全率也叫查全率，检准率也叫查准率，但他始终坚持使用“检全率”、“检准率”这两种表达。随着学科的交叉发展，外来学科进入信息检索领域，它们更多地照英语字面翻译，一个recall有多种译法，仅笔者见过的就有呼出率、召回率、回调率和再现率，又把precision译作精准率、准确率和精度，以至于一个简单的基本概念竟然有很多种表达。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学术交流，增加了交流成本，也降低了专业术语的学术美感，显得不上档次。好在图情界都使用比较贴切、精当的术语表达，这与张琪玉先生的倡导是分不开的。第三，总结一套专用研究方法，为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所采用。张琪玉先生并非先认识方法，再按这些方法去研究，而是在研究过程中创造研究方法。他认为情报检索语言的检索效率是其功能决定的，而功能又是由其结构决定的。所以，研究情报检索语言的性能，主要就是要分析解剖其结构。结构功能分析法是研究情报检索语言最为有效的方法。张琪玉先生本人运用得最多的就是结构功能分析法，他还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整套研究情报语言学的专用方法，如历史演进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整理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原理或方法的移植法、理想语言设计法、现用语言改进法、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实验方法等。[29]这些方法多多少少都含有结构功能分析的内容，都是从结构功能分析法中衍生出来的。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充分利用自身的特长，灵活运用这些研究方法，丰富并发展了情报语言学的内容。第四，把握学科发展方向，为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引路。张琪玉先生思想深邃，目光敏锐，在情报语言学发展的进程中，始终站在学术前列，把握情报语言学发展的方向，使情报语言学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向前发展。因此，他是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当之无愧的引路人。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指出，分类法主题法一体化是发展趋势。他以及他的研究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理论探索，并将这些探索应用于《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又如自然语言检索问题。他认为，没有任何控制的检索用语言是不可思议的，至今还没有找到计算机自然语言的十分有效的方法。自然语言和检索语言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它们各有自身的优势，今后的发展趋势是两者的结合或融合，即自然语言的情报检索语言化或情报检索语言的自然语言化。张琪玉先生的论断在目前的网络信息检索系统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如英国社会科学专业门户（Intute）是一个免费、便捷、强劲的搜索工具，它提供了“Thesaurusengine”辅助搜索功能，对搜索入口词汇进行优化。又如AltaVista（现以被Yahoo!收购）的检索词自动联想功能、相关搜索功能等，已被谷歌、百度等众多搜索引擎所采纳，通过对用户自然语言检索表达做出修正性提示和建议，提高系统的用户友好性，丰富用户的搜索体验。这显然是自然语言的情报检索语言化，而且会在今后的网络检索系统中越来越普遍。

3.2形成情报语言学“研究中心”，为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提供活动平台

在张琪玉先生的带动下，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发展迅速，核心人物带动身边的研究人员一起研究，无形之中以他们就职的单位形成了我国情报语言学的若干“研究中心”。以笔者之见，这些“研究中心”主要包括武汉大学、国家图书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南京农业大学等。以武汉大学为例，80-90年代有张琪玉、俞君立、曾蕾、洪漪，现在有司莉、黄如花等学者；国家图书馆有刘湘生、丘峰、汪东波、卜书庆等。“研究中心”集中人才优势，集体攻关，创造了一项又一项成果，如：（1）80年代前期，由张琪玉先生领衔，武汉大学多位教授集体编制的《〈中图法〉（第二版）索引》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研究中心”研究条件优越，人才辈出，形成梯队，既利于团队合作研究，又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3精心培养人才，壮大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

如前所述，学科的发展壮大依赖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专业人才，专业人才的成长又进一步壮大学术共同体，推动学科的发展。张琪玉先生在情报语言学人才的培养方面可谓呕心沥血，成就斐然。首先，第一个编写出情报语言学教材。如果从1980年武汉大学内部教材《情报检索语言》算起，仅在1980-1997年期间，《情报检索语言》及其增补修订本《情报语言学基础》以5种版本累计印刷11次，共99900册。[30]1997年版的《情报语言学基础》（增订二版）已经成为情报语言学学科知识的集大成者、情报语言学的标准教材，可以说至今无人能及。1987年，张琪玉先生还为电大教材《情报语言学基础》编写了《情报语言学基础问题选讲》和《情报语言学基础学习指导书》两种配套教材，也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又与侯汉清教授等一起编著出版了《情报检索语言实用教程》[31]，该书降低了学习难度，适合目前图书馆学、信息管理等专业本科生使用。其次，率先开展情报语言学教学。1980年9月，张琪玉先生在武汉大学正式为图书馆学专业和科技情报学专业本科班讲授情报检索语言课程。这是我国图书情报教育中首次开设的情报语言学课程。这门课程为大学生们带来了新鲜的知识和新颖的观点，很受欢迎。此后他在武汉大学连续多年为多届本科生教授该课程。调任空军政治学院图书档案系后，又在中央电大主讲了情报语言学课程，再加上大专生以及进修教师，曾经完整听过他情报语言学课程的学员不计其数。此外，很多大学的图情档专业也都开设了情报检索语言课程，根据张琪玉先生的保守估计，学习过这门课程的学员不少于25000人。[32]如此规模的课程教学对情报语言学的普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三，率先在国内以情报检索语言为专业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张琪玉先生于1979年开始招收情报检索语言方向的研究生，到1987年离开武汉大学，期间共招收情报检索语言方向硕士研究生19名，3名保送出国，实际共培养硕士研究生16名。[33]调任空军政治学院后，又在军校率先招收情报检索语言方向的研究生，先后共培养6名研究生。张琪玉先生教研究生课程的方式之一是讲专题，专题力求新颖和具有深度，运用情报语言学的多种研究方法来讲授，除传授比本科水平更丰富的知识外，更使研究生在研究方法上有所领悟，培养他们的学术兴趣和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张琪玉先生的大弟子曾蕾教授曾说：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情报语言学研究者。而他对知识执著的追求和对学生的精心培养又使得他的学生们受益最深。张琪玉先生培养的研究生极大地壮大了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的队伍，例如，曾蕾教授已成为享誉国际学术界的著名学者，汪东波研究馆员是我国许多检索语言研制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方案设计者，曹树金教授是情报语言学坚定的教学科研专家等。

3.4创办多份专业期刊，成为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发言的重要舞台

张琪玉先生先后创办了3份专业刊物，分别是武汉大学的《图书情报知识》、空军政治学院的《文献工作研究》（现名为《信息管理》）和中国索引与数据库学会的《中国索引》。创刊的初衷并非要办成情报语言学的专门期刊，但事实上，这些刊物在情报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仅以武汉大学的《图书情报知识》为例，特别是80年代，发表了大量情报语言学方面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名单中，除了张琪玉先生本人外，我们还能看到陈光祚教授、曾蕾教授等名家。尽管国内至今尚无名为情报语言学的专门期刊，但是情报语言学的论文不乏发表之地。张琪玉先生创办的专业刊物与其他图情刊物一起，为中国情报语言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4结束语张琪玉先生钟情于情报语言学的研究，几十年矢志不渝，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开创了情报语言学这个新学科，构建了系统、完善、精密的情报语言学学科知识体系，拓展了情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和学术辐射力，以自己的学术魅力吸引一批学者形成独具特色的情报语言学学术共同体。他既给后学留下宝贵的学术财富，开拓了让后学继续耕耘的广阔空间，同时也为后学树立了严谨治学的榜样。张琪玉先生对情报语言学学科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值得我们铭记。

作者：韩建新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军事信息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