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伪满时期体育教育的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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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学校的体育教育，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逐渐变成了国防军事体育。体育竞赛项目主要包括枪道、行军、滑雪、长距离游泳、剑道等在战争中受用的项目。1937年12月，“满洲帝国武道会”成立，以“谋武道精神之宣扬，以举国民品性并民族融合之实，而置国家于磐石之安为目的”[2]。学科以修身公民为中心，用以补助识字教育。由于学生大多不识字，所以，仍以精神教育和规律及团体训练为主。伪政府针对性质不同的竞技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目的在于使它们走上军事体育的道路，为战争服务。

一、“灭私奉公”的指导思想

1.伪满体育中的国家意识。在奴化的教育原则下，发扬国家意识和团体意识，表面是冠冕堂皇的，如果深入剖析一下就会知道里面的毒计。据1934年发行的《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记载，伪满初期的教育指导方针“以王道为准则，以道德仁义培养国民之高尚品格，以劳作勤劳训练国民之生活能力，……谋民族协和”，从而“高尚优秀之国民既易于养成，而巩固坚定之国势亦易于树立”[3]437。从伪满建立开始，日本统治者就在为满洲之新教育制订了自己的规划。经过5年的筹划“，新学制”自1938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同年，伪满政府了《满洲国学校体炼科教授要目》，其中明确的规定了“体炼科教授的方针”：体炼科“通过教授各种身体运动，以增进健康、增长体力、陶冶个性，努力炼成阔达刚健之身心，及培养献身奉公之实践力，绝对服从的王道精神，以期达成身心全面发展的教育效果”[3]449。显而易见，伪满时期体育教育不变的主题始终是“王道精神”。

2.伪满体育中的军国主义。“满洲国”成立后“，体育一件尤宜注意”。因此，“每天要作体操一次，以锻炼身体……让满洲人民筋骨发达，身体健康，并有健全的精神”[4]690。从而，满洲之兴盛可立待也。所谓发扬国家意识和团体意识是青年忠伪满洲国。使青年一心一意忠于日寇，永远为日寇可忠顺努力。体育教育和军事教育的统一，是把东北青年一个个磨炼好，用作敌寇侵略战争的炮灰。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更使得伪满各级学校的军事训练逐渐升温：大、中、小学开设的“终日体炼训练”延长为每周一天；体育科一律变成具有军训性质的“体炼科”[5]349，强制在校学生进行军事训练，随时为战争待命。

3.伪满体育中的“本分”。伪满成立后，日本统治者在伪满设立“武道会”，以弘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由此可知，日本统治者是要将满洲的青少年塑造成具有武士道精神并且为其所用的战争工具。在1938年的时候，伪满“民生部”又颁布了《满洲国学校体炼科教授要目》，要求各级学校体炼科开设武道课，规定“武道课应授予日本武道技术和武道精神，……培养攻击精神和必胜的信念。使学生体验奉公无我的心境，锻炼实战的气魄”[1]348。伪满所推行的体育指导思想，只是仿照表面的形式，并没有自觉的“本分”意识，没有自觉的“本分”。伪满时期的体育指导思想形同虚设，不可能也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这也正是伪满政府在其统治时期，自始至终没能提出行之有效的体育指导思想的主要原因。始终坚信效忠天皇和国家是应有的“本分”的观念，为日本的战时国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也使“灭私奉公”成为伪满战时体育教育的最高指导思想。

二、纵贯始终的体育主权斗争

1.关于体育主权的斗争。伪“满洲国”建立后，国际社会对伪满的态度日本政府是不确定的，始终在观望。最后当国际社会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态度时，日本统治者企图使伪“满洲国”的国际地位合法化，试图通过国际组织或国际活动将伪满推入国际社会。因此，当时已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日本政府的首选。1932年，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洛杉矶召开。南京“国民政府”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国内政局动荡而无心参赛，最终决定放弃此次比赛，正在此时，伪满政府声明，将派东北短跑名将刘长春等人代表伪“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对。当时就读于原东北大学体育系的刘长春，在天津《体育周报》公开发表声明“：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岂能叛国，做人牛马”[6]。日本的诡计，在国人的强烈抗议下最终破产了。但是这一事件引起了当时体育界人士的高度警觉，为了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经过体育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民国政府最终决定参加此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于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决定缩小范围，将实施阴谋的范围确定在亚洲地区。1934年，第10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日本政府提出让伪“满洲国”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比赛。1933年3月，“远东体育协会”的主要成员—中国、菲律宾和日本三国，在上海举行谈判，激烈讨论第10届远东运动会成员国是否包括伪满洲国。菲律宾采取折中态度，企图调和中日矛盾，会议最终夭折。在1934年第10届远东运动会举行期间，伪满未能挤入比赛，日本的阴谋再次落空。不久，为使伪满加入其中，日本又要挟菲律宾解散“远东体育协会”，重新组织“东亚业余体育协会”。对此，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日本和菲律宾非法解散“远东体育协会”的行为和日本的险恶用心[1]261。最终，有“近代亚运会”之称的远东运动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迫于1934年停办。

2.剥夺民众的体育主权。体育大会一般用于宣传伪“满洲国”的功绩，更是对东北民众的极大侮辱。1937年12月日本策划的《运动竞技者统治协定书》规定“：给予在满日本人参加比赛之优待”。“对于‘满洲国’内比赛，日本人以‘满洲国’选手出场”；《协定书》公布以后，日本人得以优先参加伪满的各项体育比赛，逐渐发展成为日本人之间的比赛，中国运动员极为少见[1]354。被迫参加日伪组织的各种体育活动体现了东北民众体育主权的沦丧。伪满建立后，政局动荡、民心不稳，日人逐步认识到只有伪政府的武装镇压是不够的，更是难以服众的。因此，为了安抚抚民众，必须有一个组织出面开展和主持一些民众体育活动，积极主动地配合伪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于是，日本人又组织了“协和会”。1935年，在“协和会”的大力宣传和铺垫下，伪满政府颁布了“建国体操”训令，规定每年的“3月1日”、“5月2日”、“9月18日”为建国体操纪念日，纪念日当天要求全国上下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老人，必须到规定地点表演建国体操。虽然，表面上建国体操推行的目的在于谋求民众的体位向上，但是，实际上训令规定的建国体操日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其真正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法来奴化东北民众，增强民众对于伪满洲国的认同感。

3.收回体育主权的斗争。1932年冬，流亡来到关内的东北体育界人士，“东北体育促进协会”成立大会在东北大学召开。宗旨是：“为将东北沦陷区的大量青年输送到北平、天津两市上学，使有体育才能的青年得以培养和深造，并在国内举行运动会时组织代表队，代表东北四省（辽、吉、黑、热）二市（大连、哈尔滨）参加比赛，以示东北人民永远不忘‘九一八’事件，唤起全国人民的爱国心”[7]26。“协进会”在艰难的岁月中，在爱国体育工作者的努力下，输送了很多东北青年入关学习。除了帮助东北青年入关求学外“，协进会”还组织了“东北代表队”参加比赛。在东北沦陷期间“，东北体育协进会”维护东北与关内的联系，保护东北籍运动员和东北体育事业，展现东北体育界及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作顽强抗争。1935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6届全国运动会上，东北代表队的总领队王卓然说“：东北五省市参加之目的，不在竞争胜负，惟希国人勿忘东北而已。”[1]东北沦陷区的体育代表手举黑白各半的旗帜、身穿黑色丧服入场，展示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的摧残及其野蛮行径。中国体育界的爱国人士通过这些方式，积极主动地向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表达强烈抗议，以唤起更多民众的民族觉醒和抵抗意识。（本文作者：刘峰单位：内蒙古包头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