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人才论文：人才招聘与通识教辅研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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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用军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高教院讲师

抗战期间诞生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学历史短短8年，却在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靠的不是其显赫的科技成就、社会服务和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而是入学头两年的通识性本科教育所培育出的高水平毕业生。再看世界顶尖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其初始均是以本科教学为核心，以人才培育为己任，专注于通识教育以提高本科生教育教学质量，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的卓越人才。哈佛大学多年来实施无障碍招生政策，即在面向全球自主招生的时候，不仅注重SAT、TOEFL标准测验分数，更看重一个人成功的基本素质，特别是领袖能力、团队意识和奉献精神，并对新生实施通识教育。

校长陆登庭1998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实际上，我们哈佛的学生很少在完成四年的本科教育之前进行真正的专业训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爱好是创新的源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柏林大学之所以能够闻名于世，这与它们强化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尊重学生的学习选择权和兴趣爱好，并尽力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和氛围以发挥学生的潜能，全面提升学生基础素养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早在1994年，斯坦福大学就出台了一个正式的报告《本科教育》，2010年又成立了“本科教育研究”委员会，以推动新一轮通识教育改革方案。由此可见，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能够培养创新型人才而闻名于世，这与它们强化本科基础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思想是分不开的。所以说，世界一流大学，首先是世界一流的本科教育、通识教育的大学。

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培养一大批社会经济发展亟需的复合型应用性人才，而国家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则需要一定数量的拔尖创新人才。因此，仅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和大学治理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切实改变现行的人才培育模式，改变现行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机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核心，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是关键，如果还是按传统的学科门类、院系专业，按传统的专门人才的理念来培养人才，那么，采用大类招生还是采用专业招生都只是个形式，最根本的还是要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尝试采用通识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打破学科专业壁垒，以学校招生，大类培养。所谓“学校招生”，即改变传统的按院系专业招生为按学校招生的录取模式，这样招来的学生不再是某院系某专业的学生，而是某学校的学生，只有学生毕业时按照学分制要求申请学位才可能明确其院系专业。所谓“大类培养”，即学生进校后在第一学年、第二学年不分院系专业，统一按学分制要求配备导师修习通识课程，到第三学期、第四学期才明确主修方向；另一方面，将传统的高等教育资源按院系分配、按科研绩效配置改为高等教育资源向本科教育教学分配、向优质课程配置。高校在落实办学自主权的前提下，应该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实行政学分离、管办分离、教研分离，文理交叉、师生融合、知行合一，在推进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将教学安排权收归学校，将课程设计权下放给教师，资源优先向本科教学配置。

全面学习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在第一、二学年的全校通识课程安排上，既允许多位教师开设一门课程，也允许一位教师开设多门课程，更允许多位教师合作开设一门课程，学生按学分交费，在导师指导下自主选课，学校人财物等资源向课程设计优、教学质量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倾斜。在第三、四学年的课程安排上，要打破学科专业的藩篱，按学科来设计教学和课程，实行跨专业选课，引导学生主动适应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趋势。教学好的可以评教授，研究好的可以评研究员，要把教学有特色、质量高、效果好的教师从沉重的科研压力下解放出来，让他们在广阔的本科讲台上成长为教学名师。

回顾中国高等教育辉煌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正视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从而更好地谋划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这就是我们探讨高考改革与拔尖创新人才选拔的真实意图。21世纪是一个竞争的世纪，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每时每刻都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范围。国家之间有竞争、个人之间也有竞争，不管竞争是为了更好地合作，还是合作是为了更好地竞争，竞争与合作，都需要多元化的优秀人才。因此，在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上更不能囿于一条标准，嵌在一个框子里，大学录取学生如此，评聘教师亦应如此，亦即大学考招分离、教师评聘分开。中国大学要在21世纪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培养越来越多的拔尖创新人才，就必须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大学，这些大师是拥有专业的推荐权，能够慧眼识英才的伯乐；这些大学是拥有独立的自主权能够不拘一格录人才的摇篮。中国民间历来不缺真才实学的人，缺的是能够发掘他们的人，古代有伯乐、有孔子、有韩愈，近代有闻一多、有胡适、有蔡元培。现代呢？世界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面向全世界招聘一流的学者，再由一流的学者及其组成的招生委员会面向全球招收一流的学生，创造一流的环境、文化从而培育一流的人才。具体地说，对于分类招生尤其是破格录取的大学生，应在坚持教育公平性、严肃性的基础上探索资优人才的成才机制，在跟班学习的前提下，通过适时沟通与交流，根据资优学生的兴趣爱好、自身特点，可以组建一个与资优学生特长相近的最优秀专业导师组，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采用多元化、开放式教学方式，按照通识教育培养模式，实施个性化培养。

民国时期，有以八年之功而流芳百世的西南联大，有因破格招收了罗家伦、朱自清、叶曼、张充和、钱钟书、吴晗等偏怪奇才而倍感自豪的北大、清华。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北大、清华等招录了90%以上的高考状元和80%以上全国各省区排名前5%的高中毕业生，但是，我们遍查世界级科学家（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沃尔夫奖、阿贝尔奖、邵逸夫奖五大奖获得者、美英法院士、中国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国家领导人（正部级以上）和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董事长或总经理），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诚然，大学培养了我国当下各领域的主流精英，但我们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的高考没能再次招录、大学没能再次培养出学贯中西、术论古今、名扬海内外的大师级人物，而世界强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则是不断地培养和产出各个领域的大师，方才成就了世界级大学和世界级国家。何谓大学？梅贻琦先生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予以为，所谓大学者，大师与大学生探究高深学问也，这里的高深学问既可以是理论上的（学），也可以是应用上的（术）。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培育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才，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引领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则是大学达成培育人才的五大职能，初以为此五大职能等量齐观、不相上下，其实考证古今中外之大学，则以教学为中心，教学是处于第一位的，再辅之以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引领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学可以没有后述四项职能而照旧为大学，而如果大学没有教学则不能称之为大学。这正应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分类之道，有五大职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牛津等，也有专注于本科通识教育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如达特茅斯学院、巴黎高师等。

“师为贵，天下兴。”没有了教师，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优秀的教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只有一流的教师，才会有一流的大学；只有一流的校友，才会有一流的大学；只有一流的本科通识教育，才会有一流的大学；只有一流的大学，才会有一流的国家；只有卓越的大学，才会有优秀的民族。在推进考试招生制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础上，还应大力推进教师评聘制度改革，为创建一流的师资队伍奠定坚实基础。大学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必须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环境和一流的政治家、教育家式校长。民国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既善于延揽西学见长的“海归博士”胡适，也勇于聘任中学见长但思想保守顽固的“辫子教授”辜鸿铭，还敢于破格聘请24岁的梁漱溟当哲学系教师、前清秀才陈独秀当文科学长、大专肄业的鲁迅当讲师、本科毕业的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中师毕业的任图书馆馆员。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不仅敢于聘请连小学都没毕业的沈从文执掌中国公学的教席，一生中还先后破格录取过罗家伦、张充和和叶曼等大师级人物。同期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因研究院院长吴宓的力荐和梁启超的引荐，延聘大学肄业无学位、无著作的陈寅恪、本科毕业的赵元任担任新组建的国学研究院导师，梅贻琦因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推荐而聘任中学毕业的残疾店员华罗庚做助理员，等等。建国后，在福州摆摊卖书的陈景润被爱才如子的王亚南聘回厦大，后得华罗庚先生的赏识调进中科院，经过艰辛努力终于攻克了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关键的一步“1+2”。不仅中国如此，西方大学更是如此。

1848年，法兰西学院聘请年仅26岁的残疾天才数学家夏尔•埃尔米特（CharlesHermite）担任助教，1869年，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聘请这位举世闻名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为教授，不过第二年，他便到了巴黎大学担任教授，他取消考试的教学模式，训练出了庞加莱等卓越的法国数学家，他的经典著作则在世界各地教育了他的同代人和后来者。如果我们能延续古今中外“不拘一格选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大学之道，在积极引进、用好海外归来的高水平博士、教授的同时，也要发现、聘用本土成长的高水平民间专家，大学应创造一切可能创造条件让教授，尤其是高水平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给本科生上基础通识课，让这种行为成为一种共识、一种制度、一种本能。

教授者，传教、授业、解惑者也。教授给本科生上课，那本是大学的正常逻辑。在世界一流大学中，越是基础的课程，越是请知名的教授亲自授课，而且顶尖教授也乐于给本科生上基础通识课程，乐于与学生平等讨论。但现在，在我国的很多高校中，教学的中心地位正受着科研的严峻挑战，教学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原本是他们的自觉职责和当然权利，现在在强大的科研压力下却变成了需要强制规定或者物质刺激的任务了。因此，教授站讲台、教本科应写入大学章程，2年不给本科生上课的要坚决取缔教授称号。近日，有新闻报道吉林大学即将启动“名师班主任计划”，人选涵盖两院院士、文科资深教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及全体校领导等，目的是为了让最优秀的教师指导和关注大学生成长。虽然科学网的一项调查显示93%的人认为这是“作秀”，但此事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部分重点高校已经意识到本科生培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始推进本科生培养模式改革以回归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因此，现代大学教育教学观应该是引导学生既要学习和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又要加强通识教育，要在“通”的基础上有所“专”，既要有“一专”之长、一专多能，更要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出基础理论扎实、知识面宽、学习能力强的创造性人才。为避免考生入错行，应大力推进普通高校按专业类或岗位群招生，即同一专业类招收的新生入学时不分专业，按专业类先进行一个阶段的基础课程学习，一年或两年后再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学生自身的发展目标、兴趣特长和学业成绩等进行专业分流。大学应该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和学习权，尊重他们选择适合自身兴趣和爱好的专业，以最大可能发展他们的才能和潜能，大学应该要为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条件、环境和文化，鼓励他们探索未来、创造新知。换句话说，就是扩大录取面，不拘一格选人才、降低录取门槛，不惟分数选人才、增大选择权，让学生学会学习、提高淘汰率，使职业规划多样化、职业目标远大化。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保持高等教育规模适度发展，并大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高等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大学教师的历史使命，“传道、授业、解惑”是大学教师的职责“，桃李满天下”应成为大学教师必然的道德追求。教学的贡献应成为大学教师绩效考核的重要部分，其比重应高于科研贡献，对于潜心教育教学，杰出甚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突出的大学教师可以破格提拔为教授（相当于教授的高级讲师），授予国家教学名师荣誉称号，甚至申请院士等，鼓励他们努力成为像培养出众多“两弹一星元勋”、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的叶企孙、吴有训、王竹溪那样的人民教师。要有规划地统筹调整人才培育层次，实践精英与大众教育并行发展繁荣计划。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在于它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办学理念、知道自己的发展目标，它们不是大众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的主力军，它们的使命就是激励大学的师生员工在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尽最大努力保持一流的水准。

为了尽快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提高人才培养效益，高考改革者和有魄力的大学决策者难免要牺牲一些公平，但牺牲的考选公平绝不是“暗箱交易”。在自主招生陷入“两难境地”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坚定推进自主招生改革的信心，如果没有蔡元培、胡适等“伯乐们”不拘一格录取偏才、怪才、奇才，怎么会留下“慧眼”相识罗家伦、季羡林、郭沫若等人才的高校美谈。中国一流大学的校长们，要敢于拿出魄力，只要认准了、看透了，敢于承担责任、勇于顶住压力、善于应对骂声，大胆招收不高于学校当年录取新生总数1%的偏才、怪才、奇才等特殊人才，对于特别拔尖的高中生，应综合利用学校各种渠道向教育部争取“不高考就录取”或“零批次录取”，以人才的最终产出衡量大学的高下，给自己留一份美誉，为国家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改革高考模式只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第一步，更重要的还在于以高考改革为突破口，加速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超越教育、创新拓展。我们相信，在我国高等教育已迈入后大众化的时代，“上大学”已退居次要问题“，上好大学”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流的学生+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文化环境+一流的校长+先进的体制创新，我国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将不再遥远。

回忆历史，我们可能充满自豪，但审视现实，人们难免有些担忧，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和高考机制改革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更重要的是，有幸被选入大学接受培养并取得成就的偏才、怪才、奇才等仅是极少数，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偏才、怪才、奇才等被大学选中的几率极低，这不能不说是人才选拔机制的缺陷。建立偏才、怪才、奇才等选拔的常态机制，应成为高考改革的重大方向之一和选拔拔尖创新人才苗子的重要路径之一。借鉴历史经验，推进大学考试与招生制度改革，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大类培养，不拘一格选择人才，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还有很多困难和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