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论文：国内视觉艺术的缺陷与解决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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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源弘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校和社会经常举办各种视觉艺术活动并进行奖励，这与其他学科的奖励一样重要。孩子的作品会用镜框装好，像艺术大师的作品一样被挂在家里或被当作礼品赠送。这样的教育环境使学习视觉艺术可以成为被社会所尊重的选择和认可的职业，而且视觉艺术修养甚至会成为社会精英的身份标签，社会也因此形成了包容创造和热爱艺术的氛围。艺术在西方许多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比如用视觉艺术品装饰居所和公共场所，即使是在租来的居所里。去美术馆看艺术展是休闲生活的一部分，艺术深入人心。

中国的艺术输出忽视视觉艺术。长期以来，中国艺术输出更重视杂技、歌舞等表演艺术和大众艺术，而不是被西方人所看重的属于精英层面的视觉艺术。当下中国的艺术热其实是非理性的艺术投资热。中国视觉艺术引起社会关注的主要原因是艺术与资本相结合成为理财产品而进入大众生活，并不代表中国人艺术理解力和艺术修养的提升。比如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层出不穷的各类鉴宝收藏类节目引导的基本是投资性收藏，这类节目的关注点是低层次的财富增值而不是基于艺术史价值和审美偏好的高层次收藏爱好。中国对视觉艺术的忽视也表现在国家对视觉艺术扶持政策的长期缺位。比如2009年国务院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指出国家将重点推进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重点扶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这样的产业扶持主要关注赢利空间更大的新型文化产业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品，并不包括以非营利为主的视觉艺术。这与欧美等国把视觉艺术当作核心产业扶持和鼓励现当代艺术输出的文化艺术扶持政策的思路有很大差距。

中国文化艺术对外交流和贸易忽视当代艺术。长期以来，中国艺术“走出去”对外交流忽视了艺术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中国经济领域的跨国经营几乎可以与世界无障碍地对话。但在艺术领域我们却固守传统缺乏创新，我们更多的是把自己所认可的文化艺术精品送出去交流，即“国粹”式的交流。而这些传统艺术即使在中国本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艺术遗产。比如一成不变的水墨，永远难以理解的京剧和高难度的杂技技巧，一直是中国文化艺术输出不变的内容。但这些基本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含蓄内敛、中和为美的精神风貌的体现，虽然精致到难以超越，却不能充分体现当下中国社会时代精神和活力。而艺术根本上要反映当下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反思。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无疑正日益受到关注，但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重要双年展和艺术博览会的参与度与影响力都不足，中国当代艺术也处于“走出去”初级阶段。中国艺术创作和对外交流迫切需要解放思想转换思路，需要全球化思维和当代视野，从已经缺乏当代艺术语境的传统水墨、大头像的政治波普艺术的单一化思维中走出来，让艺术创作直面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更多元化的创作和输出。

中国艺术机构“走出去”缺乏成熟商业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艺术输出没有把视觉艺术品看作是重要的出口商品，政府主导的文化艺术输出基本上是不以赢利为目标的“对外宣传”和对外交流，缺乏“视觉艺术品贸易”经营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对外视觉艺术交流工作中，政府是主体，政府派出视觉艺术展览单位去国外执行对外宣传任务，经费由政府承担，在国外展览也大多是免费赠票。这种做法虽然对外宣传了中国的视觉艺术，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但几乎没有经济效益。虽然有必要，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甚至无回报的做法难以持续进行。

这种文化艺术的“走出去”其实更多的是“送出去”和“抱出去”，这也导致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对外文化交流只能是小众的偏好和消遣，不能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而且即使以赢利为目的的文化艺术输出也因缺乏成熟商业模式而难以获得真正成功。中国国有文化艺术机构很长时间一直是事业单位，靠国家财政拨款生存，缺乏产业化的运作手段，即使后来文化体制改革转企改制，因为起步晚，与西方文化企业和文化跨国公司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营销手段等方面差距巨大，尤其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缺乏竞争力。中国不乏优秀的艺术资源，但由于缺乏先进的符合市场需要的商业模式，未能把优秀文化艺术资源变成能带来可持续增值的资本。比如在文化传播方面，中国的孔子学院是政府主导的非营利性的文化输出，规模小，扩张速度慢，仅成为小范围海外民众的个人选择，而不会像商业输出的好莱坞电影一样无孔不入，融入输入国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具有强大吸引力。

中国视觉艺术“走出去”忽视民间力量主导的艺术输出

世界各国都重视民间外交与政府外交互补的重要性，积极发挥民间机构的灵活性、自由性、独立性和低成本的优势。无论是世界顶级跨国画廊高古轩、佩斯，世界拍卖业巨头苏富比、佳士得，还是古根海姆博物馆、基金会都是私人跨国艺术机构。这些私人跨国艺术机构的成功说明：灵活、自由的民营经济模式更适合文化艺术产业以创意为核心的特殊精神产业的性质，民营跨国艺术机构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强国文化艺术输出的主体。民间力量日益以其灵活的经营模式和持续盈利的模式绕过各种政治壁垒寻找商机，凭借资本的力量在世界各国畅通无阻。

而政府主导或者国有艺术机构的文化输出一直是我国文化输出的主要形式，虽然在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成果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政府在非营利性的文化交流方面比民营机构更有优势，今后也需要继续发挥作用。但是政府主导或者国有艺术机构的文化输出作为主要形式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尤其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文化艺术输出意识形态冲突被放大，容易遭致抵制。近代中国由于自身文化传统无力解决当时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被迫向西方求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在文化自信心上失去了汉唐文明的优越感，遭遇重大挫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又长期处于被资本主义强国隔离和封锁的艰难地位。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冲突一直是西方封锁和歧视中国的最佳借口。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超越传统的思想领域、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等各个领域，艺术领域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成为各方争夺的主要战场。强势的欧美视觉艺术市场一直对中国视觉艺术进行歧视与排斥。在世界各国民众对政府和官方力量反感和抵制意识日益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中国被西方国家妖魔化的长期宣传攻势下，海外民众对中国政府存在很多难以消除的成见与误解。近年来，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战略和孔子学院在全球的陆续设立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威胁”。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会在中国政府在海外举办的各类文化艺术活动的现场进行抗议示威活动。中国国有艺术机构对外投资很容易被认为背后由政府支撑，违反自由竞争原则。这些都说明我国政府组织的文化艺术输出遭遇的意识形态抵制不断加大，输出的政治风险加剧。

目前我们国内也面临产业转型，民生问题复杂的艰难形势，不适宜再以国家形象强势宣传进行文化输出，避实击虚是我们目前最适宜选择的文化输出姿态。相比国有艺术机构，中国民营艺术机构更能适应全球化背景下民间资本和民间力量主导的对外输出的新形势，更能实现中国艺术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而且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日益重视民营机构对中国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作用，中国民营视觉艺术机构的实力日益增强。

民营画廊、民营美术馆、民营拍卖行发展迅速，其数量已经超过国有和外资视觉艺术机构，其经济效益也大有赶超国有和外资视觉艺术机构之势，已经逐步成为中国视觉艺术机构的主体。国有艺术机构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而民营艺术机构拥有强大的资金和经营策略的优势，今后需要加强两者的互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使双方的资源都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中国视觉艺术“走出去”实现跨国经营的基础薄弱

（一）中国艺术机构与艺术产业总体落后。中国视觉艺术机构起步晚，相对西方成熟的艺术机构和艺术产业发展落后。归结起来，从中国艺术机构整体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资金投入不足，规模相对都比较小；经营不规范，管理不专业，艺术品投机风潮盛行，艺术品制假、售假、拍假普遍，艺术品经营诚信体制缺失；缺乏学术性；合格的市场主体和骨干艺术机构偏少，产业集中度偏低；中国艺术产业发展水平偏低，对国民经济贡献和影响偏小等。从政府和社会的外部环境来看：国家缺少对视觉艺术机构尤其是非营利性艺术机构的有效支持，民营艺术机构与国有艺术机构发展环境不平等；社会对视觉艺术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艺术市场缺乏监管等。从文化艺术输出来看，中国艺术品在国际艺术市场只占极小的份额，对国际消费者吸引力不足，国际认同度不高，视觉艺术品出口额在文化产品输出中的比重偏低。以上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艺术机构的整体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二）中国视觉艺术机构缺乏“走出去”的信心。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去比商品输出更困难，加上由来已久的深层自我封闭的文化心态影响，中国视觉艺术机构对于“走出去”和跨国经营普遍缺乏信心。即使“走出去”，也大都是盲目地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缺乏明确的经营目标。长期来看，中国艺术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实力雄厚的外国艺术机构的不断进入势必会不断压缩中国本土艺术机构的赢利空间，生存会更加艰难，而主动出击，尽快在海外寻找新型艺术市场也许能发现更多生机。回顾西方艺术机构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为我们增强跨国经营信心提供借鉴。

西方艺术机构进入中国遭遇极大文化折扣，中国人对西方艺术品开始几乎不感兴趣，这并没有使那些外国艺术机构望而却步，很多外资画廊甚至比中国本土画廊的寿命长，实力不可小觑。进行跨国经营，在困境中学习和融入乃至引领是西方艺术机构跨国经营的曲折发展道路。中国民营艺术机构跨国经营也会遭遇这样的曲折，而目前大多数民营艺术机构宁肯在生死线上挣扎也不愿选择应对这样的曲折，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中国视觉艺术机构跨国经营实践严重不足。西方跨国视觉艺术机构已经长驱直入，比如数量众多并且资金雄厚的外资画廊在中国艺术市场中逐渐垄断艺术资源，巴塞尔艺博会收购了香港艺博会，实现了在中国和亚洲的扩张，苏富比、佳士得已经在香港、北京、上海开设了分支机构，尤伦斯基金会和美术馆以拥有数量众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品而在中国艺术市场上兴风作浪等等。与西方艺术机构大举进入中国进行跨国经营相比，中国艺术机构跨国经营实践严重不足，尤其缺少民营跨国艺术机构经营的成功个案。中国虽然不乏经过西方艺术机构和扶持而成功走出去的艺术家，有几位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价格可以进入世界前十位作品价格最高的艺术家行列，在国际艺术界享有盛誉，但那是个体的成功，不是中国有组织的艺术机构的成功，而且他们的幕后推手大都是西方艺术机构。中国真正的跨国视觉艺术机构极少，而且几乎没有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成功个案。甚至中国画廊走出去参与国际知名艺博会的比例都严重不足。目前中国画廊受邀参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一直都只有四五家，数量偏低，而且常常包含外资画廊。中国画廊还徘徊在世界主流艺博会门口，并未真正获得西方主流市场认可。

综上所述，中国视觉艺术“走出去”面临很多短期内难以改变的问题和严峻的形势。一方面是各类外国跨国视觉艺术机构已经大举进入中国，势不可挡，我们和文化安全一样的艺术安全正受到巨大威胁；另一方面我们的视觉艺术机构“走出去”和跨国经营却裹足未前，缺乏应对之策。

目前要求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多数视觉艺术机构同成熟的西方视觉艺术机构进行直接竞争确实还很困难，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壮大视觉艺术机构实力，争取更好地“走出去”实现跨国经营，这也是中国视觉艺术机构实现更好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走出去”我们一方面不能陷入自卑心理，自叹技不如人，要解放思想，大胆走出去，另一方面也不能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滋生自傲心理，目中无人，应该看到我们正处于西方艺术机构的包围中，实现突围进行平等的对话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在文化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企业，提升未来中国文化企业竞争力，对于艺术机构也应如此。中国视觉艺术“走出去”迫切需要转变以政府主导的国有艺术机构为主体的思路，逐步将民营艺术机构作为文化艺术输出的主体，回避政治冲突，以资本优势进行渗透和传播，进入海外大众文化艺术消费领域，增强传播效果。总之，建立优秀的中国跨国艺术机构是中国文化艺术能否在国际社会获得有效传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