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对农村教育变革的启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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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运动是指二十世纪二三年代在中国勃然兴起的波及面较广的农村教育改革实验运动。即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救亡图存的良好意愿，纷纷走向农村，立足于农村，不仅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教育理论，而且开展了独具匠心的乡村教育实验，一时乡村办学蔚然成风，遂汇集成为一场乡村教育运动。虽然乡村教育运动由于发起者自身的和时代的局限而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他们关于乡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实验却对我们今天的农村教育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通过教育，改造和发展乡村

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感于近代中国乡村饱受天灾人祸，经济凋敝，民生堪苦，学校荒废，农民愚昧，精神文化破产的现状与中国以农立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情，认为要想改造中国社会，其根本出路不在城市而在乡村，而且乡村的改造又依赖于教育的发展。因此，通过教育，改造、发展乡村，进而改造、发展整个中国社会便成为了他们的共识。陶行知就说过：“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为此，他确立了一个宏伟目标：征集一百万名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最终达到“叫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新生命”。[1](P58)显然，陶行知把乡村教育置于拯救中国乡村，乃至改造中国的重要地位之上。对此，梁漱溟深有同感，他说：“要农村兴盛，全个社会才能兴盛；农村得到安定，全个社会才能真安定。……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求中国的新生命；却不能希望从中国的新生命里去求农村的新生命。”[2](P17)那么如何求得“农村的新生命”呢？在他看来，靠基于乡村教育之上的乡村建设，因为乡村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社会教育工夫，两者是不能分开的。他解释说：“中国现在已破坏到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起不可！这一点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的建设”。[3](P191)晏阳初同样也认为唯有借助教育的力量把农民的智慧发展、培养起来，合成一股自动的力量，才能获得社会改造的成功，民族才会真正复兴。他说：“用简单的方法来解释，破产的农村，我们应当从各方面把他建设起来，但是要谈建设，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把建设的知识、能力，乃至建设的精神，灌输给农民，而建设事业才能永久，才能真正上轨道，而达到从事乡村工作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说，能够使农民自动的起来，自谋农村的建设。并且我们要知道，教育是建设的基础，同时教育也就是造成建设力量的原动力。”[4](P227)一言以蔽之，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过于夸大了教育对社会的改造功能，但不可否认他们都肯定了教育对社会改造的能动作用以及强调发展乡村教育对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这一思想今天看来仍不失启迪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国，80%的人口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因为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中国的现代化。可是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又离不开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和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而高素质的新型农民的培养以及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的传授和推广又离不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发展。因此，要推动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把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之上，培养造就能够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和生产经营管理的新型农民以振兴农村，复兴中华民族。正如同志在1999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我国12亿人口中，9亿在农村。广大农村人口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农村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大问题。”

二、开拓创新：农村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

“创新”一般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不同于过去的新思想、新学说、新发明、新技术、新方法等，并用于应用和推广。事实证明，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活动者们自始至终都恪守这一创新精神，将其奉为坚贞不渝的行事准则。他们曾都立足于中国乡村教育的实际情况和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征，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优秀教育成果，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创建了通俗易懂而又博大精深的乡村教育思想，探索了一条生气勃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之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立足于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批判继承中国与外国的唯心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之上，通过变革传统乡村教育观念而创造出来的。他把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翻了半个跟头，认为“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5](P98)并以之为基础创造了“教学做合一”论。他又将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翻了半个跟头，从而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崭新观点。至此他创造出了一个包含“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的完整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从而打开了关于乡村教育的新视野，构筑了活的乡村教育的宏伟蓝图。

晏阳初则是从创新是关系到教育成败与否的大问题这个高度来关注乡村教育创新的。他认为近代中国办理教育数十年成效未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从事教育者奴隶式的抄袭外人，漠视国情。”基于此，他明确地表示，“失败的我们避免，成功的我们吸取”，[6](P353)反对“整个的移植，全盘的模仿”，而应该“根据我们的需要，运用科学的原则和技术，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7](P192-193)为此，他率先把西方近代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方法导入乡村教育改革的实验研究之中，首创了以一个县为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改革实验区。他说：“化学家有他们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学家有他们的物理实验室，所以，作为旨在研究平民、研究他们的问题和特质的我们，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定县就成为了我们的‘社会实验室’。在定县，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彻底地研究了平民遇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8](P184)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领域中的重大突破。事实上，这一创新思想确实在当时产生了马太效应。随后，各种乡村教育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1935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名目繁多、旨趣不一的乡村教育实验区则多达193处。而梁漱溟的教育创新活动更是不逊于同时代的人。他的以乡村社会教育为核心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教育实验模式则可以看作是古今中外文化的大结晶，它既充分吸取了西方文化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长处，又以中国的伦理社会和儒家的“人生态度”为本位，实现了“西学”和“中学”、“传统”与“现代”、“人生”与“现代性”的完善统一。当然，它作为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不合时宜的落后成分，可是他的创新思路却对丰富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理论无疑具有非常重要历史价值。

毋庸置疑，风格迥异的乡村教育活动者们留给我们今天最大的精神财富就是他们的创新品质。然而反观当前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现状，我们会遗憾地发现，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实践创新都处于尴尬的境地。首先，我国当前的乡村教育理论研究处于一个“务虚”状态。大部分教育理论研究者既不关注教育事实，又不考虑现实背景；既不能透过教育现象看本质，求得真知，又不能对教育事实进行科学归纳，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而是一味地沉寂于书斋里玩弄某些名词和概念来糊弄人，或套用古代或外国先哲的话语指点江山，或隔靴搔痒、闭门造车了事，致使理论脱离实际，内容空洞无物，实践指导意义全无。其次，实践中无视我国农村教育的特殊性、阶段性、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而是硬性采取“一刀切”的教育方针，一味强调全国教育的统一性、计划性，这严重挫伤了地方发展教育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村教育的正常发展。显而易见，要谋求中国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出路，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我们就必须学习乡村教育活动者们的创新精神，一则要求我们能够走出书斋，深入教育第一线，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开展教育理论创新活动；二则要求我们打破“一刀切”的做法，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农村教育。

三、“深入民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

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活动者们站在时代的前沿，以其前瞻的眼光，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声疾呼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走与“乡下佬”相结合的道路。晏阳初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的乡村问题惟有知识分子与乡村人联合才能解决。他说：“有了乡村人为解决问题的主力就够了吗？不够！单是乡村人解决不了乡村问题，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地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们不能了解认识。……所以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们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9](P178)梁漱溟也认为乡村问题乃至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10](P450)他解释道：“余以为数十年来中国问题之所以不能有解决，即由于此两种动力，上下不通声气，头脑与身体分而为二。知识分子做外国的梦，农民做自己的梦，做下层的梦。始终背道而驰，各不相谋，欲求吻合同归之一日，岂不戛戛乎难哉？使此二种动力构成一个力量，上下互通声气，头脑与身体合而为一，则中国问题之解决，亦颇容易。”[11](P485)陶行知更是从“活的乡村教育，必须要有活的乡村教师，活的乡村教师必须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个特有的视角，来要求教育工作者须“和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对稻梁麦黍稷下功夫”，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为乡村教育和社会改造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身体力行，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亲率大批知识分子离开繁华的都市，走向偏僻的乡村，虚心“给农民当学徒”，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从事着乡村教育工作。正如有学者评价那样：“他们有的是学历、资格、地位，他们原可以在都市中高官厚禄地享受物质生活，但是他们宁愿跑到农村里去吃苦，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懂得民族的主要力量是在农民，他们企图在这工作中能替国家开出一条大路来。不管他们宗派怎样，不管他们的理想是天上的还是人间的，不管他们的理想是否真能为农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光明，他们的动机总是纯洁的。”[12]这种献身农村和农村教育的平民精神，时至今日，仍应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发扬光大。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着许多困难与问题，迫切需要教育、科技工作者甚至专家、教授、学者等大批知识分子下乡，做农民的贴心人，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这就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学习、弘扬乡村教育活动者们那种深入乡村，向着农民“烧心香”的无私奉献精神，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关注农村，献身农村教育，做农村教育改革的急先锋。惟有如此，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才有希望，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有希望。

四、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活动者们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无法摆脱社会政治经济制约的，乡村教育运动要想摆脱当时社会客观现实的束缚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纷纷突破“就教育论教育”的传统界限，走上了一条立足农村实际生活，以教育为突破口，以科技为指导，谋求教育、政治、经济、文化、卫生、自治等全方位的整体乡村改造的道路。在梁漱溟看来，乡村教育就是乡村建设，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因为无论是“让教育往乡村里跑”还是“让地方自治往教育上跑”都系于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在社会上做一件事情，不往前做则已；要往前做，必有一种方向或路线的探求，有此探求则不容不归到乡村。为教育的往前进，天然的要转到乡村；我们正面解决社会问题的乡村建设者，由于方法的探索，也一定要归到教育。”因此，“我们为方法的探索不能不归到乡村教育，教育家为方法的探索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宜乎其有此合流也。”[2](P243)为此，他在山东邹平创办村学、乡学和乡农学校，实行政治、经济、教育、自卫为一体化的“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乡农教育实验。

晏阳初也强调：“我们不希望人们单纯地从教育或其他的立场看待我们的事业，教育只是我们事业中的一个主要环节，不是我们事业和全部。”因为“70年来，我们搞的既是一项旨在解除劳苦大众贫困、愚昧的一项大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基于这项工程成就之上的发展与建设性工作。”[9](P331)由此可知，他把教育看作是其所从事的一项社会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部分，突出了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叉影响，认为教育问题“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个体系”，“不是枝枝节节，而是统盘筹划”。[9](P329-330)并在实践中真正实现了这一理念，他创办了定县试验区，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等“三大方式”，进行生计、文化、卫生、公民等“四大教育”，以解决贫、愚、弱、私“四大疾病”，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等“六大建设”，从而为乡村教育运动创造了一种新的思路。

陶行知更是富有远见地认为活的乡村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单独办得成功的，我们要有一个大规模联合，才能希望成功。那应当联合中之最应当联合的，就是教育与农业携手。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了促进的媒介。……那最应当携手的虽是教育与农业，但要求其充分有效，教育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1](P58)而这些“伟大势力”包括银行、科学机关、卫生机关、道路工程机关等等。很显然，这一深刻而精辟地论述与当前倡导的“农科教”统筹结合，实现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社会大联合的农村办学思路不谋而合，足见其科学性和前瞻性。

总而言之，乡村教育活动者们的这种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想，对于今天的农村教育改革仍不失启迪意义。长期以来，我国搞经济的不关心教育，搞教育的不过问经济，教育、经济两分离。农村教育尤为如此，农村学校只管关起门来搞教育，一心一意传授书本知识，千方百计追求升学率，完全不顾自己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是在于为农村服务，尤其是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建设服务。以致偏离了社会为之确立的教育目的从而远远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作用。对此，我们进行农村教育改革时应该学习乡村教育家们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思想。一要树立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方向，建立由地方政府引导、组织，教育部门主管，企业、农业、科技产业等其他部门参与的“农科教一体化”的联合办学体制；二要逐步建立起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衔接、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的“三教统筹”教育结构，以推动农村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