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知识贫困与高等教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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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新世纪农村贫困的重新认识

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定义,至少存在三类贫困:一是传统的收入贫困(incomepoverty),即收入水平极其低下,不能维持基本生活。二是人类贫困(humanpoverty),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如不识字、营养不良、较短的预期寿命、母婴健康水平的低下和可预防性疾病的危害等。三是知识贫困(knowledgepoverty)。知识贫困衡量的不仅仅是教育水平低下的程度,而且是指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匮乏或者途径的缺乏。换言之,也就是对人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和途径的剥夺。所谓“剥夺”是指人们无法获得本应享有的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途径、机会和选择权,从而导致能力的缺乏。据此可以将知识贫困划分为获取知识能力的贫困、吸收知识能力的贫困和交流知识能力的贫困。这里的知识是广义的,包括科学与技术、教育与培训、信息与网络。获取知识能力贫困主要指生产知识和引进知识能力的匮乏,处于获取知识能力贫困状态的人群缺乏生产知识的能力,也缺乏引进知识的途径。获取知识能力贫困在区域层次的表现就是发表的论文、申请的专利很少,通过吸引外国或外地投资等手段获得先进国家或地区知识的渠道较少等。吸收知识能力反映人们利用已有知识的能力,即人们在获得知识之后能否利用这些知识促进发展和促进发展的效率。教育是提高人们学习和理解知识与信息能力的关键,吸收知识能力贫困主要是指人力资本的贫困(没有受过或者仅仅受过很少的教育)。这方面的指标包括:人力资本的存量,即人口已经接受教育的状况(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的创造,即人口正在接受教育的情况(包括教育入学率和教育的质量)。

交流知识能力反映一个地区人口传播知识的能力,决定了该地区人口在其需要信息时是否有获得信息的途径,以及通过这种途径传播知识的效率。交流知识能力贫困就是获得和使用信息交流工具的缺乏,如没有机会和能力看报刊等等纸质信息传播工具、使用电话等电信交流工具、接触和通过互联网等网络信息交流工具获得和交流信息。上述三类贫困之间不是互相隔离、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农村人口缺少收入会导致缺乏营养、缺乏清洁水、缺乏教育;由于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农村人口很难摆脱收入贫困;一些已经暂时脱离收入贫困的农村人口在遭遇到疾病或不识字等人类贫困或知识贫困打击后容易返回收入贫困状态。在知识化和信息化发展日新月异的新世纪,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在农村将有越来越多的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是由于缺乏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交流知识的能力所致。目前中国农村尚未消除收入贫困问题,也面临着许多人类贫困的重大问题,同时还将出现越来越严峻的知识贫困问题。在新世纪,中国农村面临的不是一种农村贫困,而是相互关联的多重农村贫困问题。无论是哪一种农村贫困,都是对农村贫困人口基本权利的剥夺,而消除农村贫困就是对农村贫困人口基本权利的保障。农村贫困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贫困人口能力的缺乏,而知识能力则是发展能力中至关重要的能力。知识能力的提高是减少和脱离农村贫困最重要的手段,而知识能力的低下既是导致农村贫困人口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的深层原因,其本身也是一类非常致命的农村贫困。对农村贫困的分析从表面特征转向深层原因,就不能不关注农村知识贫困问题。

二、中国农村知识贫困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知识贫困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4.64年提高到了1999年的7.18年,平均提高2.54年,提高最多的新疆受教育年限增加了3.46年,最少的西藏地区也增加了1.42年;全国平均的提高比例为54.73%,西藏、贵州、云南分别提高了92.68%、91.66%,89.56%。到1999年,成人文盲率下降到15.14%,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997年为28.4%)。其中男性成人文盲率为8.81%,指标较好的北京、吉林、辽宁、天津、上海地区的成人文盲率分别为6.45%、6.81%、7.18%、8.03%和8.68%。1999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9%以上,仅有西藏(81.3%)、青海(92.1%)两个省区低于95%。从电话普及率来看,全国电话普及率(百人电话机数)从1980年的0.27部增加到1999年的7部。中国在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提高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中国农村在尚未摆脱收入贫困的状况下(按照政府贫困线估计仍有2000多万人处于收入贫困之中)又将面临严重的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的挑战。20世纪末,中国4.6亿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中,文盲和半文盲有1亿多人,占22.7%,小学文化程度2亿多人,占45.5%。发达国家农村技术推广人员与农业人口之比为1∶l00,中国为1:1200,平均1万亩耕地不足1名农村技术人员。1995年中高级技术职称的职工只占乡镇企业职工总数的1.5%,全年接受大专以上和中等专业技术文化教育的职工只有总数的24%。中国农村教育总体上仍然比较落后,还有约27%的人口地区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约8%的人口地区没有普及初等教育,扫盲和巩固扫盲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一些地方农村教育结构还不尽合理,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还很薄弱。中国约半数的行政村没有建立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村劳动者的年培训率只有20%左右。

在“高教扩招”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农村教育的情况却又响起警报。2000年,国家宣布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然而,必须看到,目前“普九”的成果是低标准的,并且相当脆弱。一方面,所谓“基本普及”,是指85%的人口覆盖地区实现这一要求,还有15%的人口覆盖地区———主要在西部贫困地区———这一目标远未实现;即便在“普九”已经验收的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成果和质量也是很不巩固、很脆弱的,不少地区的辍学率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上升。如1998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3.23%,达167万人,而农村辍学率为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7个百分点,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应当指出,就许多地方的实际观察,农村学生的流失辍学率,比统计数字要高得多。1999年,广西边境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50个山区县小学、初中的辍学率分别达到2.44%和6.41%,“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由于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20世纪末全国中小学有危房约1300万平方米,集中在中西部农村。虽然危房占全国中小学总校舍的比例不足1%,但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这一比例较高。宁夏中学危房面积达5.32%,小学达4.6%;新疆中学危房达4.05%,小学占3%;青海中学占3.16%,小学占4.33%。有的贫困县危房面积高达10%-15%以上,如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小学危房率高达28.3%。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解决校舍问题时经费不足、建筑质量差,20世纪80年代末兴建的校舍中有“豆腐渣”工程,使一些地区劣质房的比例较高,不足10年的校舍成为危房,新危房出现率每年约为2%-3%。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据中国教育工会1999年上半年调查,中国有2/3省、自治区、直辖市拖欠教师工资。目前累计已拖欠100多亿元。

即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从1996年至1999年已拖欠教师工资6.4亿。研究发现,1997年中国县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3年,而城市为8.68年;农村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人口的比重仅为0.3%,而城市人口为7.97%;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农村也只有4.87%,城市则达到22.17%;农村文盲以及小学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则达到64.1%,城市只有34.9%。从正在接受的教育来看,农村人口入学率低,以高中阶段为例,1998年,城市每万人中高中阶段在校学生人数为815.6人,而农村仅为369.1人;而且农村青少年人口接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此外,1999年城镇人口电话普及率为19.19%,而农村仅为3.93%;在最新的网络通讯方面,目前中国农村用户只占全国总量的0.3%,据此推算,城市网络普及率为农村的740倍。这表明,许多农村人口处于“教育隔离”、“信息隔离”状态,相当多的农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因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机会和获得信息的机会,无法提高其发展能力,从而与发展和现代化无缘。

三、解决农村贫困的突破口是减少农村知识贫困

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农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教育与经济双向贫困。农村经济的发展,没有从教育方面获得多少刺激与支持。因而,这种经济状态是短期的、不稳定的和脆弱的。世界历史上有过这种教训,以低文化层次支持的经济中含有诸多的盲目性和愚昧性。他们的经济发展常是以向自然的掠夺、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和劳动力的过度消耗为代价的。这种依靠低文化层次支持的巧取豪夺者们的消费也必然是低层次的,除在食、色、性上无限度地挥霍外,他们即便有大把金钱,也决不会投入教育,投入再生产,丝毫也没有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农村经济的贫困,无法向教育提供经费,贫困的经济也没有压力促使它向教育索取什么。在农村人口不断增长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步履艰难,教育意识淡薄,“愚”与“贫”的联姻,导致农村人口素质低下并愈演愈烈。那种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安于自给自足和自产自用的封闭意识都无求于高层次文化支持,像一块硬币的两面,相互制约而共存着。农村要振兴,出路何在?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因素。知识创造财富,知识促进发展。知识推动改革。在20世纪之前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和数百年的工业社会中,知识虽然是重要的资源,但是其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知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服务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知识因素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大量的国际研究表明,知识因素是解释各国或地区之间增长率差异最重要的因素,而资本投资增长率的差异性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不是资本积累,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在发展中国家TFP经济增长具有潜在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人力资本能够迅速扩展和深化时,TFP的增长率会明显提高。

巴罗(Barro,1998)则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发展进程的重要部分,而且通过跨国数据回归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世界银行专家计算,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人均资本增长只解释了24%-29%,而反映知识以及其他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解释了70%以上。有学者对中国1978-1995年期间30省、市、自治区的横断面数据分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其中人均资本增长的解释占19%,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占73%,其他不可解释因素占8%。这表明知识贫困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率低下和经济起飞困难的重要原因,反之,向知识贫困宣战,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则是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的关键。在新世纪的中国农村,面对各种严峻的挑战及诸多发展途径的选择时,应调整发展思路,调整农村贫困地区开发战略和反贫困战略。农村贫困地区最稀缺的是知识资源,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也是知识资源。农村贫困人口最稀缺的资本是人力资本,最缺乏的机会是获得教育的机会,最缺乏的能力是知识能力;对农村贫困人口最大的剥夺是教育剥夺、知识剥夺,反之,对知识基础设施和对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最重要的投资,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投资。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而知识发展战略是最重要的战略之一。实施农村扶贫计划和缩小地区差距的基本宗旨应该是:富民为本,消除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而反贫困战略则应由过去的单纯关注收入贫困更多地转向关注知识贫困,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为他们提供获取收入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四、摆脱农村知识贫困的根本策略是发展农村高等教育

从农村贫困产生的深层原因看,注重人才资源的开发应是消除农村知识贫困的重点所在。笔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有的社会成员之所以陷入困境,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如人力资本的不足、健康状况低下等),使其失去(或被剥夺)了创造收入的能力或机会,因此,“能力的贫困”或“机会的贫困”是农村贫困的本质。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认为,出现饥荒、产生贫困的最重要原因未必是粮食的大幅度减少。他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在发生饥荒的年份里,粮食人均供给量并没有比未曾发生饥荒的年份来得少;在所有饥荒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因饥饿而死亡;在有些年份里,粮食的价格大幅度提高而粮食的供给量并没有比前几年来得少;有时,粮食倒从遭受饥荒的地区出口。那贫困何以出现呢?是因为社会上不同群体中的许多人,由于能力或机会的缺乏,以致于他们在获得实际机会中不包括获得足够粮食的途径,于是饥饿便产生了,他们也就陷入了贫困的境地。因此,一个人创造收入的能力或机会的失去或被剥夺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消除农村知识贫困就是要积极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开发农村人才资源。

让农村人口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更新观念、提高生存和发展技能,提高农村人口就业与增加收入的本领,并通过农村人口的自身努力,重新获得创造或增加收入的机会。人类文明已经历了以土地和人力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形态,以机器和资本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形态。伴随着新千年的到来,人类文明正在迈向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形态。不同经济形态的生产力对资源的需求和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在农业经济形态中,生产力需求表现为对以土地为中心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劳动者体力)的依赖,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体力的消耗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浅层次的消耗。在工业经济形态中,生产力需求表现为对以大规模机器体系和自然资源的依赖,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主要表现为人类利用大规模机器体系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在知识经济形态中,人类从以自然资源消耗为主转向以劳动者的智力(人才资源)消耗为主。正如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的:“人类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取决于人类智慧的开发。”在知识经济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逐步上升为社会的主导产业。技术密集、智力密集产业的就业比重显著上升,就业机会倾向于智力密集的群体,经济的分配也主要以对知识的占有量为基础。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其数量和质量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然而,中国广大的农村仍然处于农业经济形态,要使农村摆脱贫困,必须促使其经济形态发生转变。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实现其经济形态转变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开发农村人才资源。中国农村遇到最为严峻的问题,莫过于积极提高5亿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传统农村向农村现代化转变,逐步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序地转移到二三产业,从而稳步、持续地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据统计,我国1990-1999年新增劳动力总数为1.89亿人,其中大专以上技术人才仅占3.5%,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毕业生占14.5%,只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占46%,有36%的新生代劳动力还达不到初级技术所要求的文化程度。目前,我国低素质的劳动力绝大多数留在农村,形成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现状将长期存在。这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资源层面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我国农村将长期面对的人才资源的基本态势。农村人力资源丰富而人才资源缺乏,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矛盾之一。如何把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雄厚的人才资源,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途径,只有发展“基于农村、为了农村、在农村”的农村高等教育。然而,由于现有的农村教育筛选上去的高级专门人才进了城,而淘汰下来的众多人力资源留在了农村,数量供给充裕的农村劳动力大军往往伴随着低素质。因此,21世纪中央政府和全社会不容回避的紧迫问题,是将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深度开发”成高水平的人才资源,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措施,是从目标、内容、形式、结构和布局诸方面彻底改革农村教育,尤其要积极建立农村高等教育体系,发展农村高等教育。

五、农村高等教育要为农村现代化建设服务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建立完整的适应农村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否意味着把农民禁锢在农村、阻碍他们的城市化?回答是否定的!建立农村高等教育体系,并不是要与现有高等教育并列另建一套,而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重新认识和功能重构,着眼于农村的发展,用现在已有的概念解释,可通俗理解为建立农村社区发展学院,以此促进农村的发展。也不是要把农民禁锢在农村,一切阶层、城乡之间的流动照常展开,只是要在这个前提下,让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各自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不是让农村跟在城市后面,自然而缓慢的“城市化”。近几年,中国政界和学术界逐渐得到共识,认为“只有减少农村人口,才能富裕农村人口”。一个基本的事实是,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农业只占15.9%,而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却占总就业劳动力的50.1%,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9.4%。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必然还会进一步减少,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必然也会越来越少,这是各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的事实,中国也不能例外。但在如何减少农村人口上,中国选择城市化战略则走入了误区。在农村改革后,农业生产大包干责任制的推广使每个农户都分到面积大小不等的土地,农村人口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中进行农业生产劳动,剩余劳动力可以外出打工、向城市流动了。但是,由于目前在城乡之间依然保留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居仍然受到严格的控制。因此,农村人口的产业转移与非农化程度的提高没有带来农村人口相应的空间迁移和应有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浙江为例,1998年非农产业增加值已占全省GDP的87.3%,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也达到57.8%,而城市化水平只有35%,它滞后于工业化的严重程度是极为明显的。这是由于在城市现代工业与农村传统农业这两极之间存在着广泛分布于农村的乡镇企业。

在21世纪初,中国乡镇企业产出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全国约达到40%以上,浙江省则高达80%。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人口转向非农产业并不需要流入城市(离土不离乡)。即便是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口,想留在城市的并不多(离乡难离土),这不是他们主观上不愿生活在城市,而是由于无足够的承担全家迁居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还有文化上也难以融入城市并被城市所接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曾指出:“全世界的农村人口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在他们的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企业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W•舒尔茨.穷人经济学.见《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59-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428页)农村人口是否愿意迁居城市,是要全面计算进城的成本和收益的。中国近年来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讨论,较多的关注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以及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较少关注已经完成行业转移的农村人口面临怎样的社会环境。“农民工”这种就业模式具有低地位职业、低技术劳动、流动就业这三个基本特征。低地位主要形成于先赋的原因;劳动者素质低和社会网支持差是低技术劳动的原因;家庭经济选择是就业流动性大的原因。“农民工”就业模式将成为一种持续存在的社会问题。由于中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采取“农民工”就业方式,仅仅实现了就业意义上的临时流动,不体现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迁移,使中国高速发展的工业化未能带来高比例的城市化。对发达地区而言,农村人口没有离开村庄向市镇集中的要求,走的是就地非农化的道路(离土不离乡);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农村人口只身外出打工,挣钱回家补贴家用,不打算在就业地安家(离乡难离土)。因此总的来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了相当的独特性,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是人口从小规模聚居演变为大规模聚居的过程。

在经典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中,通常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具有线性的因果关系。中国则不然,这是中国的独特国情:农村人口基数大、不富裕、素质低决定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因此,笔者建议:教育界加强农村高等教育资源开发的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体系,推动中国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各级政府要全力投入,尤其是中央政府应将在农村实施全方位的以高等教育为切入点的全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与改革,作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大力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