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思想的民族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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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钱学森先生对教育基础理论的论述

钱学森先生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他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方面是多方位的。他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境界：世界一流的技术科学家，中华民族的大功臣，大成智慧者。哲学探索是钱学森全部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很多哲学思想在科学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钱学森先生十分重视教育，他不断反思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教育科学中最难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即人们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智力是怎样获得的，有什么规律。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教育科学的其他学问和教育工作的其他部门都有了基础，有了依据。没有这个基础理论，其它也很难说准。所以首先应该集中研究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3]钱学森先生认为研究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要从人受教育过程的本身开始，从古今中外的教育经验中总结。而我们一直坚持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它的基础，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论、认识论等构筑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能够帮助我们在材料千头万绪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分清表象与本质，找出条理来。现代科学技术虽然不能直接为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提供构筑件，但却能为我们总结经验提供许多极为有用的线索，例如人的才能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教育起到什么作用？同时，脑科学、心理学、以及思维科学的新发现、新成果也能促进我们总结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教育过程的客观基本规律。钱学森先生对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正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具体写照。实践产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循环往复，这是客观规律。教育学已经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仍在基础理论的道路上艰辛探索，更何况民族教育区区几十年的发展。与普通教育学研究相比，民族教育学具有特殊性，其人才的培养不仅要适应本民族文化环境和本民族发展的需要，还要兼顾以主体民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文化背景的影响。[4]因此，民族教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之路漫长而艰辛。钱学森先生在《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我试图陈述我对改革我国教育事业的意见。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根本问题，即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做起，不要简单地引用别国的现成经验，这才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做法。这需要大力协同，不只是教育工作者的事，社会科学家要参加，自然科学家也要参加。”[5]这段话为民族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指明了道路，照抄照搬普通教育的基础理论，盲目模仿普通学校的教学模式并不能真正解决民族教育存在的根本问题。解决好民族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综合考虑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群策群力，不断探索。

二、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对民族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启示

系统科学是钱学森晚年最关注的哲学分论之一，他认为系统科学是唯物辩证法两大基本原理在科学技术中的直接应用。钱学森曾经说过：我把从系统的观点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包括人自己在内）的科学叫做“系统科学”。系统科学的特征是系统的观点，或者说是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看整个客观世界。所谓“系统的观点”，就是承认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运行着，要自觉把事物作为系统去认识和处理。凡系统都有结构和功能，系统就是结构与功能的矛盾统一。以系统观点看事物，要点之一是从事物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去认识和处理问题。系统科学也是横贯科学，客观世界的每个领域、每个方面、每个层次都存在系统事物、系统现象、系统运动，都需要也能够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角度去研究。钱学森先生认为系统工程是一类包括许多门工程技术的大工程技术门类，各门系统工程都是一个专业，其中专门列出了教育系统工程，而它特有的学科基础就是教育学。民族教育学是民族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它首先是教育学科群中的一个分支，由于其特殊的教育对象和培养目标等因素，在研究过程中不可回避地需要民族学相关理论的支撑。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各领域间的交叉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箱格化的学科分类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教育作为一个社会的子系统，和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密不可分。民族教育更是如此。民族教育既是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本身又是一个系统，内部有自己的运行机制和系统现象。民族教育的研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系统的影响，同时民族教育系统内部的关系盘根错节，现象千变万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时刻以系统论的观点，立足多学科视角，以教育学和民族学为根基，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参考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民族教育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去认识和处理问题。民族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理论是凝聚了前人的研究基础，经过历史检验而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和指导意义的知识体系。民族教育的研究首先要遵从教育学和民族学的理论范式，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各民族历史背景，文化条件，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的不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教育又各具特殊性。有些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有些民族经济发展落后，还在封闭的大山中世代居住；有些民族汉化严重，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已经处于濒危状态……种种不同的发展情况，要求民族教育不能千篇一律，要根据不同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随机应变的措施，以解决不同民族、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教育面临的问题。对于民族教育基础理论的探索，应该坚持系统的观点，注意各系统内部的联系和影响。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民族教育系统的特殊性，如多维的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等。

三、钱学森思维科学思想对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启示

思维本质是一种以信息加工处理为核心的信息运作，在信息没有成为科学技术研究的对象之前，思维也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思维科学的提出是钱学森构筑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直接产物。钱学森先生认为“思维科学是从人脑通过思维认识整个客观世界这个角度去开展研究的”。[6]思维科学的目的在于了解人是怎样认识客观世界的，人在实践中得到的感觉信息是怎样在人的大脑中，存在和加工处理成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7]从人的思维能力培养上看，在理论层面上，思维科学的核心任务是揭示人类思维的本质，思维的规律性，思维能力发展的途径，阐释其内在机理。在应用层面上，思维科学的任务就是从思维的角度找出思维能力发展的途径并付诸实施。王锡宏认为，少数民族教育具有双重性，主要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语言、师资队伍、教育体系、学生毕业流向等方面的双重性。从内部关系看，少数民族教育双重性是二元结构。既要使学生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文化，适应本民族发展的需要，又要使学生掌握主流社会的知识技能，适应主流社会的需要和发展。[8]少数民族的双重性二元结构决定了少数民族教育的复杂性。二元结构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是少数民族教育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如何使少数民族学生既能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又能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观念，以及两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是少数民族教育工作者一直研究的问题。钱学森先生的思维科学哲学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教育心理学一直在致力于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的种种心理现象及其变化的研究，揭示在教育、教学影响下，受教育者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发展智力和个性的心理规律；研究形成道德品质的心理特点，以及教育和心理发展的相互关系等。思维科学研究的是人脑如何加工处理从客观世界所获得的信息，并把结果存储起来的过程。少数民族学生既要学习本民族语言，又要学习汉语，甚至是一门外语，了解大脑如何接受两种甚至更多语言，以及完成多种语言之间的转化，信息的存储、使用，是我们研究中的“黑箱子”，而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于提高少数民族双语教育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内容的研究，也无疑为民族教育基础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支撑。俞吾金认为，没有理论层面上的重大突破，应用层面就会一筹莫展。基础理论研究促进哲学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发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学术。任何一个重大的基础性理论问题都关系到整体学术质量的提升。[9]民族教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特殊性不言而喻。又因其特殊性，使其在理论探索和实践的道路上面临诸多的困难。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进行民族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既要借鉴教育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基础理论，同时又在实践中总结和摸索体现民族教育特色的相关基础理论。只有探索构建出民族教育的理论基础，才能够有效地指导民族教育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才能保证民族地区的繁荣和稳定。

作者：石梦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