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美学的文学性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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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对话美学要义，形式主义为其提供问题框架，历史主义指引其克服反历史、反人文的弊端，两者之间对话生成的系统既不困守于同一性的古堡，以无常对抗压迫，又不落入无确定性深渊，以有序抵制虚无。但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拥有不同的学理诉求，存在诸多不可取消的差异与冲突，具有不可调和性。矛盾集中在两点，一是系统存在的合法性尚需验证，二是有序系统无常化、无常系统有序化的运作模式知易行难。首先，洛特曼指出系统的存在是必然的。他认为“创造文本的第一步就是创造系统。”〔2〕（P416）一切文本以系统的存在为前提。他指出“不依赖规则和结构联系的创造是不可能的。”〔2〕（P409）也就是说，转为代码、模式系统是艺术文本的本质。一旦脱离系统，便违背了艺术的模式属性，势必使通过艺术理解世界、通过艺术沟通读者变得不可能。洛特曼将系统作为艺术达成目的的前提条件。无论是艺术文本的结构还是文化生存的空间，洛特曼均勾画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强调功能单一的个体不能孤立存在，只有进入有序系统才能发挥作用。他指出“艺术文本是建构在各种层次的总体有序化与局部有序化的结合之上的复杂系统。”〔2〕（P349）正如其他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的思维过程受制于普遍法则。词语秩序、文学系统成为洛特曼研究的认识假设和预设前提。洛特曼的理论路线是将文学系统化，从各类文本中发现规律、整理秩序。他建立了一个关于文学系统自身的模式，以此作为考察单部作品的外部参照。这样的文学系统按照等级组织起来，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天然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等有序属性。关于系统存在的合法性，洛特曼并未深究，只是理想化地提出，文化是统一有序的符号系统。系统的存在成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在一切价值皆需重估与反思的浪潮中，我们不得不对未经审视检验的前提提出合理性质疑。其次，洛特曼总结出有序系统无常化、无常系统有序化的运作模式，将之归纳为可比性原则。他指出无论是结构整体还是结构层次，各种异类要素根据可比性原则建构系列。也就是说，在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双重观照下，该系统一面建构，一面解构。既有序又无常，有序无常化，无常有序化。他指出：“作为这些有序化的多样性以及共同解释的结果，在这一层次上是有规律的和可预言的，在另一层次上就表现出对规律的违背和可预见性的降低。”〔2〕（P221）也就是将系统的有序，视为无常的前奏，并将系统的无常，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无常终究有序化。然而有序与无常的冲突，如何在同一系统中取得平衡，这是对话美学需直面的关键所在，问题症结回到了系统的理解。洛特曼所言系统具有动态化、不确定性，其根源在于外部力量和内部因素的变动。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合力生成系统。每个系统都是由复杂的诸多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同时单独要素亦可作为独立结构而存在。系统内部每一组成要素的变化均会引发其他要素的变化，任何要素皆有意义。这样的系统既维护异质要素之间的平等对话，又保障异质要素个体的独立存在，这是对话美学传递的深层旨意。洛特曼指出“符号域的标志性特征是异质性（heterogeneity）。”〔3〕（P125）

按照其描述，符号域空间中充满了各式各样、自由移动的碎片。它们既是独立个体也是系统的一部分。“异质性不仅指各类要素的多样性也指功能的多样性。”由此可以看到洛特曼试图建构维护个体生存的系统，为个体发展寻觅合适的土壤。这样的系统需具有有序性，以保障系统的稳定性，同时还需具有无常性以维护个体的发展。在此，对话美学犹如一双上帝之手，展示其神奇的中和力量。洛特曼声明“一段艺术文本不只是体现了各种结构规范的实现，也表现了对它们的违背。它是由确立次序和破坏次序的追求所组成的双重结构范围内发挥作用。”〔2〕（P417）有序与无常，两种相反的力量斗争博弈，同时发挥作用，其最终主导权归为何方？洛特曼的答案是“尽管每一种追求都力图控制和破坏对方，但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是对艺术来说其实是不幸的。艺术文本的生命取决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张力。”〔2〕（P417）也就是说，洛特曼寄希望于系统内部“彼此之间的张力”对系统的无常与有序进行平衡。一切始于系统，一切终于系统。起点即是终点，终点亦是起点。似乎问题在此得到了合理解答，但我们的追问并未就此终结。在没有第三方力量合理制衡的境况下，有序与无常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如何避免向左便是一元专制、话语霸权，系统成为僵硬的、固化的、绝对的、独断的系统；向右便是遁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终至礼崩乐坏、价值失范。应该说，合理有度地调和有序与无常，和谐共生的对话格局知易行难，非一心所想，亦非一日之功。

洛特曼指出符号学的首要问题是意义。意义即信息，意义在洛特曼将文艺学科学化的进程中置换为信息。文本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其包含的信息量，也就是语义负载的程度。信息量的多少成为评价文本意义的标准。意义可量化为信息量，彰显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勇气与希望，而艺术文本的信息量终究无法测算，意义难以衡量则预示着人文科学化的困境与瓶颈。一方面，意义等同于可测量、有数量的信息，体现了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希望。洛特曼以其任教的塔尔图大学为中心，运用作为哲学人文思潮的结构主义与作为社会科学最新方法论的符号学，形成了著名的塔尔图符号学派。符号学是有关模式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他认为研究符号系统的目的，是确定意义。“对于所有使用符号的科学来说，意义是首要问题。研究任何符号系统的最终目的，就是确定它的内容。”〔2〕（P48）洛特曼借用乌斯宾斯基的观点，阐明意义就是互译过程中的不变量。洛特曼衡量意义的初衷在于试图科学地回答艺术存在的必然性问题。按照黑格尔理论，会出现高于艺术的形态，艺术势必灭亡或被替代。但艺术仍然存在，深究其因便是艺术文本较之其他文本，能够容纳罕见的高浓度信息，具备惊人的语义饱和状态。具体来看，将口语句子与一首诗、一套颜料与一幅画做比较，艺术可贮存、传达的信息量是无可比拟的。言下之意，艺术存在的必然性在于“对于贮存和传送信息来说，艺术是最经济、最简捷的办法。”〔2〕（P33）洛特曼提出意义就是信息，深化了对文学本质的研究，特别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更显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信息不可量、无法量，彰显了人文与科学对话的困境。信息如何精确衡量，符号学最终未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提炼数字结论异常困难。一是从信息属性来看，艺术文本中存在的是超信息。艺术具有不可翻译性，也就是信息量无法计量。洛特曼指出“为什么诗歌文本的最精确翻译，仅仅只在对诗歌言语和非诗歌言语都是共同的那部分结构上再造内容结构。”〔2〕（P217）

换言之，诗歌文本无法得到精确的翻译，信息量也就无法得到全部统计。洛特曼认识到“艺术模式永远比对它的解释更丰富、更有生命力，而解释永远只能是一种近似物。”〔5〕信息量的统计上，总是无法实现一对一的准确捕捉，相反，存在诸多空白点。简言之，这就是洛特曼所说的“只有在艺术文本中才有可能存在的超信息。”〔5〕二是从信息来源来看，信息量的多少取决于读者。洛特曼将判断语义信息的裁决权赋予了读者。但读者不是一个固定实体，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主体。不同读者判断标准不一，理解程度不同。信息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而非固定不变之物。信息量流动不居，无法凝定恒常。没有终极解释，无法盖棺定论。更为致命的是洛特曼认为文本中的语义信息呈潜在隐身状态。信息是潜在的，需要读者挖掘。信息出自接受方的推断，这就近乎宣告了数字化语义信息必然失败。用艾柯的话来说“，我们决不会完成美学信息的‘最终的’解码或‘阅读’。”〔6〕（P147）既无法裁定艺术文本的信息量小于其他文本，也无法估量艺术文本的信息量究竟大过其他文本多少，信息无法测量，意义自然亦无法衡量。细究之，科学方法运用于人文领域是否合理，是否仅是简单折合、旧词新说，还是对话碰撞出新的意义，我们应辩证地看待上述问题。人文与科学并非二元对立的两极。人文与科学之间的交流对话是可能的，也是不易的。洛特曼的理论出发点是文学研究科学化，对文学研究进行自我确认。建立一门以严格科学原则为基础，不取决于个人趣味的超意识形态的文学科学模式是其理论旨趣。但符号学引入文学研究，虽然有助于思考文学意义的产生机制，但并不能代替思考文学作品的本质，不能再现作品的历史性。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各自拥有不同特质。如巴赫金所言，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目的。自然科学研究物，人文科学研究人。人文科学的对象是表现的和说话的存在，不是生物学意义上人的物质存在。洛特曼赋予文学以科学气质，勇气可嘉，但科学与人文的鸿沟仍然存在，符号学并未将之消除。

从文学系统切入，直面意义生成，这是对话美学为现代性多样性设计的方案。既对现代性普适价值持宽容性认同，又对后现代性过激之处予以修正。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对现代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非易事，往往会导致前提与结论相互抵牾，悖论丛生，影响理论的效能发挥。首先从理论目的来看，对话美学以文学的独立性、特殊性、区别性为立论基点，试图追求文学研究的知识系统化和专门化，坚持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但结论却是文学始终处于与外系统不可分离的关系之中，将文学研究导向了拉平一切对立面，打破以往确立文学概念的等级关系，解除文学与非文学的藩篱。从捍卫差异、确定边界始，以消解差异、边界消失终。语言规则、文学系统、交通信号、文化系统等量齐观，万象归一，有无违背系统结构的前提预设，即外延确定、独立自存、等级森严、外人莫入的原则，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学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认识论假设，值得深思。深究之，对话美学的深意是破除现代性思维，颠覆欧洲文化中心论，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现代性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除了科学、民主之外，现代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代表了“欧洲中心论”、“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无论是黑格尔声明中国没有历史，还是马克思形容像植物一样缓慢成长，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均作为资本主义的客体依附性存在，而非作为历史的主体存在，被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如何在认同现代性思想之时，仍然保持主体性，体现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一最具代表性的命题上。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造成的自我否定，苏俄知识分子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主体位置以及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精神上的分裂状态，均需通过诗意阐述加以抚平。其次从理论方法来看，洛特曼对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对话立场。洛特曼遵循对话宗旨，引入读者、外文本，有效吸纳历史主义，融文学的历史诉求于形式结构，纳具体可见的现实现象于系统模式。既纠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文论局限，同时又克服了以意识形态为指归的历史主义文论偏颇，一举完成超越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他得出“艺术作品是历史的纪念碑这个概念为另一个概念所代替；艺术作品是‘像任何其他’我们不断见过的作品那样的纪念碑。”〔2〕（P325）

但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冲突，关涉是历史统一于逻辑，还是逻辑来自于历史。任何知识生产和知识秩序的建立都有自己的学理根源，两类不同路向的理论自成一体，不可证伪。多元开放掩饰了异类知识的不可调和性，兼收并蓄仅是表面和合。鲍•加斯帕洛夫（B.Gasparov）在《作为特殊现象的20世纪60年代的塔尔图学派》中提出，塔尔图学派极力追寻“绝对的综合”。〔7〕（P163）他认为对整体、相互联系现象的关注超过了每一个单独现象，具有乌托邦思维特征。但洛特曼提出异议。他认为自己和鲍•加斯帕洛夫的分歧在于他认识到描绘一幅完整的图像的困难性。洛特曼直言将文化交流现实过程图式化、模式化，不可能完全实现。其中涉及到历史、社会、心理条件。任何系统除了自我发展规律外，还受制于极其偶然的因素制约，故不可能做出准确预测。同时他也不赞同用任何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性原则，规划实践。相反，还特意赋予文化生存与发展空间不可预测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展示了一幅奇妙的动态思维图像。正如《世界文化报告》中所称，文化不再作为凝定不变、固定封闭、完成时态的“集装箱”，而是一个全球化、跨界化的创作过程。〔8〕（P9）最后从理论意义来看，对话美学愿景在困境中日益澄明。对话美学大义在于立足意义的持续生成，不断推进陌生化进程。一旦理论定下的规则陷入常态，系统便会自动推陈出新。违反代码成为不变的规则。与时俱进、不破不立、变乃不变成为理论永葆青春的法宝。如洛特曼自述，“人们一着手制定规则，活生生的文学史就会显露出许许多多的例外，以致没有什么可以与规则相吻合。”〔2〕（P401）“文本在特定禁令系统的联系中发生作用，这些禁令先于文本，存在于文本之外。”〔2〕（P272）所谓的“规则”、“禁令”便是既定理论，具体包括体裁限制、特定词汇使用等。按照洛特曼的说法，禁令“内在于特定艺术语言、特定时代和民族文化（以及作为它的最重要因素的自然语言）”〔2〕（P272）。规则、禁令非永恒，随时代、环境而变迁。破除禁令，转入对话，理论何去何从？对话美学选择中间路线，既不使现代性过度膨胀，也不使差异性绝对化。其可贵之处便是揭示了真理在关系之中，创造之中。没有绝对真理，亦没有终极真理。坚决抵制“绝异道”、“大一统”的偏执，生动演绎对话美学的自由品格。理论本身没有过错，错的是将理论绝对化，定为一尊，排斥异己。理论指向的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洛特曼认为，正确的命题和论证逻辑，比起那些即便是真理但无法验证的现成答案价值要高得多。他指出文艺学学科的性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之前的语文学成了独立而遥远的职业。专业分化仅仅是科学的一个进程，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如古代语言和文化成了少数专家研究的学问，俄国语文学家不了解外国文学。他还进一步指出对话美学虽然并非一个完全成熟、定型的科学流派，许多关键问题还没有必要的统一性或明晰性，但提供的多元思维方式，示意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皆是众多视角中的一种，任何学派都不可能占据通向研究对象的所有通道，这一点异常重要。总而言之，对话美学作为消解现代性的方案，有效避免了总体化的暴力倾向，揭示了复杂场域的权力关系引发的压制与突围，为地方文化、小型叙事提供了合法化存在的依据。如同周宪所指，换种角度来看，与其将此理论理解为知识或学问，不如理解为某种策略。这样一种策略，不再以某种普遍的价值观为指归，而是强调价值的多元性；这样一种立场，重视文化的差异性与繁复性；这样一种姿态，既关注普遍的共同价值观，又关注局部的地方价值观。〔10〕按照鲍曼的说法，这已不再是法则、基础或是地基，只是一项假说、一类价值、一种目的。〔11〕（P270）或如洛特曼自言，对话美学困境之启示不在于其“无所不能”，而是意识到理论的有限，有如智者自知，人类才不会停止求索的脚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本文作者：李薇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