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导论建立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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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建刚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讲师

生态美学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理论成果，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生态美学是由中国学者建立的美学学科，也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美学界的一大贡献。生态美学的提出是中国美学家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所做出的理论回应，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在中国美学界居统治地位的实践美学的反思、批判和超越，而其大的理论背景则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进入后现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因此，我国著名生态美学家曾繁仁指出：“从时间上来说，生态美学是20世纪后期，特别是21世纪后工业社会的产物，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不同于传统学科的新兴学科。”[1]

中国学术界对后现论已经非常熟悉，提到后现代我们立刻可以列出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詹姆逊等一系列解构主义理论家的名字。相反，中国美学界对小约翰•柯布（JohnB.Cobb）和大卫•格里芬(David.R.Grifin)等人所提倡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这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生态问题，并认为建设性后现代必然是生态的。生态美学得以建立的后现代语境正是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其理论观念对中国的生态美学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曾繁仁教授断言在“建设性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生态审美智慧将重放光彩”。故而把生态美学置于建设性后现代的理论视域中，研究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我国生态美学的建构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两种后现代的关联与差异

20世纪70—80年代之后，西方世界进入了后现展时期，与此相对应的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大行其道，风靡整个欧美，乃至影响了全球包括建筑、文学、艺术、哲学等各个领域。因此，近30年来，在西方学术界，后现代已经成为一个标签，在各个研究领域内随处可见。詹姆逊认为，如果说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现代主义超越了民族市场的界限，体现着扩展了的世界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文化特征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2]凯尔纳认为“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新面孔、新发展”。[3]“后现代”一词更多涉及到人们对现代性的态度以及超越现代性的方式。

因此，尽管后现代一词在使用中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含义，但其共同之处在于，它可以概括为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普遍情绪。从这个角度来看，尼采可谓是后现代的鼻祖。尼采所提出的“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等观念对20世纪的思想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为反思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彼得•奇马（PeterV.Zima）认为康德、黑格尔和尼采是20世纪文学理论和美学的三大理论源头，20世纪的所有理论都可以从中找到它们的理论资源。

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是康德美学的继承人，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思想的发展，那么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理论流派的思想源头则是尼采哲学。[4]因此，哈贝马斯指出，作为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点，是“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5]凯尔纳也认为：“尼采对西方哲学基本范畴所做的深刻犀利的哲学批判，为许多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批判提供了理论前提。”[6]尼采的这种反思和批判意识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决定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和哲学的表现形态和理论特征。

这种后现代观念体现在各个方面。伊格尔顿从文化和哲学等方面对后现代思潮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线。”[7]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这种特点与其哲学观念直接相关。“从哲学上说，后现代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小心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理论和‘封闭的’概念体系。它是怀疑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论的，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它把自我看作是多面的、流动的、临时的和没有任何实质性整一的。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把这一切看作是对于大一统的政治信条和专制权力的激进批判。”[8]

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反思和批判意识体现了一种“微观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后现代主义“是西方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被辱骂的和被羞辱的群体正在开始恢复他们的历史和人格的时代”。[9]但是也不可忽视其中所包含的消极因素。麦茨•埃尔弗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思想未必意味着一种否定的或破坏性的立场，但是后现代作品的旨归以及最明显或许也是最新鲜有趣的蕴意，是沿着极端的怀疑和问难方向发展的。”[10]当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弥漫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表征的时候，其所具有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詹姆逊认为，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一切深度模式都被消解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平面的、破碎的、拼贴的、戏仿的文化。格里芬认为，这种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反世界观的方法战胜了现代世界观：它解构或消除了世界观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如上帝、自我、目的、意义、现实世界以及一致真理。由于有时出于拒斥极权主义体系的道德上的考虑，这种类型的后现代思想导致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11]

这种后现代主义在反思现代性的灾难的同时，却又把人类带入虚无主义的新灾难，世界失去了意义的根基，真理、价值、正义等问题都变成了无意义的东西。所以，马歇尔•伯曼借用马克思的话把他研究现代性体验的著作直接起名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诺里塔•克瑞杰也借用《圣经》故事把后现代的特点描述为“沙滩上的房子”。[12]在这种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世界陷入意义的虚无主义之后，重建一个意义世界就成为理论界直接面对的问题。伊格尔顿认为，这个充满怀疑精神的“理论”时代随着德里达、福柯、巴特等人的离世已经结束，“后理论”时代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建立意义世界，重新关注一直被怀疑和解构的意义、价值、真理、普遍性等宏大理论问题。为世界重新建立意义和目的，应该成为理论建构的目标所在。[13]正是出于这一目的，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过程研究中心和后现展研究院的后现代研究团队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后现论范式。为了和上述后现代区分开来，大卫•格里芬称上述理论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DeconstructivePostmodernism），与此相对，把自己提出的后现代称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Postmodernism）。“这两种后现代哲学的区别不在于必须解构那些对现代（而且有时是前现代的）世界观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而在于建构一种新的宇宙论（它可能成为未来几代人的世界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4]格里芬的老师、生态神学家小约翰•柯布指出，作为后现代形态之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正在为现代世界提出一个积极的选择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反对解构现代性的诸多特征的工作。重要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拒绝应当伴随着重构的主张”。[15]因此，当一切都遭到解构而导致世界变得虚无之后，在这个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提出一种建设性的理论主张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这种后现代精神是重构主义的、乐观的、合乎规范的。它不是要抛弃现代主义的积极的一面，而是试图取代其消极的一面。

后现代可能意味着人类将有能力摆脱当今世界的暴力、贫穷、生态恶化、压迫和非正义现象。”[16]这种建构不是要重新建造一种新的世界观，而是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观念进行综合，并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如格里芬所言，建设性后现代“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上述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建构性后现代思想强调，范围广泛的解放必须来自现代性本身，它为我们时代的生态、和平、女权和其他解放运动提供了依据。”[17]

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把尼采作为精神导师，是从尼采的路径反思现代性，而建设性后现代则是怀特海哲学的继承者，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出发，来建构一种有机世界观。和尼采不同，怀特海是一位科技哲学家，他的有机哲学观是通过对17世纪以来的科技发展史的反思而建构起来的。因此，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主要集中在文化和哲学领域不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讨论的问题更多贴近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格里芬等人所建立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包含了后现代社会中的科学、教育、农业、商业、政治和伦理等各个方面，而在这些方面贯穿始终的是一条生态世界观的线索。生态问题作为未来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种“元问题”，关注生态问题，为人类的共同福祉而努力应该成为未来社会的最大政治。因此，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关注和研究也就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建构的重中之重。格里芬坚信，“作为人类的我们如果想要继续繁荣发展，甚至是想要继续生存的话，就需要走向一种生态文明”。[18]从生态的角度思考上述问题，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建立一个生态文明时代则是其最终的价值指向。可以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讨论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加上“生态”的定语。因此，格里芬认为“建设性后现代从根本上来看是生态学的，它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19]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可以称为“生态后现代主义”。[20]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观

格里芬认为：“尽管怀特海从未使用过‘后现代’这个词，但他谈论现代的方式却有着一种明确的后现代语调。”[21]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构想，怀特海哲学提供了最系统、最明确的说明。美国过程哲学家罗伯特•梅斯勒对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基本观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西方哲学中，柏拉图牢固地建立起了存在首位的学说，这一点在启蒙时代由笛卡尔得以加强。他们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实体”和精神的“实体”（特别包括人的灵魂）构成的。这些“实体”既是独立存在的，又是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较之生成，存在是首位；较之相关性，独立性是首位；较之过程，事物是首位。”[22]怀特海创立了一种“有机哲学”（thephilosophyoforganism），对雄霸西方哲学中心地位两千余年的这种机械论世界观进行了批判。怀特海认为，世界不是固定的“存在”，而是“过程或生成”。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现实实有”（actualentity，也有人译为“动在”）在其中紧密联系构成了一个关系网络。“一个现实实有是如何生成的，这决定了该现实实有是什么；因此，对一个现实实有的两种描述并非是相互独立的。

它的‘存在’（being）是由它的‘生成’（becoming）构成的。这便是‘过程的原理’。”[23]而“一个机体便是一个联系，每一个现实实有本身只能被描述为一个有机过程”。[24]在一个有机体中每一个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密切相关，并有自己的固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也可称为“关系哲学”或“有机哲学”，这种哲学正是建设性后现代生态哲学的理论源泉。正如日本学者田中裕指出的：“怀特海的哲学，尤其是其中的有机论自然观，是一种意义深远的生态学，即在自然界诸种生命活动整体中为人类定位这种思维方式的先驱。怀特海的哲学以宇宙论的方式展望了现代世界最深刻的问题———地球环境危机，在美国基督教神学家中最早敲响了环境问题警钟的人，是曾经跟随怀特海学习过的过程神学家约翰•柯布，这并非偶然。”[25]柯布也明确指出：“怀特海的思想本来就是生态的；自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反思他的思想与这个深陷生态危机的世界之间的潜在实践关联。”[26]在人类社会遭遇严重生态危机的今天，怀特海的有机哲学要求深刻反思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怀特海在自己的哲学中所实践的“观念的冒险”，无疑对文明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正是怀特海的“有机哲学”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建设性后现论家们普遍认为，目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灾难、军国主义和核威胁等人类所面临严重危机直接导源于现代性的世界观，自然危机本质上是人类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因为“我们的宇宙观、世界观必然决定着我们的伦理观和生活方式”。[27]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遵循着一种“支离破碎的、祛魅的、以权力为基础的、竞争性的现代世界观”。[28]这种现代世界观建立在伽利略、培根、笛卡尔和牛顿等几代科学家所努力创立的二元论、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格里芬从四个方面对这种现代世界观进行了分析。从力量的本质角度来看，现代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特征就是，它使强制性的力量成为一切变化的基础。无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都认为力量是世界得以运转的原因，不同仅仅在于，有神论认为力量控制在上帝的手中，而当上帝消失之后，无神论者把整个世界看作是各种不同的基本实体之间力量关系的产物而已。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其代表理论，适者生存造成的是世间万物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无情地恶性竞争。在自然的本质方面，现代世界观主张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和绝对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把自然看作是僵死的东西，是由无生气的物体构成的，是外在于人类的客体世界。马克斯•韦伯把这种观念概括为“世界的祛魅”（thedisenchantmentoftheworld）。在这种现代世界观中，对世界的科学解释代替了神学的解释，知识不再被用来服务于上帝和支撑信仰，而是进一步服务于人类并扩充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他们坚信，“科学要取得进步，就必须对世界进行祛魅，从其中清除掉所有把自然看作是充满了生命和精灵力量的影响。……通过对宇宙进行先进而严密的数学和物理解释，现代科学君临于‘僵死的自然’，并将生机勃勃的自然世界转变成一架死的机器。这种前景极大地推进了支配自然的工程，因为它断言无生命的物质既不妨碍也不阻挡它的操纵。”[29]现代世界观遵从一种主客二分的主奴辩证法，人类是世界的主体，而外部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受人类主宰的客体。这种世界观产生了一种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在决定对待自然的方式时，人类的欲望及其满足是惟一值得考虑的因素。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价值，自然成为人得以控制和操纵的工具。这种世界观也直接导致了工具理性的盛行。这种掠夺性的世界观一旦成为一种普世观念，对自然的剥削和掠夺就在所难免。这直接造成了“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和满足感的丧失。……人们越来越不是通过与自然的律动保持和谐的方式，而是通过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来寻找这种意义。”[30]人与自然之间的依存关系被破坏了，自然成为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可以肆意掠夺的“资源”，而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正如凯尔纳所言：“现代科学允许人类在他们对世界的知识中获得更多的确定性，但是却以丧失类似于在家的舒适感为代价。”[31]

现代范式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的片面的人性观。这种人性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性欲是驱动我们的惟一真正的原因，二是认为人是一种经济动物，经济动机是决定一切的力量。现代经济中所宣扬的似乎就是，性动机与经济动机的结合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因。现代范式的第四个特征是一种非生态的存在观。17世纪的思想家们认为自然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这些实体不受周围环境中的事物的内在影响。格里芬认为这种非生态的、非关系性的存在观的消极后果之一就是生态本身的危机，特别是各种形式的污染。另一后果是，它使我们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自己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可以离开他们或群体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利益，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顾整体环境和他人的利益。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自16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这种现代范式已经陷入困境，它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把人类引入了一条万劫不复的深渊。“人们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是所有历史一直苦苦寻求以及所有社会都应遵守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而越来越视之为一种畸变”，所以，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危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和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32]因此，要解决这些危机首先就是要在对现代性世界观进行反思、批判乃至抛弃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全新的后现代世界观。正如格里芬所言：“我们只有摒弃了现代世界观，才有可能克服目前的各种建立在这种世界观之上的、用于指导个人和社区生活的灾难性的方法。并且，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新的看上去更可信的世界观，我们才有可能放弃这种旧的观点。

只有当后现代范式开始出现的时候，现代范式才会消亡。”[33]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当务之急就是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种让当代人，尤其是正在成长的一代感到更为可信的世界观，并着手建立一种用以规范个人、社区、国家以及国际关系的新伦理学，为了人类共同的福祉而提供将会带来更好的生活方式的现实主义的希望。这也正是他们建立后现代世界中心的目的之所在。小约翰•柯布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定义为“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概念基础之上的推重多元和谐的整合性的思维方式，它是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有机结合，是对现代世界观和现代思维方式的超越”。[34]柯布进而从七个方面对这种后现代世界观的特点进行了概括。一是反对二元论，主张整体有机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处于一种流变的过程中，并且相互联系。世界的发展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摈弃激进的个人主义，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和“共同体中的自我”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三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因此主张生态主义。四是在方法论上推重高远的整合精神。五是在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鼓励对话和互补。六是对现代性的态度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扬弃，既克服又保留。七是在经济上所诉诸的是共同体的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所寻求的是一个“既是可持续的，又是可生活的社会”。显而易见，在柯布所总结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特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生态的线索，因为他认为“生态学为后现代世界观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35]正因为如此，费雷德里克•费雷把生态科学看作是“一门年轻而意义重大的后现代科学”，[36]托马斯•伯里则把这种后现代文化概括为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37]

三、建设性后现代与生态美学建构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对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声音在西方社会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对于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所具有的统治地位而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完全处于学术界的边缘。目前美国大学哲学系还是以分析哲学为主流，即使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导师怀特海的哲学也被放在神学院，研究者寥寥。甚至在维克多•泰勒编写的两卷本《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中对建设性后现代和大卫•格里芬等人都根本没有提及，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对他们的思想也只是简单提及。其中原因可能在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之中，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其著作也无法与德里达、福柯和鲍德里亚等人的皇皇巨著相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西方世界，格里芬等人所极力批判的现代范式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主张就显得与这个被捆绑在经济战车上的疯狂的资本主义世界格格不入。正因为如此，格里芬等人把发展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地球及其人类居住者（还包括其他居住者）的前途，取决于中国正在制定的种种政策”。[38]令他们感到兴奋的是，“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主要目标的政府。虽然宣布一个目标和实际地采取措施去推动它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这种宣布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通过提倡发展生态文明，中国已经显示了向这种后现代方向迈进的意图和决心”。[39]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正如格里芬所言：“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4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要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发展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便是极有必要的。事实证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有着密切的契合度，其主张也非常符合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对中国学术乃至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并不限于某一学科，而是涉及诸多学科的一种新的世界观或理论范式，其基本理念可以为多个学科所借鉴。就美学而言，虽然建设性后现论家柯布和格里芬甚至怀特海等人都没有专门从事美学和文学批评研究，但其所提出的基本理念却对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怀特海认为：“建构一个观念体系，以便将审美的、道德的以及宗教的关注与那些源于自然科学的有关世界的诸种概念结合起来，这也应该是一个完整宇宙论的目的之一。”[41]J-M•费里也认为：“未来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42]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建设和发展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就比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更有价值。因此，把美学和生态学结合起来，从美学的角度对生态问题予以回应，建立一种生态美学就既是必要的、合理的，也是可能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生态世界观与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对中国生态美学的建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论哲学观有助于拓展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中国生态美学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相关论述，但是其真正繁荣还是在新世纪之后。短短的十余年间生态美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它还处于初步的建设之中，需要更多学者的参与来完善和发展。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在生态美学的西方理论资源中，中国学者更多地借鉴马克思的实践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观念，尤其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研究较少。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理论奠基者，怀特海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就对现代科学及其世界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清晰的生态观念，而当时的世界还在为现代科学的伟大力量和光明前景而欢呼雀跃。正因为怀特海的这种前瞻性使他的哲学在西方学术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早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术界已经开始介绍怀特海哲学，但是，对怀特海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观念的研究还比较粗浅。因此，“要使怀特海具有生态精神的形而上学开始作为人们熟悉的传统观点的替代物而占有一席之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43]

另外，怀特海出于自己的整体性有机哲学观念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环境与艺术和审美的内在张力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怀特海认为：“对于文明社会的审美的需要来说，科学的反作用从来是不幸的，它的唯物论基础使人们都把事物和价值对立起来。”[44]事实证明，在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中，艺术被看成一种儿戏。在伦敦美轮美奂的泰晤士河上架设一座铁路桥，设计这座桥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审美价值。因此，在他看来，“伟大的艺术就是处理环境，使它为灵魂创造生动的但转瞬即逝的价值”。[45]怀特海的这种基于生态和环境的审美意识对生态美学的建构具有参考意义。第二，有助于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的现代转换和发扬光大。格里芬指出，对现代和后现代的划分只是一种出于方便起见的二元划分法。事实上，“在我们构想后现代主义的美好前景时，吸取前现代的理解和智慧是有帮助的。在许多方面，前现代比现代更有助于我们去构想后现代，尤其是它暗含的生态学世界观。……走向后现代世界的过程需要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形式在我们的生活和关于无限未来的意识中彼此共存、相互渗透”。[46]

由此可见，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不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并不否定前现代和现代的合理因素，而是倡导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有效结合。这给我们提出了重建美学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不是要和过去断裂，而是要在过去的智慧中寻求对现代和未来有价值的东西。著名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在这重新反思现代性意识形态假设的关键时刻，中国不仅面对着一系列问题，而且还深藏着解决问题的智慧。”[47]中国古典哲学中充满了生态审美智慧，比如天人合一、生生为易、万物齐一、参赞化育、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天地境界、气韵生动等等。发展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不是要抛弃这些古代观念，而是要对其进行一种现代转换，从而把它和现代、后现代的世界观进行有效结合，让其在当代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发挥重要价值。格里芬认为，“古代中国的生态观念要比西方的机械论思维能更富有成效地促进当代科学”。[48]因此，在建设性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中国古代的生态审美智慧必将重放光彩，并对当代生态美学乃至生态文明社会的建构发挥重要作用。第三，有助于对实践美学的反思和超越。托马斯•伯里把人类文化—精神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具有萨满教宗教经验形式的原始部落时代（在这个时代自然界被看作神灵们的王国）；其次是产生了伟大的世界宗教的古典时代（这个时代以对自然的超越为基础）；再次是科学技术成了理性主义者的大众宗教的现代工业时代（这个时代以对自然界实施外部控制和毁灭性的破坏为基础）。直到现在，在现代的终结点上，我们才找到了一种具体化的生态精神（同自然精神的创造性的沟通融合）。[49]在人类的不同发展阶段，依据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人们创造出了不同的美学形态。如果说实践美学是适合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社会中的美学形态的话，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就应该是生态美学。新时期以来，实践美学一直是中国美学的主流形态。实践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当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其中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偏颇与矛盾。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对自然美的阐释是实践美学的一大难题，李泽厚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中国当代的诸多美学流派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大多也都集中于实践美学在自然美问题上所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分的理论模式。虽然朱立元等人逐渐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引入实践美学从而提出了一种“实践存在论”美学观，但是实践美学所固有的这一难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在这方面，建设性后现代的生态世界观无疑具有借鉴意义。格里芬认为，现代范式的四大消极后果之一就是它的非生态论的存在观，这种存在观所造成的后果已经触目可见。后现代主张一种生态论的、关系性的存在观。“与信奉二元论的现代人不同，后现代并不感到自己是栖身于充满敌意和冷漠的自然之中的异乡人。相反，后现代人在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些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50]

自然不再是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意剥削和掠夺的“资源”，而是我们存在的“家园”。因此，主张“世界的返魅”（thereenchantmentoftheworld）就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论题。这种生态存在论的世界观对反思实践美学，解决实践美学的“自然”难题，建构生态美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参照。第四，有助于中国美学参与国际平等对话。目前中国美学界对德里达、福柯、巴特、鲍德里亚等理论家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美学关注甚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哲学传统和文化现实之上绽放的理论之花，其所关注的很多理论问题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现实比较隔膜。相反，生态问题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实问题，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就是要“把对人的福祉的特别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51]因此，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域中建设并发展生态美学应该具有更强的现实关怀性，也更容易走出国界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面对生态危机这一人类共同问题，中西方美学家提出了类似的应对策略。为了纠正长期以来把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而忽视环境问题的分析哲学路径，加拿大美学家艾伦•卡尔松、美国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和和芬兰美学家约•瑟帕玛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环境美学”的理论构想并付诸实践，建立了环境美学体系。中国美学家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美学”的理论构想，其中包含着中国人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52]近年来，山东大学召开了多次大型生态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诸多西方环境美学家，以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大卫•格里芬等人都参与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了理论对话，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为生态美学开辟了专场，从而使世界美学界更多地了解和接受了中国学者提出的生态美学理论。事实证明，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视域中建立起来的中国生态美学已经成为可以与世界美学平等对话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