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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历史教科书宏观上是以文明史观进行驾驭的,所以解读教材要从以下几个思维层面入手:第一,明确社会发展中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互动,这里不再赘述。第二,明确三个模块在价值上宏观导向,其中模块一是世界的多极化,民主是归宿、和平是主流;模块二是经济的全球化,现代化是方向、发展是主题;模块三则是民族认同和国际关怀。第三,以文明史观为经纬(亦可选择其它史学范式驾驭),梳理出专题间的内在逻辑,构建起新的知识体系。第四,则是具体到每一课内部知识逻辑的梳理。其中第三个层面研究的是焦点问题,即各个被“重新切割”了的专题间的关系,所以该层面自然成为专题体例下建构新体系的关键所在,是教师“用教材教”首先要完成的功课。以文明史观对历史(Ⅱ)各个专题之间的脉络进行梳理,将其从宏观上整合成三个大主题。主题一,人类经济文明的纵向发展带动横向拓展,突出物质生产是动力。该主题将专题一、专题五、专题二按着新的顺序进行整合,其中链接专题一“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和专题五“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一条主线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纵向迈进,而古代中国和近代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成长历程则成为诠释两种文明典型案例;专题五还集中反映了近代化浪潮的横向拓展,其中的手段是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表现则是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形成;专题五与专题二“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相连接,则可以理解成是广角镜头下的进一步聚焦,即把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拓展的历史以中国近代化的艰辛历程作为典型案例予以细致解读,表现为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自然经济的解体、先进生产方式的引进和民族资本主义艰难的发展历程。专题四介绍的是近(现)代我国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变迁,其本身也是近代化的重要内涵,即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拓展,中国在步入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在衣食住行、社会风尚等领域的变迁。该领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历史教育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一个表现,是把历史的视角投放到人类文明方方面面的一个体现。这样,四个专题重新整合,构成了人类经济文明由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由相对独立、隔绝的文明区域走向一体化的世界的图景。主题二,现代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调整与相互借鉴,突出了文明的共融与借鉴。该主题按着专题六“罗斯福新政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节”、专题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专题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新顺序进行整合梳理。当列宁认识到“直接过渡”是一种错误的时候,便进行了必要的“后退”,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发展资本主义,开始了“新经济政策”;当“自由放任”的政策在经济大危机到来时表现为束手无策时,罗斯福开始了“新政”,采取了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度的国有化也弊端尽显,于是有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新保守主义;而在第六、七专题学习的基础上,对第七单元进行定位,即在我国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之上,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三个专题的组合,学生可以形成两种认识,其一,没有哪一种经济政策可以一劳永逸,要以发展为目标,改革为动力,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二,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可以相互借鉴的,要突出世界范围内经验和教训的汲取,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主题三,人类经济文明发展的主流和归宿,即“发展”是主题。专题八“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描述的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趋向,所以本专题是本册书的一个“终点”。以上是粗线条的、宏观的、横向的将历史(Ⅱ)进行了意义建构和细化处理,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做横向或纵向的细化,从而建立起一个网状的、科学的新体系。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依据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建构出不同体系。
在教师构建新体系的过程中,虽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是应该遵循以下几项原则或方法。
第一、教师要进行主动的意义建构和细化处理。面对新课程专题体例下的历史教科书,教师也是一个“学习者”,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带着积极心态对新体例和新内容进行“意义建构”,即教师(学习者)在与教材(外界刺激和信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建构和修正原有知识结构,从而对教科书实现新的认知、认同,完成意义建构。接下来的第二个学习环节则需要教师静下心来,按照新的知识结构对具体内容进行“细化”处理,从学习理论的角度看,“细化”属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范畴,虽然伴随着学习理论的发展,行为主义饱受质疑,但就历史学科而言,行为主义中的“细化”策略仍然非常实用,即通过纵与横的细化过程,将历史发展的宏观脉络和微观环节梳理成线性或网状的结构,其对历史学习的价值毋庸多言。虽然我们不刻意强调学科体系完整、严密,但并不意味着否认和排斥知识的内在逻辑。
第二、运用一种或几种史观对专题和素材进行梳理。上面案例主要是以文明史观来予以驾驭的,在过程中必然要涉猎现代化史观和整体史观,这主要源于文明史体系具有最大的包容量,文明史体系“既有自身的特点,又可以吸纳现代化范式、整体史范式的核心内容。因为现代化的实质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整体化的实质是工业文明将世界变为‘地球村’,而这都是文明史要探讨的重要问题”。①同样,在教学实践中以生产力为主线的传统研究范式依旧能得到广泛使用,“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②按照这样的逻辑,在总复习中,我们可以先从历史(Ⅱ)入手,再是历史(Ⅰ)和历史(Ⅲ);也可以实现诸模块专题间的互动,如学习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可以在历史(Ⅰ)中寻找其在政治领域的痕迹,如1832年议会改革、1875年宪法的颁布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巩固、巴黎公社的发起与失败等;亦可在历史(Ⅲ)中印证其思想文化演进进程中的作用,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科学领域的突破和文艺界的流派等。而这些要素恰恰又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条件。这样以物质生产为动力,推动人类社会纵向演进和横向拓展。总之,史观是人们看历史角度,如果说专题是散落的珍珠,那么我们的老师可以用一种或几种史观来把这些散落的珠子链接起来,不需要过多的语言,但却有点睛之效,而对史观的认知和恰到好处运用这本身也体现了我们教师的思想和教育技艺,不同的史观代表了诠释历史的不同范式,我们要敢于让学生去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历史,进而形成批判、质疑和理性的选择。
第三、走到教材背后,解读教材的编写特点和素材选取意图。我们虽然否定神话教科书,但必须强调教科书是一种最典型、最主要的教学资源。而在新课程标准下,各版本教材编写有很大的空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么怎么走到教材背后,与编写者对话,进而明确每一篇章和每段素材的编写意图,也是我们历史教师实现意义建构和细化处理的重点。新教材的编写特点是主题加典型知识的模式,所以首先要把每个专题的主题理解到位,自然各课就成了诠释该主题最典型的史实。而在前面案例中把“文明的纵向发展带动横向拓展”整合成一个大主题,那么把“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和“近代西方的工业文明”分别作为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典型代表是再适合不过的了,用这样的逻辑对教材解读,自然不会有那么强的割裂感。此外在实践操作中,我们也可以发挥老师和学生的主动性,适量拓展我们确信的更具代表性的史实,也可以把那些选到教材中的、但我们又确信其并非最典型的史实进行简约处理。第四、尊重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发展需要。
赵亚夫在《换个角度提高历史教学质量:我看专题史教学》中写到:“我们坚持的通史教学的优点是否就被发挥?做到了怎样的程度?你所做到的事有没有意义———它服务于怎样的历史意识?学生从历史教学中学到的知识、获得的能力,果真可以服务于一个现代公民所必备的行动能力吗?”这段掷地有声的文字给每一位历史教育工作者以深刻的反思,无论教科书是以通史体例还是专题体例得以呈现,都不应该简单直接的传递给学生,而老师恰恰是学生与历史对话的桥梁,更是多种历史素材(包括教科书本)的加工者,而无论是桥梁的角色还是加工后的教育素材必须要尊重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发展需要,这是教育的关键所在。笔者在前面所强调构建新体系云云,绝不是以一种新的教条代替旧的教条,进而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教教材”,成为灌输给学生的新的模版。新体系构建过程中对专题顺序的调整、对不同资源的整合,以及引导学生从不同视角解读历史事物,都是在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主体意识,关注学生的理性思维和发展需要,努力强化一种科学的教科书意识,即教科书只是一种主要的学习资源,绝非不可质疑的真经,亦非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威;努力培养学生“质疑、尝试、实验、反思、批判和创造”等能力,以期发挥新世纪历史课程“公民性、人文性、道德性、民主性、个性和世俗性”的核心育人价值。
当然,不可否认,现行专题体例还存在着太多待完善的空间,其中比较明显的问题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切割方式是否恰到好处?因为一个历史事物其原因是多维的,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其影响也是多维的,以简单的政治、经济、文化来切割历史势必会导致第二个凸显的问题,即大量素材的重复。但这不是应不应该选用专题体例的问题,而是要选用什么样的专题问题,或者可以说这不是方向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新事物需要自我修正与完善的过程。同时必须明白,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完美的教科书体系,对完美教科书体系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依赖意识的延续。所以需要我们的教师将“教科书体系”加工成“教学体系”和“学习体系”,使其资源价值发挥到最大化,否则,再好的体系,如果失去了师生的主动和互动,也必然走向僵化和教条。
作者:张卓鸿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