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伦理学研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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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俊人单位：中国伦理学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围绕某一学者或者某一学者的最新作品对某一问题展开讨论是现代学术的一种工作方式，在欧美学界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在国内学界这种方式还不太普遍，除非享有某种文化特权或者社会特权的人，才会有这样一种方式。西方学人把这种方式叫做“workshop”，意指围绕某一本书或者某一学者的最新研究的课题或论文展开“学研工作”。近几年来，国内学者运用这种方式越来越多了。据我所知，北京、上海的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也经常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展开他们的学术讨论，有的已然有些制度化样态了。这种学术工作方式值得赞赏。关于德性伦理的研究，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前不久我在为《求是学刊》创刊20周年专门撰写的一篇特约论文里谈到，德性（美德）伦理至少有多个面向，德性（美德）伦理学复兴的可能性条件至少有十个。江畅教授对这些问题有相当充分的关注。德性不仅是一种内在性的道德研究，也是一种道德目的论的研究，与人的基本的生活目标比如说幸福直接相关，也常常与幸福交织在一起。亚里士多德作为德性论的祖师爷，也是这样看的。其次，按照麦金泰尔教授的研究，德性与个人的人格、品格直接相关；与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即职业息息相关。比喻说，勇敢只属于军人或武士，不可能属于一般的普通人；智慧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只属于智者；节制的美德则属于普通民众。可见，德性往往是具体的，德性伦理学与其它类型的伦理学之区别就在于，它不追寻某种普遍的伦理原则，而是根据我们社会上不同的人群或社会群体所具有的独特身份、自身职业和人生目的等人格化的特点而展开道德探究的，这是德性伦理学的又一面向。德性伦理所基于的文化土壤往往是社群，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所以它更多代表的是传统社会，依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在现代社会到底怎么复兴或重建它，这是一个颇有考究的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公共化的社会，基本底线是公共理性。但德性伦理并不诉诸理性或知识。在现代社会里如何讲德性？这是值得探究的。德性伦理与历史文化语境具有相关性。同样是勇敢，在雅典时期恐怕与武士的英勇有力和战功直接相关，但在和平时期，军人的勇敢可能与战功或者力量的相关性就显得弱一些，展示的是其他方面的品质。所谓德性它本来的意思是一种与独特身份、独特品格相关的最完美的成就。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德性。英文“virtue”的最准确的英文解释就是“excellenctachievement”。一个人把他自己独特的角色演绎得充分完满，那么他就具有该角色所应成就的最高美德。角色与身份是随着历史的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即使是同一角色或身份也因时代语境和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对德性有着不尽相同的概念和理解。在某一种特定的时代，这种角色需要某种特定的德性，时过境迁，它的内涵可能发生变化，这是德性伦理也要关注的问题。还有，德性的培养方式不是知识而是教养。德性最伟大的导师就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是那些先贤典范。所以德性与教育、教养是直接相关的，这个面向很重要。还有，体现德性最高理想的不是某一个普遍的原则或者抽象的定义，而是某一种特定的道德典范。比如，我们心中可以说，关公是武圣。那么关公所有的武德（武士的美德）应是达到极致的。再比如，诸葛亮的智慧德性也是这样，如此等等。德性必定需要典范示范，使公众知道最高的境界何在，知道如何去接近这些典范。

江畅教授的《德性论》就德性与恶性、德性与人格、德性与幸福、德性与智慧、德性与认识、德性与情感、德性与意志、德性与实践、德性与环境，以及德性与教育或教养等诸多面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基本上已经涉猎了我刚才提到的所有相关的需要考虑的方面，还有个别方面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德性伦理究竟怎么研究？当然会有不同的方法，我想江畅教授的研究是国内伦理学界最值得称道的。他不仅就这个问题把西方人的观点和理论引进过来，而且把它作为一个伦理学的“元”问题、甚至是当作现代社会的道德主题来研究。如果说德性或德性伦理在我们社会中不仅是一个伦理学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道德实践问题，那么，江畅教授试图把这个问题作为一种学术、一种理论并使其主题化，确实是眼下国内伦理学界的主要代表。在如何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丰富多样的道德生活经验和问题，构建当下具有时代意义的道德伦理知识方面，江畅的研究显示了很强的学术与思想的创造性，是一种很成功的尝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他的学术努力让德性伦理的课题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这是他对中国伦理学研究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迄今为止，国内研究德性伦理的人仍然不多。可以说，在这方面不仅有自己的系统总结而且有自己独特研究的学者，应该当推江畅教授。这么多年来，江畅教授的主要研究和成果大都是围绕德性伦理这一主题展开的，实际也构成了他的伦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色和学术贡献。我以为，江畅教授的德性伦理研究是成功的，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界在目前阶段所达到的一个具有学术高度和重要实践意义的理论成果，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德性论》在国内目前关于德性伦理的研究方面应该是最有水平的，在中国目前的伦理学界是值得钦佩与学习的，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也是极有学术眼光的，时间将会不断证明这一点。江畅教授的《德性论》如同《幸福与和谐》一样，给我的感觉都是沉甸甸的，这不仅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分量，而且也是思想上的分量，所以都很重要，令我非常佩服。我想借此再说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学者对自己的研究与学术职业，我想江畅教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也就是对某一个问题研究的执着、思考，不放弃，不捣黄龙决不罢休。有问题意识还要不断追问，不断研究，不断发现和总结，这才是一种哲学伦理学的研究精神。

最后，我想说，任何研究都是一种阶段性的工作，都是走在接近真理的途中。关于德性伦理，我觉得一直有两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许多关于德性伦理的论证和探究有可能受到严峻挑战。现代社会所信奉的是底线伦理、规范伦理，因此我们说现代人的道德往往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当然不排除一些人仍然在追求卓越，但是更多的人是在看前后左右，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因而导致的问题就是道德滑坡。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前我们谈道德良知，但中国现代社会最紧迫的任务是坚守社会道德的底线。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这种道德底线似乎有些快要守不住了，如何实现道德“止跌”？值得深思。比如，我们社会的诚信危机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牛奶不能喝，馒头不能吃，药也不能放心地用。人更不敢轻易地相信，连老人摔倒了我们该不该扶持一把，都成了问题。这种社会信任的危机程度已经到了多么严峻的地步。所以，我最近反复谈到，我们这个社会目前最大问题不是经济上的或者国际竞争性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可能存在“巴比伦”化的危险。历史上，巴比伦是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它在四大文明古国的当中却是最短命的。反省巴比伦文明短命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太有钱而太缺德。没有道德，没有理想，没有精神，一个人抑或一个文明国家都是不行的，即便得逞一时，也难以立足长久。

所以，后来查理大帝去参观巴比伦文明遗址时说了一句狠话，认为这个文明（巴比伦文明）必须灭亡。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巴比伦文明的存在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和人类自身的进步没有起到文明引领的作用，反倒是它的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会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败水”。所以与其让它存在，还不如让它自行灭亡。巴比伦的天梯没有把古代巴比伦人送上天国，而是害他们下了地狱。我们当然不至于像巴比伦那样，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很强的自我医治、自我拯救的能力，但是，不断凸显在我们面前的道德风险会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已然有些无奈，有些无助。从政府到民间都是这样。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某一地方政府头天晚上宣布一个政策，第二天却又匆忙收回成令。政府都这样朝令夕改，你想让社会有很高的诚信度，这是不可能的。政府没有信用，失去公信力，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非常糟糕，现在政治学讨论的所谓“塔西陀陷阱”不啻政治警钟，我们得耐心倾听。

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谈论德性伦理，我觉得两个关键的东西一定要建立起来，其实这两者也可以合二为一：这就是我们思考德性伦理的历史维度及其与传统的关系。刚才我也谈到了德性伦理不是诉诸于知识理性，更依赖于传统和各种各样的文化社群或文化共同体，因而研究它需要有深刻的历史感。没有历史感，德性传统从何而来就无从了解。它是经过历代传统衍生而慢慢传衍和积淀下来的。我刚才说了德性需要典范示范，但道德典范的确立同样也不容易，一个英雄和英雄时代的造就更不容易。他们都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产物，与历史有关，与传统有关，与时代的精神和民族的伦理气质（即所谓“ethos”）有关。所以麦金泰尔说，某一时期的德性若脱离开了某种历史的或者传统的语境都是不可解释、不可理解的。比如说，阿伽门农攻打特洛伊城的行动及其美德意义必须置于当时的特殊文化语境才能有德性伦理的理解。如果脱离了这个“语境”，你会觉得他很莽撞或者太狭碍，甚至太工于心计和自我，不过是一介勇夫，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和爱情而不择手段的小人而已。你不可能作出他是有一个美德的人的评价。如果你落实到那个具体的语境，你就会意识到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所以我们说的英雄首先是时代的，我们也可以从类似的意义上说，美德也是时代的。所以我认为，如果《德性论》对德性的历史语境的解释，对美德与传统的复杂联系的阐释能够更充分一些，一定会更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