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伦理叙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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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红岭单位：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

建筑如同一本“立体的书”，是以空间为对象的特定文化活动，叙事在建筑艺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象征手段和空间元素的媒介，建筑叙事把诸多文化形象与精神观念表现在人们面前，让建筑能“载道”、“言志”，甚至“成教化，助人伦”，成为表达某种意义或价值，尤其是伦理意蕴的叙事系统。概言之，营造具有伦理性叙事的建筑空间，是从古至今建筑艺术体现其精神功能的重要手段。

一、建筑作为一种叙事

所谓“叙事”，就是人们把客观世界纳入到一套言说系统中来加以认识、解释和把握，其典型形式是讲述故事或事件。在人类的文化中，叙事并非只存在于文学之中，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说:“对人类来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请想一想卡帕齐奥的《圣徒于絮尔》那幅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而且，以这些几乎无限的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布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建筑艺术，作为一种有意味的表达方式，可以通过材料、造型、表皮、色彩、肌理、虚实、路径、边界、空间组织与活动来隐喻与建构其社会文化意义，这意义的表达便犹如讲故事一般。尤其对那些富有艺术创造力的建筑哲匠们来说，他们总是能以建筑这种空间性媒介来达到叙述事件、表达意蕴的目的。

英国学者埃蒙•坎尼夫(EamonnCanniffe)提出叙事是城市设计的基本元素，而所谓叙事，他认为是指运用对公民而言有重要意义的类比和意义元素等表达方式，为城市中人类活动的关键角色设定场景，使城市成为一种故事的集合。建筑叙事则是范围更广的城市设计叙事的重要构成，它是基于物质媒介，通过象征、类比、场景再现等方式，以及强调隐喻意味的建筑形式语言，营造一个能讲故事的建筑表皮、造型和空间环境，使建筑负载文化和价值信息。当然，不同的建筑类型，其物质含量或精神含量各有侧重。如一般被人们称之为房子或“构筑物”的建筑，它们以实用功能为基本目标，本质上是不讲故事的。只有那些能称之为是艺术，具有象征、传意等精神功能，使人产生情感上反应，渲染某种诗意和价值倾向性的建筑，才具有叙事性。据此，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建筑区分为叙事性建筑与非叙事性建筑。非叙事性建筑完全是出于使用需要而建造起来的构筑物，主要体现物质功能，而叙事性建筑是“会说话的建筑”，其精神性含量较高，储存的文化信息量较为丰富，主要体现为一种精神意义与文化功能。不同类型的叙事性建筑，其叙事性强度是不同的。有代表性并具有明显伦理意蕴的叙事性建筑主要包括纪念建筑、宗教建筑和政治建筑，下面笔者主要以这三种类型的建筑为例讨论建筑的叙事性问题。

(一)纪念建筑的历史叙事

一般而言，纪念建筑是为纪念有功绩的或显赫的人或重大事件，在有历史或自然特征的地方营造的建筑或建筑艺术品。它的形式有纪念碑、纪念塔、纪念堂、纪念馆和陵墓等，是一种供人们拜谒、凭吊、瞻仰、纪念用的人文建筑。纪念建筑以精神功能为主，旨在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展示与再现实现教化的目的与意义。纪念建筑的存在方式便使其具有较强的叙事性，“纪念建筑用建筑的手段表达纪念情感，它同文学一样是借助物理基础获得确定的外部时空形式的精神存在。”

除表达特定的纪念主题外，纪念建筑作为存储历史的符号，籍由时间向度的历史叙述，突显了建筑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集体记忆功能。从历史叙事的维度理解，所有具有年代价值的建筑遗址都可称之为是一种广义的纪念建筑，它们荷载了可触摸到的文化记忆，是“石头的史书”，如同老祖母向坐在膝上的孩子讲述着很久以前的故事。梁思成和林徽因说:“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女儿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5］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感叹，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记录!”阿尔多•罗西(AldoRos-si)认为，建筑形式的力量，被看作是集体记忆的宝库，而城市建筑的独特性始于何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说，其独特性是从事件和记载事件的标记之中产生的。”显然，作为集体记忆记录与传播的直接物质载体，纪念建筑比其他建筑类型更明确地体现出了罗西所说的建筑的独特性。各类纪念建筑，例如名人故居和名人纪念馆，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是名人们生命情感的寄寓之所，是可供精神追忆的历史空间，即使时光变迁，斯人远逝，但往日的文化气息与生活特质仍可能保留在故居的一砖一瓦之中，成为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当人们在昔日或以文章警世或以行动影响时代的人杰旧居里留连，就像翻阅写满字迹的历史书卷，会触动你的心灵，潜移默化地实现对理想人格的感召和陶冶作用。

(二)宗教建筑的教谕叙事

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宗教建筑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建筑类型。古代建筑尤其是古代欧洲建筑、古埃及建筑，更是与宗教仪式与宗教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承担着重要的仪式与法术功能，成为宗教的另一种象征与表达。海德格尔对古希腊神庙的描述，指出了宗教建筑的神性叙事:“这个建筑作品包含着神的形象，并在这种隐蔽状态中，通过敞开的圆柱式门厅让神的形象进入神圣的领域。贯通这座神庙，神在神庙中在场。神的这种现身在场是在自身中对一个神圣领域的扩展和勾勒。”宗教建筑不仅表达神性叙事，还具有强烈的教谕性叙事功能。宗教建筑往往以其独特的外部造型、神圣的内部空间及情境氛围，将建筑转换成一种人们凭直觉便可体验到的语言体系，让信徒在具有教导和训诫性的叙事空间中，或祈求祷告，或接受布道，或聚集交流，或共同完成某种宗教仪式，体验人与神的交流，其精神感召力是其它建筑类型所无法比拟的。进言之，在信仰宗教的人眼里，宗教建筑成为了宗教史家伊利亚德(MirceaEliade)所说的“显圣物”(hierophany)，即显现了神圣的器物。

显圣物的意义在于，通过它们能够与神沟通，从而使人的生命更充实并超越自己的有限性。作为建筑的显圣物，不仅其外部造型，尤其是其隐秘幽暗的内部空间都充满着“神的诉说”，有时甚至表达了比外部造型更为强烈的精神性效果。在这样的空间里，信仰宗教的人们体验到了不同的存在，体验到了神圣，产生了崇高、神秘、敬仰、畏惧等情感，总之，他们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所征服。这种力量，便是宗教建筑及空间的精神感召力。同时，宗教建筑还特别善于利用图像进行形象化的叙事，使宗教建筑成为了一种能够提供丰富记录的叙事场所。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神庙的山花上便布满了诸神雕塑作为表现元素，而中世纪哥特式教堂除了运用特定的建筑技术所构成的垂直向上的建筑形态与光影、色彩、声音等环境因素的相互烘托外，更是辅之以描述圣经故事和圣人传说的各种雕塑、壁画、彩绘玻璃窗，从而使民众尤其是那些目不识丁的民众更好地感受到宗教教义之含义，进而谨遵教谕。

(三)政治建筑的权力叙事

尼采说:“建筑物应该体现骄傲，体现对重力的胜利和权力的意志;建筑艺术是表现为形式的一种权力之能言善辩的种类，它时而诲人不倦，甚至阿谀奉承，时而断然号令。最高的权力感和安全感在伟大的风格中得以表现。”纵览中外历史，建筑受到政治意识和权力意志的强烈左右，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权力展示的物质工具。例如，中国古代在“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崇拜意识支配下，宫殿建筑成为了反映一定政治秩序的集中代表，几乎每一朝代的皇帝，为了强化所谓“天之骄子”的形象，只要登上王位宝座，就不惜人力财力大修宫殿，以彰显君主威严。法国17世纪下半叶权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teColbert)上书路易十四时也言:“如陛下所知，除赫赫武功而外，唯建筑物最是表现君王之伟大与气概。”拿破仑也非常懂得建筑的政治伦理作用，尤其重视用雄伟庄严、威风凛凛的凯旋门、纪功柱和军功庙一类的纪念性建筑，以及宏伟的集会或检阅用广场来表彰军队，歌颂他的赫赫战功。一些极权主义者如希特勒、墨索里尼，都将建筑看成表达权力的工具和重要的政治宣传手段，热衷于用建筑来强化自身的权威和巩固对国家暴力工具的掌握。

在现代社会，政治建筑主要包括行使国家权力、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国家机构的行政建筑，以及一些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的集会广场。虽然当代社会建筑与公共空间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象征与政治活动的理想场所的价值有所减弱，但政治建筑的权力叙事仍不绝如缕。与古代社会有所不同的是，近现代社会政治建筑的权力叙事，鲜有直接突显统治者的至高权威，而是借由气势宏伟、造型庄严的建筑形式表达国家的自信形象，让民众体会到一种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既建造一些那么平凡的建筑物又建造一些那么宏伟的建筑物?”他认为这是因为在民主社会，每个公民都显得渺小，但是代表众人的国家却非常强大。于是，诸如国会大厦这样的公共建筑一定要造得宏伟才符合国民对于国家的想象。托克维尔的观点不无道理，这也正是作为一种公共建筑的政治建筑所具有的独特的民族与国家形象的展示功能。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的建筑所呈现出的叙事性各有其特定的维度，或者偏重历史性叙事，或者偏重教谕性叙事，或者偏重权力性叙事。但这三种建筑类型所呈现出的叙事元素又是相互重叠的，叙事方式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的叙事对象虽然不同，但却具有共同的精神性意蕴，这便是它们所共同体现出的伦理性意蕴。

二、建筑的伦理叙事主题与策略

所有的叙事性建筑都或隐或显地呈现和反映社会伦理观念与伦理秩序这一主题，但不同类型的叙事建筑，其伦理叙事意图的指向又各有侧重，并以特定伦理价值目标为旨归。

(一)纪念建筑的伦理叙事主题与策略

伦理叙事需要有历史和传统的传承和道德示范。纪念建筑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纪念，传承社会伦理文化和道德谱系，树立社会的道德楷模和行为典范，给人们确立美德学习的范例，因而其伦理叙事的主题和基本功能是传承与教化。正如18世纪法国建筑师勒杜(Claude－NicolasLedoux)所说:“纪念性建筑物的‘个性’，正像他们的自然属性一般，可以服务于传播教化与道德净化的作用。”

虽然一些纪念建筑的外观、立面、体量和色彩具有象征或再现意义，但除非是单独的纪念碑，物质形态的象征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明确表达纪念建筑的伦理意蕴。因而，纪念建筑的主要伦理叙事策略是通过表达特定主题的空间组织、雕塑、文字、影像、装饰、道具等综合手段，营造特定纪念氛围，把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英雄故事以情节化场景的方式再现出来，参观者通过体验、观看与阅读的方式接受相关信息，从而达到纪念建筑的教化功能。对此，童寯有一个很好地概括:纪念建筑应“以尽人皆知的语言，打通民族国界局限，用冥顽不灵金石，取得动人的情感效果，把材料与精神功能的要求结为一体。”我国古代纪念建筑在建构伦理道德的教化空间、传承和宣扬封建纲常伦理和做人美德方面，有不少成功范例。例如，牌坊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门洞式纪念建筑，多建于苑囿、寺观、祠庙、陵墓等大型建筑组群的入口处，或立于功臣、名宦、节妇、孝子任职地或出生地及家门口，形制各异，风格多种。

牌坊往往集匾、联和碑刻于一身，其所载的匾语、联句和碑刻，把一些人生理想、道德典范的故事通过物质实体的形式再现出来，用以表彰楷模，宣扬忠臣功德、孝子节女等封建礼教，成效显著。此外，一些纪念建筑还通过与诗词文学等典型的叙事性艺术发生关系的形式，使得建筑本身无法表达出的意蕴能够借助诗文来传递，从而达到叙事的目的。例如，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文人喜欢借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亭、台、楼、阁等建筑场所，在细致描绘文人们对环境体验的同时，通过以建筑和建筑环境为比兴的箴言雅论，抒发自己对人生际遇的反思和对崇高美德的追求，从而创造出深远的意境，激发出形象的教化力量，提升了建筑对人的审美品性的陶冶作用。

(二)宗教建筑的伦理叙事主题与策略

宗教建筑的伦理叙事主题很明确，即充分利用建筑艺术的独特功能来使人们更好地感受到宗教的真理。无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无不充分利用其建筑艺术所营造的独特精神氛围，来宣扬其宗教信仰和宗教伦理。阿兰•德波顿(AlaindeBotton)指出，早期神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他们认为建筑对人类的塑造可能比经文更有效。因为我们是感觉的造物，如果我们经由眼睛而非我们的理智接受精神的律条，我们的灵魂得到强化的概率会更高。通过凝视瓷砖的排列可以比研习福音更易学到谦卑，经由一扇彩绘玻璃窗可能比通过一本圣书更易习得仁慈的本质。”

为了服务于传播宗教真理和宗教伦理和目标，宗教建筑的主要叙事策略，就是利用建筑与空间语言营造具有强烈情绪感染力的环境氛围。不论是基督教的教堂，佛教的寺院，还是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其外部形式与内部结构无不给人一种神圣、庄严和肃穆的感觉。同时，宗教建筑还特别善于综合利用雕塑、绘画、文学、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叙事功能，使建筑与这些叙事性艺术相辅相成，营造一个利用空间讲故事的神圣环境，从而使象征的、隐性的教育方式与直接的宗教道德宣教浑然一体。贡布里希(SirE．H．Gombrich)甚至认为，“装饰”一词对于教堂建筑而言都是容易引起误会的一个词，“因为教堂里的一切东西都有明确的功用，都表达跟基督教的圣训有关的明确思想。”

试以哥特式教堂为例。黑格尔说哥特式教堂有两大特征:一是在空间上以完全与外界隔开的房屋作为基础。二是整个教堂充满着一种超尘脱世、自由升腾的动感与气势，目的是体现心灵对至高存在与至善境界的永恒追求。哥特式教堂的内部与外部无不表现出上述特征。教堂内部是高耸挺拔、筋骨嶙峋的柱廊，由富于升腾动感的垂直线条所贯通，巨大的空间似乎使一切世俗琐碎的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而教堂的外部形状更是昂然高耸，渲染着上帝的崇高和人类的渺小，加上从镶嵌着圣经故事的彩色玻璃窗里射入的迷离光影，更增加了其神圣的气氛。在这样的建筑环境与氛围中，人的内心无不具有一种虔诚的状态，耳闻目睹的一切无不促使宗教精神在人们心灵中内化，连同它所倡导的种种道德准则，不知不觉就会转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

(三)政治建筑的伦理叙事主题与策略

概括地说，政治建筑的伦理叙事主题就是表达某种政治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作为一种权力展示符号，通过特殊的建筑风格和空间处理方法彰显统治者的至上权威，维护社会的政治秩序。例如，在我国，当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在西周之后逐渐式微，宫殿建筑便代替王室宗庙成为权力的物化象征。自此以后，宫殿建筑与传统的宗庙建筑在教化功能上截然不同，“它们的作用不再是通过程序化的宗庙礼仪来‘教民反古复始’，而是直截了当地展示活着的统治者的世俗权力”。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对统治者权力的展示，注重通过抽象形式(点、线、形、色、数字、方位等)及结构法则(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主从结构等)所生成的特殊氛围及象征功能，使建筑走向崇高、庄严和秩序。尤其是在传统建筑的空间序列中，中轴线往往是引导礼仪、表达礼制的一个重要建筑特征。北京故宫便以中轴线与严格对称的平面布局手法，使其呈现出一个“戏剧化”的空间场景，将封建等级秩序的政治伦理意义表达得淋漓尽致。故宫的布局遵循周代礼制理想，依“前朝后寝”的古制，沿南北轴线布局，主要建筑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内廷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井然有序又颇富韵律感地排列在中轴线上，建筑空间序列主次分明，尊卑有别。对此，“我们可以说故宫的中轴是一个政治事件，一个指定的存在空间，一个身体的动线;它把我们的意向引向政治意识形态中心，皇帝成为中心目标。”

第二，通过隐喻性的建筑语言和空间布局表达某些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体现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所具有的隐性的政治伦理功能。迪耶•萨迪奇(DeyanSudjic)指出:“古希腊的政治遗产至今仍然可以通过大量的政府建筑反映出来，这些建筑提醒着人们议会民主的渊源。”的确，古希腊时期，一些具有政治意义的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如市政广场(Agora)、露天剧场和柱廊长厅，承载着人们对民主理想的追求。尤其是市政广场，虽然具有商业与文娱交往等多种社会功能，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首先是一个具有宗教与政治内容的“叙事空间”。一方面，它为公民以敬神的名义所举行的各种仪式提供了一个空间，另一方面，它又是城邦公民共同参政议政、自由发表言论、表达民主权利的政治生活空间，同时城邦的法律法令、议事会的决议等都在此公告。古希腊的露天剧场在城邦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也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很多时候作为城邦最高权力机关的公民大会就在此召开，设在山丘上的露天剧场，呈扇形，有着斜坡式的座位，这种空间形式让民主形式得以运作，让议事与投票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

古希腊建筑与公共空间中所包含着的民主理想，延续至今，尤其集中体现在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建筑———议会大厦或国会大厦的设计之中。例如，德国国会大厦建造于1884至1894年，是德国100多年来重要的历史见证者。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德国政府决定对它进行改造。全球招标中，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Foster)设计的由25根支柱构架的穹顶方案最后中标。福斯特不仅在国会大厦与新的办公区域的连接处，有机融入了当年二战的遗迹和史实，还在原有的古典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上开了一个天井，加建一个人们能够登上去的玻璃穹顶，下面是面积很大的马蹄形会议室，对公众开放，使国民和游客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国会的开会情况，从而透明地展现国会议员的工作，隐喻议员的权力来自民众，要接受民众监督。在这里，建筑成了民主政治理念最为直观的呈现。

三、结语

叙事性建筑并不只局限于本文所阐述的纪念建筑、宗教建筑与政治建筑。例如，园林建筑、文化景观类建筑也具有丰富多样的叙事特征。建筑的伦理叙事并不像文本叙事那样可以直接以思想或观点的形式呈现，不可能像小说、戏剧和电影那样直接讲述故事，表达意义。建筑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依赖于具体语境的“潜在叙述”，它以其独特的“无声语言”向人们暗示某种伦理观念和伦理价值。建筑的伦理叙事功能其实很有限，它最擅长的不过是借用隐喻的力量，综合利用其他叙事艺术，营造一种有利于理念表达、价值传递和情感陶冶的教化环境。在此意义上，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的如下观点对揭示建筑艺术的叙事力量而言是颇为合适的:“只有通过艺术这一媒介，一个时代最秘密的信仰和观念才能传递给后人，而只有这种传递方式才最值得信赖，因为它是无意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