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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是我国重要的一项基层民主政治制度,深入探究其发展的文化基础,对于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积极的现实意义。从传统文化分析的视角,沿着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基础生发的历史进路进行剖析,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源于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共生性,并在此基础上遵循了生成、发展、构建、转换的逻辑路径。
[关键词]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基础;政治制度;理论逻辑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都有其文化基础,文化不仅是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源泉,而且是政治制度文明的思想基础,也是政治制度得以实施和发展的内在依据,其对政治制度文明的实施主体还具有塑造功能[1]。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其发展不仅有其文化基础,而且其生发的文化基础是丰富多元的。从我国传统文化分析的视域看,“和合文化”是其重要的文化基础之一。和合文化之所以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文化基础,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主要表征在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共生性,在此基础上遵循了生成、发展、构造、转换的路径。在农村民主政治文化领域内,以政治思想文明及政治行为文明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层政治制度文明在文明形式、文明内容及文明发展模式等方面均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基层政治制度的上述内容不仅受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制度发展结构及农村政治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还受到农民文化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政治心理、农村风俗习惯等诸多文化因素的渗透与影响。有学者认为,一定的文化系统在人类文化进化历程中呈现出的一种特殊现象或特殊成分,在其历史进化过程中通过保存、遗传及发展等方式表现为文化性质、文化要素及文化结构等,它们具有相对稳定性,能够使文化传统在其历时性发展中保持其文化的根本特性和系统特质[2]。也有学者认为,民主须在一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才能得以发展繁荣,不是单靠制定了合适的法律就能实现的[3]。对美国式民主非常推崇的托克维尔也认为,民主能够提供的唯一形式并不单一表现为美国的国家统治模式[4]。历史和现实的发展均证明,人类社会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文明都离不开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经济、文化发展现状,所有的政治制度都须有相应的文化基础并以此作为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推动力量。可见,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紧密联系的共生性证明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基础产生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而且文化对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等诸多方面也揭示出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文化基础在生成、发展、构造、转换等方面的路径。
一、生成逻辑:文化是政治制度意识文明的内生基因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政治制度意识文明得以不断地形成、发展和完善,并逐步确立其在一个国家社会诸种制度文明中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及其传统的影响是多元的,而且其丰富的内涵对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影响是持久而且非常深刻的,这主要体现在:其一是促进内生式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内生式政治制度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依托于一定的人类共同体,在一国本土文化长期的浸润和滋养中不断地得以完善与丰富,作为一种主要的渊源,它促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政治制度文明特色的形成。比如,东方国家普遍的集权政治制度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就是长期受到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所导致的;西方国家普遍的民主法治意识的生长和发展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致。其二是促进外生式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这是基于中西方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导致的政治制度意识文明的发展模式形态。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文明的影响。通常地讲,一国主流传统文化的本位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常常以基于自己文化发展而来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为主,并以此作为价值评判标准来吸收与自己文化及其传统相吻合的其他政治制度,排斥、抵制与其文化价值观相悖的政治制度,以使那些与其传统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政治制度能得以本土化。
我国政治制度常常表现为外生式政治制度,其形成和发展通常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交流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相吻合的西方政治制度理论首先被本土化,然后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断对其加以学习和借鉴,使其持续地与中国的实践情况相适应、相融合,协调发展并最终为我所用。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我国主流的政治制度意识文明形态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须知,马列主义所主张的人类理想社会与我国民主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基础,也是中国主流思想界得以接受马列主义的主要因素[5]。一个国家,如果民众能够对一种民主的价值、观念及其实践给予心理上的认同,那么这种民主制度意识文明就具有比较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如果这些信念与价值倾向能够融合到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中去,并且其中大部分能够在这个国家里实现代际传承、发展和支持的话,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实现和拥有了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6]。由此可见,作为政治制度意识文明的源泉,文化及其传统在一国政治制度意识文明及主流政治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内生式或者外生式政治制度意识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一国的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当然,由于每个国家的文化及其传统具有各自的特色,因此在政治制度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会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即便同是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和日本的主流政治制度意识文明各不相同,各自具有与其主流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意识文明。由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文明也是深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传统和合文化中以“天人合一”为核心内容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在农民内心深处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事之间在村级公共事务纠纷冲突协调时的和谐一致始终是其外在行为表现的思想动因。
二、发展逻辑:文化是政治制度行为文明的内在根源
行为是思想和动机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外化表现主要体现为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传承、过滤及选择实现这种行为反映的,这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信息传递、文化认知、社会整合等多种功能的综合作用过程[1]。文化及其传统是政治制度行为文明形成的内在根源。
(一)文化是政治行为动机的重要影响因素
文化对政治行为动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行为方面。以政治活动为例,人们的文化认识清晰与否直接影响到政治行为动机的明确度与持久性。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人们政治活动动机的形成及其程度受制于人们对政治系统的原始认知。也就是说,清晰的政治行为动机的形成是与人们对政治系统内外部及其各组成部分的清晰认知度紧密相关的[7]。同时,信赖不同文化传统的政治共同体,其政治行为的动机存在差异,进而其政治行为也不相同。民众政治参与行为、政治参与水平高低与一国主流政治文化导向紧密相关。在主流政治文化导向民众政治参与倾向性较高的国家,其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相对较高;反之,其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相对偏低[8]。在我国传统和合文化思想中,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思想观念的体现是非常丰富的,如在日常行为中要求做到“谦而不争”,这也反映在农村民主管理领域,成为很多村民行为动机的内在文化根源。
(二)文化是政治行为方式的重要指引因素
一个国家公民政治思维方式与政治行为方式及其对国家政治体系的综合看法与整体反应形式都取决于其文化及其传统[9]。其一是先进的文化较之落后的文化更容易引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式;其二是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体,其政治行为的方式也表现各异;其三是在文化背景相同的国家与社会中,人们政治行为方式的表现形式比较相似。传统和合文化中指导调节个人行为的诸如“克己”“自省”“寡欲”等核心理念在现今村民的农村民主管理中成为其行为的重要文化指引要素。
(三)文化是政治行为效果的重要制约因素
文化及其传统对政治行为效果的制约也是非常显著的,是政治行为效果的重要制约因素。先进、优秀的文化传统必然催生文明的政治行为,也是政治行为效果优良的重要内在依据。反之,则可能相反。同时,不同国家和民族看似相同或者相近的政治行为,其对政治行为效果的解读则存在不同的含义。传统和合文化中“复礼”等核心理念反映在农村民主管理领域,使农民在处理村级公共事务时,往往受到传统道德修养、村规民约及国家法治等多重文化因素的制约。
三、构造逻辑:文化是政治制度文明的思想基础
文化及其传统是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的,看起来较完善的现代政治制度及其管理细则如果没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及其传统作为其思想基础,可能会成为一纸空文。与此相适应,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具备了与此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广泛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基础能给予这些政治制度以强大的生命力。现代政治制度,如果其文化缺乏现代化的转型,尤其是在心理、态度及其行为方式等方面缺乏民众的支持,那么则有可能出现失败和畸形发展的结局[10]。文化作为政治制度文明的思想基础,其不仅是一国社会政治制度得以产生、发展、运行及其巩固的外在条件与内在根据,而且其对政治制度文明的促进作用也是多元的。国家宏观层面的政治制度及其文明的发展,以及国家微观层面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及其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第一,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思想先导是一国的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主要是文化及其传统,而且文化及其传统的变化会使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形式发生改变。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必然伴随着新的文化理念的产生,且这种文化事念应当广为人们所接受。在传统和合文化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诸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自然伦理观、指导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人际交往观是我国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文化传统。第二,文化是政治制度模式产生变化与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来说,处于同等生产力发展水平阶段的国家与民族,其文化传统背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政治制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由于受比较浓厚的封建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英国和日本采取的是议会君主制的政治制度模式;美国则是在反对欧洲封建专制统治的文化基础上选择了总统共和制模式;法国的半议会半总统的共和制模式及德国的议会共和制模式也都是由各自国家的文化传统催生的产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模式的选择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及其历史发展的道路所决定的。我国传统和合文化中蕴涵的调整国家治理结构关系的社会结构思想、调节国家治理关系的执政思想等都是我国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发展的思想基础。第三,文化是确保政治制度稳定与良性运行的重要力量。能够保证和维持一种民主政体有效运行的思想动力来源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文化传统[11]。一种政治制度其所包含的基本理念、基本要求、基本原则等被广大社会成员所理解及认同,才能确保其运转的稳定和良好。同时,一种政治制度只有当其内化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主导文化,并被人们所信仰、信赖时,才能确保这种政治制度在稳定的基础上进入良性的运行状态。可见,文化传统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国家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社会基础的坚实性与精神动力支持的强大性均取决于其文化传统在社会发展中的变革与改良。否则,需要对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主导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我国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能得以有序开展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是在传统和合文化基础上变革而来。
四、转换逻辑:文化政治制度文明主体的塑造政治制度
文明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公民和社会组织,这类主体不仅是一国政治文明的主要建设者和承载者,而且也是一国社会的政治主体[12]。在这些主体中,公民是最基本的主体。没有政治制度主体的支持和发展,国家的政治制度文明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文化传统不仅对于政治制度文明主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和塑造功能,文化传统对政治制度文明主体的塑造功能是其推动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保证。文化是政治制度文明主体的塑造者,其对政治制度文明主体的塑造功能是多维度的,这反映在新时期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等方面。和合文化不仅体现出了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和强大功能,而且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促进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及强大的文化塑造功能。文化及其传统能有力地对政治制度文明最基本的主体——人进行改变和塑造,文化对人的塑造功能主要表现为其有力地促进人的政治社会化。文化及其传统对人的政治社会化的形塑过程是渐进的、动态的过程。人们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及其传统氛围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些文化的熏陶。在这过程中,政治文化及其传统就很自然地通过各种途径对公民的政治能力、政治角色及政治人格进行积极形塑,将公民由“自然人”转化为“政治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化,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及其传统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这也必然要求对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思想与行为再次改造和形塑,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政治文化又不断地被那些改造了的政治制度文明主体创造着。政治文化不断地对这些政治制度文明主体按照政治文明发展要求进行影响和形塑,从而使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在这种双向的良性循环互动中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和合文化对和谐社会主体的塑造功能主要从心理和行为两个方面来体现,在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其对农村和谐社会主体的形塑功能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其一,和合文化对农村民主管理中社会主体的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塑造功能,有助于使农村社会主体的心理朝着健康、理性、和谐及稳健的方向发展。其二,和合文化对农村民主管理主体的社会行为具有极强的形塑功能。和合文化的这种形塑功能的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促进作用和功效是非常显著的,它有利于农村民主管理主体的社会心理的基本心态稳定地表现为温和、理性、仁爱、睿智、和谐;有利于农村民主管理主体的行为模式稳定地表现为文明、理性、温和及和谐;有利于将农村民主管理主体形塑成以理性、和谐、健康及稳健等为主要特征的主体。总之,有利于农村和谐社会的形成及巩固,最终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奠定强有力的思想文化基础。
综上,文化及其传统与一个国家和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和公民个人不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及其传统发生密切的关系,从普通公民到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精英们概莫能外,都没有与本民族文化传统发生过分离和决裂。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也始终是与其文化传统变化发展相互伴随着的[13]。文化用其传统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政治文明是多向多元地发生作用的。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或者顺利推进政治制度及其文明的发展,或者起阻碍和制约的作用。对此,我们应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充分运用辩证的方法,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对本国固有文化传统采取扬弃的手段,弃其糟粕,发扬其精华,并充分发挥各类政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先进政治文化为基础,在传承和创新中推动国家政治文明的和谐发展与全面进步。有鉴于此,我们既要从国家宏观层面努力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制度及其文明的互生性,也要从国家微观层面不懈挖掘传统文化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及其文明的伴生性。在此背景下,沿着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基础生成、发展、构造、转换的逻辑路径,积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契合性,并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促进作用,这对于实现我国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动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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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建华1,2 单位:1.西南政法大学,2.长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