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考古中的汉俑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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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俑一直是考古学、美术史的重要研究对象，研究资料也十分丰富。考察美术考古中关于汉俑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出汉俑研究分为初期收集资料、考古发现和初步研究、重大发现和深入研究三个阶段，发现近年自然科学家对汉俑的研究加入到了对制作工艺、制作颜料的科学研究。以此为基础，从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领域、问题提出以及美术考古学和俑研究的关系五个方面进行文献分析和综述，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汉俑；美术考古学；墓葬；综述

美术考古中关于汉俑的研究数量虽比不上画像石研究，但自20世纪初王国维、罗振玉收录考古资料开始，学者著录、研究绵延不绝至今已逾百年，研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研究缘起如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商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经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1]1899年殷墟甲骨文字发现，1900年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发现，1900年敦煌遗书发现，1909年罗振玉购得内阁大库之书籍，而俑之发现与前述几乎同时。但前者却是当时最耀眼、最能激动学者的心及研究热情的发现，其发现丰富，保存也尚佳，亟待学者探寻。而一直被视为不祥之物的俑，显然无法吸引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大部分学者，也看不出有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和参考意义。且俑未经科学发掘，自身资料积累不丰，时局动荡，一出土即流失。即使是那个时代水平最高也最有眼光的金石学者——罗振玉，也无法展开研究，只能著录和图录以待来者。因此，早期的俑仅存在于个别具有现代意识的金石学家著录图录里，被一些有见识的国外探险家、研究者收藏、盗掘和初步研究。直到郑德坤《中国明器》的出版才算规范形成，引起国内学界重视，开启国内发掘、整理和初步研究潮流。

建国后，全国基本建设使大量古代墓葬被发现并开始了抢救性发掘。重大发现如杨家湾兵马俑、秦始皇兵马俑和汉陵陶俑等，迅速积累的地下资料促使学者从社会、经济、历史、军事、政治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但如巫鸿所言：“虽然对墓俑的著录已有之，但是把它当做严肃艺术品的认真考察只是近年来才开始。”[2]这期间，俑的造型艺术成就和意义还未被认识。本文以为这还与新中国成立后学院派倡导的古典主义潮流密切相关。源自古希腊罗马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再到法国新古典主义的西方写实主义传统，被早期留学法国、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的徐悲鸿先生引入教学，加上前苏联送来的二手欧洲古典主义教育体系，遂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创作、批评和鉴赏的唯一标准。可以想见，对于迅速掌握和熟悉古希腊艺术家花数百年才探索出来的古典主义方法和技巧的新中国艺术工作者而言，对宛若真人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不会感到震惊，庞大数量和模件化生产又不符合19世纪以来对艺术的界定和判断。至于与秦俑迥然有别，与古典主义相去甚远的汉俑，似乎就更谈不上艺术了。第一阶段（1900-1949）为初期收集资料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和价值在于——先驱们塑造了汉俑研究基本框架。即提供范式（Paradigm）①。先驱学者充分认识到俑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指出可能的研究方向，即提出共同要解决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其后的研究基本未超出这个范围，本文的研究也不例外。第二阶段（1949-1974）为考古发现和初步研究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使大量古代墓葬被发现和抢救性发掘，迅速积累俑的考古资料，得以展开初步研究。第三阶段（1974-2014）为重大发现和深入研究阶段②。

这阶段成果丰盛，层次丰富，几乎涉及汉俑研究的所有方向。可归纳为：重大或个别发现的详细或简略的介绍和图录文献；分期分区研究；通史性著作；个案研究；区域文化研究；艺术风格研究；审美特征研究；制作工艺研究；社会文化历史动因研究；横向或纵向比较研究；功能目的研究；思想信仰研究；社会性质研究；社会史实研究；军事组织装备研究；社会风俗研究；造型语言研究；制作者研究；政治形势研究；俑的身份研究等。要之，即汉俑自身的研究和作为物质形象资料折射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信息的释读。2000年以后，有数篇相关汉俑的硕士论文，两篇研究汉代造型艺术的博士论文。近年自然科学家加入到对制作工艺、制作颜料的科学研究，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上述研究都是由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学者、美术考古学者、艺术家以及自然科学家完成的。作为美术考古学科的学习者和研究者，笔者也将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其一，从研究视野看，绝大部分研究局限于中国文明内部的变化更替，也就是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甚至历史书写是一种儒家标准，一种内视的类似东方中心主义的幽闭狭隘的研究。笔者的视线将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向东抵达日本，向北越过长城，向西穿过河西走廊、新疆，越过关键的中亚，到达遥远的西方文明中心——地中海世界。随着近年来对横贯欧亚大草原丝绸之路、青铜之路、玉石之路、黄金之路、草原之路、青金石之路的发现和研究③，俄罗斯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草原石人研究，中国遗传生物学家与考古学家合作对新疆塔里木盆地等西北和北方边境墓葬保存的古代种族的遗骸DNA研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提出的5000年历史的人类世界体系等[3]，都促成笔者的泛欧亚视野。上述研究也表明，古埃及的人像、古希腊的人像、西亚的石雕以及印度的古老偶像，再到草原上游牧人的偶像崇拜传统，在佛教传入中原之前很早就对中国西北和北方边境产生影响了。其二，从方法论看，学者对汉俑的美术史研究、艺术语言和审美特征研究大多从概念入手，以典型个案证之。这让笔者想起巫鸿对美术史方法论思考和建议。他指出，近年西方学者“重构美术史”的尝试和原因，主要努力在概念层次的更新。但这种努力有一种基本的局限是，引进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绝大部分都是取自西方当代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和视觉研究。而非从对不同文化和艺术传统的实际分析中抽象出来。这种理论构架看上去与传统美术史有别，但仍带有文化片面性。因此，巫泓提出历史研究，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来反思美术史分析概念和方法。即先假设不同美术传统和现象可能具有不同视觉逻辑和文化结构，进而一层层去发掘这种内在逻辑和结构。在发掘过程中不断扩张跨文化、跨学科的广度和深度。为证明其思考方向的可行性，巫鸿以研究墓葬这个具体问题实践他的思考[4]。汉俑出自墓葬，本文的研究方法也基本遵从巫鸿先生的自下而上的思路，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展开历史研究的实践。其三，从研究领域看。前述研究者对古代社会认知常常不自觉地以现代平等社会的标准来想象和构建，看不到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鸿沟和区别，即看不到古代社会的秩序是建立在体现人与人的依附关系的等级制度上的。法国社会人类学家杜蒙曾批评社会学领域流行的“社会阶层”概念，指出它在认识其他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时的不适用，这个概念是与西方的现代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因为它隐含了人生而平等的观点，寓意了人通过自由竞争可以在不同阶级间流动的理念[5]。对于研究古代世界，有点缘木求鱼。杜蒙认为那是一个与我们现代个人价值观完全相反的集体等级世界[6]。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古史学家芬利（MosesFinely）也指出，研究古代世界需要另外的概念和模式，不是一个经济占主导的世界，而是一个等级和地位荣誉占主导的整体世界[7]。因此，汉俑研究是古代社会的一种集体研究或整体研究，不可分而论之。俑代表的这个卑微集体或整体处于宏伟金字塔般等级制度的基础部分。

其四，就问题提出看，仅极少数艺术史学者认识到人的形象并非“三代”视觉艺术传统，俑这种人类形象是东周突现，秦汉迅速发展起来的。饶宗颐说过：“研究问题，要穷其源，源清楚了，才能清楚流的脉络。”[8]因此必须提出第一个问题，俑源于何处？第二个问题是，俑为何出现于墓葬？“三代”王族贵族以随葬青铜礼器为区别身份、等级的丧葬制度，并无随葬俑的传统。学者对此解释大多笼统以进化论辅以道德反省，或目的论认为俑是代替人殉而出现的。虽然商代晚期人殉兴盛是确定的，但西周的人殉情况并不清楚。况且东周俑出现后，人殉戛然而止了吗？身临其境的孔子都不这么认为。考古证据和文献告诉我们，东周俑随葬和人殉并行250年。几千年来人殉从未终止过。俑和人殉到底什么关系？同时，还可提出另一套问题来回答上述疑问。如“俑”字义考据、俑之文化起源、俑之造型起源、俑葬之思想起源、俑葬之社会起源、俑葬之制度起源等分别探讨。第三个问题是秦俑和汉俑造型风格差异一直悬而未决，也可以从起源上尝试新的解释。史载“汉承秦制”，秦制是什么制？秦制来源何处？近年来欧亚草原之路的发现和研究，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葬的最新发现和研究，让我们对早期秦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有新的认识。这些促使追问汉俑继承的是什么样的秦制？这种风格迥异必定另有原因。第四个问题是早期佛像造像和汉俑的关系，除了郑德坤和滨田耕作外，少有人注意俑在佛教造像艺术民族化、本土化和世俗化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南北朝时期俑和石窟佛教造像互动暗示什么？第五个问题是日本古坟时代墓前树立土偶习俗和相关传说，以及朝鲜贵族墓汉代无俑或明器随葬。这些和汉俑可能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狄宇宙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历史学家的工作不是去寻找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或者‘主要’原因，而是尽力去理解不同原因以及不同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9]这些受到汉文化影响的东方邻居的案例都可给汉俑研究以不一样启示和参考。其五，从美术考古学和俑研究的关系看。于宝田指出，中国俑历史悠久，时代递接清晰，文化内涵深奥，牵扯问题繁多，涉及学科庞杂的“文化遗物”。特点为综合博大而占世界“俑史”鳌头。与俑最靠近的研究领域就是考古学和美术史。从“考虑文物的综合价值”科学研究出发，综合两个学科特长，确立“美术考古学”的存在地位——是考古学和美术史互相包含、互为提携而形成的边缘学科。其学科优势在借鉴考古学型、式分类方法去发现时代演变和文化特质，又追究美术史看重的意境美的发现。这样，通过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可达到既能让人感受到考古学中的“时代美”又能让人领略到美术史中的“物质感”的目的。因此，一直为考古学、美术史钟爱的俑研究，在美术考古学中，就被期待既要发挥研究对象的作用，还要承担方法论的探寻，更要展开研究范围的课题拓展。这些对美术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确立、发展以及特色呈现都非常关键。因此，俑研究在美术考古学中存在，就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10]。

参考文献：

[1]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M]//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87.

[2]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下[M].郑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88.

[3]吴苑华.世界体系是5000年历史的人类历史体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3-14（B05）.

[4]巫鸿.美术史十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76.

[5]夏希原.发现社会生活的阶序逻辑——路易•杜蒙和他的《阶序人》[J].社会学研究，2008（5）：229-241.

[6]杜蒙.阶序人I：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M].王志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7]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M].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8]姜伯勤.饶学十论[M].济南：齐鲁书社，2012：198.

[9]罗新，郑诗亮.狄宇宙：丝绸之路的开端不是张骞，战国就出现了[EB/OL].[2015-05-12].

[10]于保田.美术考古学与俑像研究[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2）：97-109.

作者： 张青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讲师